文章是一篇法學類論文，主要講述了校園傷害事故責任法理的探究要求事項，本文講述了校園傷害事故責任法理的探究事項。本文選自：《法學研究》,《法學研究》刊載有關中國法治建設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論文。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辦刊方針，堅持學術性、理論性的辦刊宗旨，堅持高水平的用稿標準，以展現我國法學理論最新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摘要：校園傷害事故責任歸屬與承擔是校園傷害事故法理分析的核心之所在，而恰當的責任歸屬與承擔是建立在對學校與學生之間法律關系正確認識的基礎之上的。目前，法理界對學校與學生之間法律關系的認識并不完全一致，這必然導致校園傷害事故歸責中的主張不一。

　　關鍵詞：校園傷害,法學管理,法學論文

　　一、校園傷害事故內涵的法理界定

　　根據2002年教育部所頒布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2條的法律規定，本文所探析的校園傷害事故是指在學校實施的教育教學活動或者學校組織的校外活動中，以及在學校負有管理責任的校舍、場地、其他教育教學設施、生活設施內發生的，造成在校學生人身損害，導致傷、殘、死亡或其他無形損害的事故[2]1.把握校園傷害事故的定義要旨，需要關注以下幾點：

　　一般而言，校園傷害事故之“校園”既是一個時間概念，又是一個地理范疇。就前者而言，我們一般把在上學期間發生的傷害事故納入校園傷害事故之列。即指按照學校的作息時間表，自學生到校后至放學前均屬于“上學期間”，如果所屬學校為封閉式的寄宿制學校，則24小時均為“上學期間”。就后者而言，我們一般把發生在校園之中的傷害事故認定為校園傷害事故。即是指以學校的圍墻為界，發生在圍墻之內的傷害事故是校園傷害事故;反之，發生在圍墻之外的事故則不在校園傷害事故之列。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傷害事故，雖然不是發生在上學期間或者學校圍墻之內，但是，與學校實施的教育教學活動或者學校組織的校外活動有著直接的關系，這些事故也應被認定為校園傷害事故。

　　受到傷害的主體是特定的。校園傷害事故的受傷主體是特定的，即特指在各級各類學校和教育機構中接受教育的學生，尤其是未成年的學生。教職員工或者其他社會成員在校園之中受到傷害不屬于本文所指校園傷害事故，其責任認定按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歸責。認定傷害的主要依據是可見的、外在的人身傷害，也可考慮精神因素在內，但以前者為主。校園傷害事故內涵的法理界定是判定校園傷害事故外延的前提與基礎，也是校園傷害事故責任認定若干問題法理辨析與澄清的邏輯起點。

　　二、學校與學生之間法律關系的法理辨析

　　(一)既有的學校與學生之間法律關系的理論主張。

　　當前，學術界關于學校與學生之間法律關系的主張大體有三類：監護人說;契約說;教育、管理、保護說。

　　(二)學校與學生之間法律關系的法理辨析。

　　學校與學生之間法律關系的厘定直接決定了校園傷害事故的責任歸屬與責任承擔。因此，對學校與學生之間法律關系的澄清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1.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不是監護關系。筆者認為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不是監護關系主要基于以下幾點原因：首先，“監護說”缺乏法律依據。為了監督和保護未成年公民的人身、財產以及其他合法權益，我國民法設立了專門的監護制度。根據我國民法規定，監護主要包括法定監護與指定監護。而學校既不在法定監護之列，也不在指定監護的范圍。《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22條規定：“法定監護人可將監護人職責部分或全部委托給他人。”但是，鑒于監護之于未成年人的重要性，筆者認為，委托監護必須滿足兩個要件：意思表示、書面委托協

　　議。但是，校園傷害事故中，未成年學生的法定監護人與學校之間既沒有明確的委托監護職責的意思表示，也沒有簽訂書面委托協議書。因此，委托監護是不成立的。其次，學校也不享有履行監護職責所必需的相應權限。“根據民通意見第10條的規定，監護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保護被監護人的身體健康，照顧其生活，管理其財產，代理其進行民事活動，在被監護人權益受損或與人發生爭議時，代理其進行訴訟。”[2]6而除了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安全之外，其他職責，學校均不享有履責的權限。

　　再次，學校也不具備監護能力。對未成年人的監護是需要有充分的監護能力為前提與保障的。家庭監護是多對一的、聚焦式的監護，有很強的監護能力。而學校、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則是一對多的發散式的關系。另外，未成年學生對外在世界充滿了新鮮感與好奇心，又不具備基本的自我保護意識與能力。因此，學校、教師不具備監護為數眾多、處于事故易發期的未成年學生的必需的能力。

　　2.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也不是契約關系。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是否是契約關系，論文格式關鍵是看其是否具備契約關系的最本質的特征。契約理論認為，契約是當事人之間產生、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為[3].契約關系最本質的特征有“自愿”、“有償”和“等價”。“自愿”是契約關系最核心的屬性;“有償”描述的是契約關系的目的屬性;“等價”是契約關系遵循的原則屬性。以此為依據，可以對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逐一作出分析：首先，無論是從作為法律關系主體的學校，還是從學生來看，教育關系的形成并非基于完全“自愿”的準則的。從校方來看，無條件接受適齡兒童與青少年入讀是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必須履行的義務;非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接受學生入讀可以設定條件，但是所設條件必須符合國家教育法律的規定，不是學校自由意志的體現。

　　從學生角度來看，非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雖然可以自由決定是否接受教育，但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接受教育則是強迫的、非自愿的。其次，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也區別于以“有償”為目的的服務合同關系。主要在經濟領域實行的契約關系是帶有明顯“有償”目的取向的。但是，在我國，無論是由國家舉辦的公辦學校，還是由社會力量出資舉辦的民辦學校，均不能以盈利為目的舉辦教育。

　　我國2002年《民辦教育促進法》第3條規定：“民辦教育事業屬于公益性事業”，這就意味著民辦學校雖然可以取得“合理回報”，但是，不能以“有償”為目的。再次，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也不符合契約關系的“等價”原則。一份價錢一分貨，“等價”是契約關系形成的基本原則。

　　但是，學生所繳納的學雜費與其所接受教育的總成本之間其實是不等量的。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的學生免收學雜費，教育成本全部由國家埋單;非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的學生雖然需要交納一定數額的學雜費，但是，其所繳納學費遠遠低于其所接受教育的總成本，政府、學校、學生等各方成本分擔是其基本的學費機制。

　　3.學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應該定位為教育、管理的關系。學校與學生之間的監護關系說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校園傷害事故中適用監護理論，不利于保護學校的權利，不利于學校教育教學活動的順利進行。而如果把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界定為契約關系，那么，校園傷害事故發生之后的法律依據則是《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等法律，這又不利于保護學生的實行性權利，以體現實體法“弱者保護”的立法精神。

　　學校與學生之間法律關系既有法律關系的一般屬性，更應彰顯教育關系的獨有特性，校園傷害事故中學校與學生法律關系的界定應該從教育法律中尋找法律依據。《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以及《侵權責任法》中均有相關法律條文規定學校負有教育、管理學生的義務和責任。可見，該法也認為，學校對學生履行的是教育、管理的職責。總之，學校與學生之間法律關系應該定位為教育與被教育、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