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出現的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當代生態問題、探討解決生態危機途徑的一種思想流派，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潮中最有影響的流派之一。從1956年6月阿格爾首次提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以來，日本學界從不同的視角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論文在這些成果的基礎上，從六個方面對日本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進行了研究：由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而生發的“自然危機生產關系說”、由對機械自然觀的批判而生發的“自然有機論”思想、由對生態價值主體的探討而生發的“自然環境倫理”思想、由對“循環”和“共生”的關注而生發的自然民生思想、由對權力變遷的文化體認而生發的自然民主思想和由對自然敬畏的深刻體悟而生發的自然生命思想。

　　關鍵詞：日本 生態學 馬克思主義 自然觀 研究

　　引言

　　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最有影響力的流派之一，“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當代的生態問題、探討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在這一領域，國內學者的研究雖然較為系統并完善地評析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各學派的思想，但對這些思想的自然取向的研究卻十分匱乏。在百度欄搜索，沒有一篇論文是研究日本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本文不吝賜教，打算在傳統研究資料的基礎上，嘗試探討日本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自然思想，以期拓展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深度。

　　1956年6月，加拿大學者本•阿格爾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阿格爾指出，在文獻互譯學上，英語中的“The Ecological Marxism”可以被理解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早在20世紀40年代由德國聯合出版集團出版的霍克海默爾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的辯證法》一書(1947)中就已出現。該書指出，由啟蒙精神所產生的認識論所認為的“認識自然的目的就是為了控制自然和奴役自然”的觀點是極其粗糙的，由于我們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作為自為存在的自然，因而我們越是想取消對自然的奴役卻越是深深的陷入了自然的奴役之中。作者進一步指出，整個歐洲的文明就是在這種理念的支配下不斷演進的。隨后，在歐洲大陸，出現了一大批研究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專家和學者，典型代表人物有安德烈•高茲、詹姆斯•奧康納、威廉•萊斯等。20世紀60年代以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貿易國際化的加速，再加上由數據集成技術而引發的期刊網絡化的出現，肇始于歐洲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迅速向全球擴展開來，作為亞洲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思想界所受影響最深。由于思想傳播的特殊性，使得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在日本各大學和研究機構中蔚然成風。

　　由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在反思生態危機的基礎上所生發出來的思想，所以，無論在歐洲還是在日本，甚或其他國家，關于“自然問題”的探討便突出到最基本的位置。這其中的論題主要圍繞：一是相對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來說，自然環境的保護在社會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巨大的作用，與此對應，生態問題已經成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發展中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已經由經濟危機轉化為自然生態危機。二是應該節制異化消費，使人的自然本性得以回歸。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正是由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異化消費”才導致了人性的扭曲，從而使各種生態危機得以爆發。三是“穩態”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可能成為人類擺脫自然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四是我們必須學會用自然意識改造傳統的文化觀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理論，用“控制自然的觀念”來逐漸克服由于科學技術在運用不當和失控狀態下造成的一系列極其復雜的社會問題，如環境惡性污染問題，資源浪費問題，生態嚴重失衡問題。

　　日本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雖然是步歐洲思想研究的后塵，但卻呈“姹紫嫣紅”之勢。這其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尾關周二、島崎隆、牧野廣義、藤原保信等。日本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學者一般認為，正是由于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才鑄就了一部輝煌的人類歷史。在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作為認識主體的人類對整個自然界以及人與自然相互關系的認識，必然會在理念層面形成一定的思想和認識，這些思想和學說雖形式各異，但均可稱為自然觀。自然觀不僅決定著社會實踐活動的方向，而且還決定著人們行為的方式和目的。反思當今全球性的環境危機，我們發現，這些危機的實質就是人類與自然相互作用方式發生的危機。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并正確理解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和過程，只有這樣，才能擺脫這些危機的束縛，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價值層面上，形成正確的自然觀也是當今社會面臨的重大時代課題。總體上講，日本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研究的主要論域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由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而生發的“自然危機生產關系說”

　　二戰以后，由于日本政府采取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別是重化學工業的經濟倡議，使得日本的城市化速度得到了極快的提升，大規模的城市化必然造成大量的生活垃圾污染和化學廢料污染。對此，很多日本生態學者指出，環境的破壞和疾病的爆發與重化污染存在必然的聯系。由于政府沒有很好的控制重化工業的發展，一味的追求所謂的經濟效益，使得污染由廠區附近逐漸擴大到周圍的農村。這些災難性后果的產生不僅是對人自然存在的巨大威脅，而且也使得各地相繼發生了極其嚴重的污染糾紛事件。基于這種情況，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治理措施，在全國各地大規模的開展了工業結構的調整工作。應該說，政策初期的效果是比較好的，但伴隨著治理成本分攤問題政治談判的擱淺，各地已經開展的治理活動則被迫停止，治標不治本的現象相繼出現，最后竟出現了“反向治理”的現象(借政策治理瘋狂排污的現象)。

　　對此，以渡邊浩為代表的“自然危機論”者首先發出詰難，指出企業公害的發生是有深層的社會歷史原因的，這種深層次的原因便是自然關系的危機。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大多是屬于應急性的，不具備連續性。具有極大跳躍性的政策不僅沒有觸及到企業公害發生的深層原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公害發生的助推器。隨后，丸山真男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展開了對公害的討論;對農民和市民的生產和生活的災難的討論;對國土資源濫用的討論;對社會資本投資失敗的討論和對資本主義獲利本性的討論。這些觀點一般被稱作“自然危機生產關系說”。支持這種觀點的有都留重人、中村孝俊、中村靜治等。

　　“自然危機生產關系說”看到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弊端，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具有很強的批判意義。首先“自然危機生產關系說”明確提出了引起公害企業的加害者責任問題。強調要以公害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程度來依法追究加害者的責任。其次“自然危機生產關系說”并沒有把公害發生的原因簡單歸結為技術進步的因素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因此，這就從自然傷害的層面剖析了人類對自然施加的各種外在影響，因而深得大多數反對公害的人的大力支持。但另一方面“自然環境危機生產關系說”也遭遇了來自反對者的詰難。他們質問：既然資本主義社會頻繁發生自然環境的危機，那么社會主義就永遠不會發生經濟危機了嗎?作為反對者的代表，山口定就提出反駁：社會主義自產生之日起，就一直面臨著由于政治偏差而引發的經濟危機。這些危機的發生當然與自然的有效供給有關，但在社會層面上也與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有關。伴隨著反對者的批評，日本國內“自然危機生產關系說”的支持者已經漸趨減少，大多數的學者開始轉到其他領域進行研究。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宮本憲一公開承認了以前對社會主義國家公害說明的不足，承認了自己作為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最初想建立公害理論的過程中所犯的錯誤。與此同時。他根據“中間系統論”重新展開了對公害深層原因的探討，進而提出了他自己的“自然危機結構論”思想。宮本憲一指出，認識自然環境的破壞原因，應當從全部現存的政治經濟結構中，而不僅僅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去尋找。

　　由對機械自然觀的批判而生發的“自然有機論”思想

　　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把新的自然觀的探討納入了他們的探索領域。他們認為，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自然觀的精髓和要旨必須在反思的基礎上進行。沒有對自然的省察就不可能產生對自然的理解。自然和人類的有機聯系并不是上帝的預先安排，而是人類和自然相互需要的必然訴求。近代機械自然觀的先天缺陷就是沒有看到二者之間有機聯系，一味的強調人對自然的征服和虐待，而忽視了自然的自在訴求。對此，藤原保信認為，機械論自然觀是近代科學思維方式的產物。古代和中世紀的目的論、層次論的自然觀演變為近代機械論自然觀的歷史，就是人類逐步遠離自然的歷史。在這一過程中，人類往往遵循因果規律來理解“被客體化了的自然”，也就是說人類始終把自然當作人類征服的對象，而從來沒有考慮自然的感受和承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