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40年代華北各根據地相繼頒布了新婚姻條例，這些條例的出臺給各根據地鄉村婦女帶來了婚姻生活發生變遷的機會。然而在戰亂、災荒以及鄉土社會經濟尚未發生根本性改變的情形下，鄉村女性的婚姻觀念、家庭生活、兩性關系等變革程度難以用“政策—效果”模式進行概括。在傳統、革命與性別等多重因素作用下，鄉村女性對新政策的反饋，彰顯了基于個人利益的主體性與能動性，抗爭探索婚姻的新路徑;同時又處于無可奈何的被動之勢，聽天由命、遵循傳統女性的婚姻模式。這既打破了我們對傳統鄉村女性原有的他者身份與歷史地位的認知，又凸顯了婦女解放道路的曲折與復雜。

　　關鍵詞:婚姻政策;鄉村女性;華北鄉村;婚姻生活

　　關于革命根據地婚姻的研究，學界主要從“婚姻與立法實踐”“婦女解放運動與女性婚姻家庭地位”“婚姻制度與家庭變革”以及“女性婚姻觀念與婚俗”等四個維度展開。①隨著性別理論在多學科廣泛運用以及新革命史研究范式的興起，女性逐漸成為婚姻問題研究的聚焦點。然而，從女性角度切入探討婚姻政策頒布后鄉村女性的切身體悟與應對的文章數量較少，本文以檔案資料為依托，以社會性別理論為指導，以女性視角為探討問題的基點。第一，考察20世紀40年代婚姻政策頒布后，在革命、戰爭、傳統等多重因素影響下華北鄉村女性的婚姻觀念、對婚姻政策的掌握和利用以及婚姻生活狀態、兩性地位等。以期從宏大敘事中剝離她們的生命體驗，還原歷史場景中真實的婦女形象。第二，通過對鄉村女性婚姻生活、思維慣性的關注，窺視近代鄉村社會運行的內在邏輯，探討傳統、革命與性別三者間的互動關系。第三，通過對20世紀40年代華北控制區女性婚姻實態的爬梳，體悟婦女解放的長期性與艱巨性。

　　一、婚姻觀念:多元下的迷茫

　　為踐行婦女解放精神和滿足讓女性走出家庭支援戰爭的需要，華北控制區各根據地自1940年初相繼頒布了新婚姻條例。②新婚姻條例的出臺，無疑是一場傳統婚姻家庭制度的深刻革命。從法律上直接賦予女性在婚姻上的自主權利，給女性婚姻家庭生活和男女性別關系帶來了變遷與重塑的機會。然而在戰亂、災荒以及鄉土社會經濟基礎尚未發生根本改變的情形下，鄉村女性婚姻觀念與變革程度卻未像想象的那般理想。

　　二、婚姻困境:強迫與不公

　　婚姻政策頒布后，華北鄉村女性的婚姻掀起了些許漣漪，性別秩序也獲得了重建的契機。然而婚姻不自由現象仍普遍存在，且出現了新形式。

　　(一)傳統語境下的婚姻困

　　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妻嫁漢、穿衣吃飯，是傳統婚姻觀念。雖至近代，西式婚姻理念逐漸在大城市悄然興起，但在較偏僻的華北鄉村，傳統依舊根深蒂固，父權文化并未日漸“式微”。因此，當婦女反對買賣婚時，常遭到父母責罵。對提倡的離婚自由，父母出于經濟、社會輿論等原因多持反對態度。相較于婆家給女性施加的壓力，娘家應承擔起“補償性親屬關系”的角色，但娘家人礙于傳統、經濟、姻親關系等因素多將嫁出的女兒棄置不顧，甚至直接出面阻撓。正如閻云翔所言，公眾領域發生的變化往往不會立即反映到私人領域，私人領域具有排外與封閉的性質。［7］60所以直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婚姻自主在華北鄉村仍難以見到。

　　(二)革命哲學中的工具婚姻

　　頒布婚姻政策、賦予女性婚姻自主權利的根本出發點在于動員廣大婦女、充分挖掘婦女的人力資源，以彌補戰爭與革命所致的人力短缺。然而她們在稍許掙脫傳統婚姻枷鎖的同時，又不得不服從革命整體利益。美國歷史學家L．S．斯諾夫里阿諾斯曾指出:“爭取婦女權利這項事業在婦女自身中間沒有得到優先考慮。在革命期間，她們主要適應本階級的需要而沒有適應她們作為女性的需要。”［11］199比如，女性的身體在戰爭中變成了攫取更多兵源的工具，但她們的利益訴求和切身感受卻被擱置了。榆次縣某村村干為了完成擴軍任務讓3個新戰士選妻，被選的女子都不情愿。村干部就威脅說:“你們不擁護新戰士，就別結婚了。”［12］岳北李方村村干的做法更加荒唐，他們讓即將參軍的農民隨便挑結婚對象。若挑選出的是已婚婦女，便動員該女子與丈夫離婚，若其夫不從，就命令該男人去服兵役。另一個村動員新戰士時，把轎子抬到哪家門口，哪家的婦女就被抬走。若哪個被“相中”的女子不從，遂派民兵去搶。［13］太岳區四地委統計稱:“動員給新戰士的女人是村村都有，有的還進行閨女村與村之間的互換。”［14］平順五區不完全統計，有70個婦女被迫嫁給新戰士。［15］在新丈夫離家上前線后，很多婦女因對解決婚姻問題感到無望暗自啜泣，那些一夜懷孕的則更是不幸。

　　三、弱者的“武器”:維權的合法與違規

　　“五四”以來，學術界長期將女性勾勒成被動、受壓迫、生活在暗無天日中、無反抗能力的形象。然而，本文認為不能將女性看成鐵板一塊，更不能忽視她們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傳統女性在某些層面會利用各種方式反抗傳統父系社會秩序和革命所帶來的不平等、規避利益受損，但她們采用的方式與達到的目的卻難與“婦女解放”直接勾連。

　　(一)依法維權

　　隨著革命與戰爭的進行，鄉村婦女逐漸有了利用組織與政策維權的意識。從當時各地的檔案中我們均能覓得一鱗半爪。如臨縣張家寨王子華去娶劉家莊劉姓女子時，該女子跑到區政府告發家里包辦婚姻，后經政府判決解除婚約。［17］阜平縣一50余歲的豪紳買得不到20歲的女子為妾，臨娶前該女子向婦救會求助，婦救會依據邊區禁止買賣人口納妾之法令力爭。［18］婚前利用政策求得結婚自由的女性已為數不少，婚后依托法令獲得離婚自由的更是不勝枚舉。一些女性充分利用關于離婚的法律規定，使用“感情不合”“虐打”等詞匯與家庭、政府抗爭。如潞城縣申海棠與丈夫感情一直不佳，申常因對婚姻不滿故意生事，男人憤而出手，她即借故提出離婚。［19］對女性提出離婚的審訊記錄中有大量的她們用官方詞匯回應離婚理由的案例。女性與組織、政策結盟有效地達成自我婚姻訴求。一方面，婦救會、政府成了她們解決自我問題的場域;另一方面，在這些法律條例的明文規定中尋找到了可憑之據，極力將自己塑造成弱者的形象，進而訴說符合政策的“不幸”與“痛苦”，她們已開始有意識地利用法律保護自己。

　　(二)違規訴求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華北鄉村，傳統婚姻仍占主導地位，女性多無法自主選擇結婚對象，婚后對丈夫又有諸多不滿，長此以往造成夫妻感情不和。在較閉塞的環境中，發生婚外性關系成了她們排解對婚姻不滿之感的主要途徑。武鄉五區樹早村的田成家與丈夫感情不好，嫌丈夫外貌不佳，再加之貪圖小利與別的男人茍合。［20］和順東關的李改梅對自家男人樣樣不滿，婚后夫妻關系不睦，該女子常與他人通奸。［21］

　　結語

　　新婚姻政策下沉到鄉村社會過程中，不斷與基層磨合，其間充溢著法律與習俗、兩性關系、新舊婚姻觀念等多方的沖突與博弈。女性婚姻實態折射出鄉村社會中舊有習俗勢力根深蒂固，維系家庭與農業生產的傳統父權觀念一直占據主導地位。20世紀40年代華北鄉村并不具備實行婚姻充分自由的經濟與觀念條件，加之婚姻變革的復雜性，致使新婚姻政策推行過程中產生了一些矛盾與問題。

　　參考文獻:

　　［1］北岳三地委．關于婚姻政策執行的檢查(1943年)［B］．山西省檔案館，A44-7-2-1．

　　［2］白潮．鄉村法案———1940年代太行地區政府斷案63例［M］．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

　　［3］余華林．女性的“重塑”———民國城市婦女婚姻問題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4］“閨女接客娘不惱”常成娥母女太“自由”［N］．新華日報(華北版)，1942-8-8(4)．

　　王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