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現代化進程包含在先的經濟現代化及隨后的政治現代化，前者的方法論和表現形態分別為經濟體制改革及“四個現代化”，后者則是政治體制改革及治理現代化。無論現代化之進程如何，法律皆在其中發揮著尤為重要的功能。中國經濟現代化如今先行已遠，與之相照應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亦隨之建立并完善。而隨后的政治現代化因諸多緣由卻未能緊隨其后，由此致使以公法為主體的民主政治法律體系無法充分健全。此般境況無疑成了作為整體的中國現代化實現之掣肘，因為經濟現代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政治現代化必然無法繞開。鑒此，作為政治現代化之實現方式的公法便得以也應當“出場”，此可謂之為走向公法時代的中國法治。

　　關鍵詞：中國現代化進程；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民主政治法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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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乃至19世紀中葉至今的中國歷史，皆可謂之為現代化實現的歷史。與世界范圍內其他后發現代化國家一般，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亦是步履維艱。現代化是一個目標，是一種追求，國家的力量于是就很重要了，因為需要依靠國家來推動現代化，有時甚至還需要強制實行現代化[1]（P6-7）。故此，共和國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為中國現代化的實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后中國的現代化亦由此得以較為有效的推進，但在此期間現代化的實現進程亦不乏諸多滯礙。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的一次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的根本指導方針[2]，中國的現代化才可謂正式步入常規且高速實現的進程。在整個中國現代化的實現進程中，法律應當扮演著尤為重要的角色的，現代化進程中法律的“影子”應是隨處可見的。究其緣由，一是由于法律本身即為現代化之一方面。我們現在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工商業，乃至于農業，總之整個社會的各方面，無一端不在向現代化的目標前行，因此我們的法律制度自然也不應當再朝一個相反的方向去走[3]。二是由于法律之于現代化而言，其角色就是要推進對現有社會秩序的全面改造和重新構建，亦即國家以法律的形式來推進這一現代化工程[4]。在此過程中，法律的“立改廢”其實是對既有陳舊的社會秩序的摒棄與重建。概而言之，法律一方面是現代化本身，或者說是現代化的對象；另一方面，法律又是現代化實現的工具和手段。

　　二、中國的現代化及其實現進程

　　中國現代化的啟動始于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但在此之后的近百年來，中國現代化是革命型的波折式推進，期間多次出現模式的變換，且現代化進程中所呈現出來的發展也是極不平衡的[5]（P497）。甚至在共和國成立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依舊模糊不清，中國現代化的內涵依然處于變化不定的過程。直至毛澤東于1959年底至1960年初提出所謂的“四個現代化”之后，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和內涵才算是基本成型。但所謂“四個現代化”其實并非現代化的全部意涵，其僅僅是經濟層面的現代化。因為發展中國家很容易在經濟增長與“現代化”之間劃等號，把高度發展的經濟與高度發達的技術作為現代化的唯一標志[1]（P2）。與此同時，現代化絕非一個固定的概念，絕非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其乃是一個歷史的概念、發展的概念[7]。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的執政黨，其在設計中國現代化方案之初其實是忽略這一點的，但在一番經歷之后又察覺到了這一點，表現為其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外又開始施行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如此一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其實是一種所謂的“雙重奏”，即在先的經濟現代化及隨后的政治現代化。

　　三、經濟現代化、法治經濟與市場經濟法律體系

　　如上所述，中國現代化進程包含著在先的經濟現代化及隨后的政治現代化。且無論現代化之進程如何，法律皆在其中發揮著尤為重要的作用。而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可具化為所謂的“四個現代化”，同時，經濟現代化的目標亦可概括體現為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其實是實現經濟現代化的最佳經濟形態。再者，健全的市場經濟從來就是法治經濟[29]，此時，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制度便顯得尤為重要。這也是中國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斷強調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原因。不過，若置于國家整體的法律體系之層面來考察，所謂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其實只是國家法律體系之一部分。易言之，一國之法律體系所涉事項及領域諸多，而其中僅是有限的一部分與經濟相關。

　　參考文獻：

　　[1]錢乘旦，楊豫，陳曉律.世界現代化進程[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

　　[2]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A].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0.

　　[3]陳之邁.中國政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55.

　　[4]蘇力.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和法治[J].法學研究，1998，（1）：4

　　秦前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