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來福建省不斷發揮福建自貿區福州片區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交流合作重要平臺的功能優勢及古城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起點的地域優勢，積極踐行“一帶一路”倡議，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往來日益緊密且成果豐厚，這其中閩籍僑胞、閩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了便利閩籍僑胞和閩商通過仲裁解決商事爭端，更好的保護他們的權益，設立“一帶一路”閩商國際仲裁院既有理論可能性也有現實必要性，具體可從仲裁員的選任、仲裁規則的制定、互聯網和大數據等現代科技手段的運用以及加強與國內外仲裁機構合作等方面入手構建“一帶一路”閩商國際仲裁院?‍‌‍?‍‌‍‌‍?‍?‍‌‍?‍‌‍?‍?‍‌‍?‍‌??‍?‍?‍‌‍?‍?‍?‍‌‍‌‍‌‍‌‍?‍‌‍?‍???‍?‍?‍?‍?‍?‍?‍‌‍?‍‌‍?‍‌‍‌‍‌‍?。

　　關鍵詞：“一帶一路”；國際仲裁院；國際商事仲裁

　　一、問題之緣起

　　開放的世界需要國際社會成員加強合作，而廣闊、堅實、互利的合作平臺則是推動合作順利進行的必要基礎。作為國際社會中重要的經濟實體，中國一直以來都在為構建互惠互利的合作平臺而努力。自2013年中國提出全世界齊心協力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我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發起國，積極推進倡議的實施，同時，倡議也得到沿線國家的熱烈響應，幾年來，我國與沿線各國已經建立起緊密、縱深的合作關系。截止2019年8月底，我國已與涵蓋亞洲、非洲、歐洲、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的136個國家和30個國際組織簽署了195份“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佚名：《已同中國簽訂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國家一覽》，

　　二、設立“一帶一路”閩商國際仲裁院的現實需求性分析

　　應運而生的事物需要滿足現實的需求性。筆者提出設立“一帶一路”閩商國際仲裁院的建議正是基于仲裁能夠滿足閩籍華商和閩商希望高效、公正、便捷解決在“引進來”和“走出去”過程中遇到的商事爭端的需求。

　　三、設立“一帶一路”閩商國際仲裁院的可行性分析

　　從愿景到現實除了需要具備需求性外，還需具備可行性。筆者認為，設立“一帶一路”閩商國際仲裁院除了具備上述的現實需求性外，已經具備了以下可行性。

　　（一）國家出臺、實施的一系列文件為設立“一帶一路”閩商國際仲裁院提供了政策支持

　　仲裁憑借著靈活性、保密性、高效性及跨國可執行性的優點已成為國際上廣泛認可的用于解決商事爭端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年來我國也越來越重視仲裁在商事爭端解決方面作用的發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支持中外當事人通過調解、仲裁等非訴訟方式解決糾紛”。2018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中明確規定：“支持具備條件的國內仲裁機構開展涉‘一帶一路’國際商事仲裁”。2018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組織召開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座談會，發布并正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關于確定首批納入“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國際商事仲裁及調解機構的通知》，確定了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深圳國際仲裁院、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北京仲裁委員會、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五家國際商事仲裁機構作為首批“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解決平臺多元化解決機制的仲裁機構，為形成“一站式”國際商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提供了制度保障。201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關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若干意見》指出，仲裁是我國法律規定的糾紛解決制度，也是國際通行的糾紛解決方式。充分發揮仲裁在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和便捷、高效解決糾紛等方面的作用，對完善多元化解糾紛機制，公正及時解決矛盾，妥善化解糾紛，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改革開放，保障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值得關注的是，2019年10月8日，國務院第66次會議通過并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其中第六章第66條[《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第66條：國家完善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為市場主體提供高效、便捷的糾紛解決途徑。]、68條[《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第68條：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整合律師、公證、司法鑒定、調解、仲裁等公共法律服務資源，加快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全面提升公共法律服務能力和水平，為優化營商環境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務。]均規定了仲裁在優化營商環境中的重要作用。

　　上述無論是國務院出臺的文件，還是最高院發布的司法解釋，都明確發出“商事仲裁是解決商事爭端重要的途徑之一，商事仲裁是推動市場經濟有序發展不可或缺的保障手段”這一訊息，也為設立“一帶一路”閩商國際仲裁院提供了政策方面的支持。

　　（二）多所高校、研究機構的理論研究成果為建立“一帶一路”閩商國際仲裁院奠定了理論基礎

　　理論研究是構建制度框架，實施具體措施的前提和基礎。中國國際商會、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和國際商會于2018年9月16日聯合舉辦了2018年“一帶一路”國際商事仲裁高級別對話會，來自中國、印度尼西亞、意大利等十余國的企業代表、仲裁員、律師及高校代表200余人參加了對話會，就公司股權糾紛仲裁、投資者與東道國的投資仲裁、金融糾紛仲裁展開專題討論。專家、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對完善國際商事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也推動了“一帶一路”法律建設進程。尤其值得關注的是，2019年11月6日，“一帶一路”仲裁機構領導人高端圓桌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以下簡稱為“貿仲”）發起并邀請包括國際商會仲裁院、德國仲裁院、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在內的28家國際仲裁機構和13家國內仲裁機構參加了該次會議。參會代表從各國仲裁與司法制度出發，分別介紹了各自仲裁機構在“一帶一路”爭議解決中扮演的角色、發揮的作用，生動展示了各自具有代表性的實踐做法和成果，分享了在推動“一帶一路”爭議解決機制發展中的經驗。另外，會議代表還審議通過了貿仲提出的《“一帶一路”仲裁機構北京聯合宣言》（以下簡稱為《北京聯合宣言》）。簽署宣言的各個仲裁機構表達了加強合作、增進對話和發展“一帶一路”仲裁機制的決心。除了上述的會議研討、經驗分享外，目前國內很多研究機構，例如中國政法大學仲裁研究院、西北政法大學仲裁規則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學絲綢之路國際法與比較法研究所等也就“一帶一路”仲裁展開了相關研究，并形成了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為設立“一帶一路”閩商國際仲裁院奠定了理論基礎。

　　四、設立“一帶一路”閩商國際仲裁院的建議

　　（一）仲裁員的選任應確保來源國際化與行業專業性

　　仲裁員是仲裁裁決的作出者，因此，爭端當事人對于仲裁員的選任都十分謹慎，也希望涉及自身利益的爭端能由本國國籍的仲裁員裁決以消除裁決有可能不公正的疑慮。在選任仲裁員方面，筆者有如下建議：

　　其一，“一帶一路”閩商國際仲裁院除了基于專業性、權威性的考慮外，還應兼顧仲裁員來源廣泛性的要求——沿線所有國家都有資格派出本國仲裁員的權利，做到仲裁員來源滿足全覆蓋“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地區）的要求，而且，境外仲裁員比例不少于仲裁員總數的三分之一。筆者認為，仲裁員結構的國際化，有利于建設更具有兼容性的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促進“一帶一路”營商環境建設。

　　其二，仲裁員的專業性應與閩商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業布局相契合。閩商在長期的海外經貿發展中形成了相對固定的優勢行業和領域，為了更好的保護閩商利益，選任的仲裁員在專業性上要與閩商的海外產業布局具有契合性，這樣在仲裁過程中才能就商事爭端提出更為專業性的解決方案。另外，隨著閩商海外經貿活動開展區域的范圍越來越大，選任的仲裁員也應在金融與資本市場、房地產與建設工程、高科技與知識產權等重點行業和新興領域更具有代表性和公信力。

　　（二）吸收、借鑒先進的國際仲裁制度制定高水平的仲裁規則

　　仲裁規則是仲裁機構執行仲裁程序的行為規范，也是人民法院對仲裁裁決效力進行司法審查的依據。因此，制定一套完備又有針對性的仲裁規則應該是設立“一帶一路”閩商國際仲裁院的重中之重。筆者建議，制定仲裁規則時要充分借鑒國際仲裁領域的先進仲裁制度，例如《新加坡仲裁規則2016》中的“多份合同仲裁及合并仲裁”“追加當事人”以及國際仲裁領域廣泛采用的臨時仲裁制度。尤其是臨時仲裁制度，該項制度由于具有當事人自主性更高、仲裁庭自主權更大等優勢已經得到很多國家的認可、采納，但在我國，盡管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對臨時仲裁給予了認可，但現有的仲裁規則中很少有對臨時仲裁作出相關規定。與國際大多數仲裁規則的脫節容易導致當事人放棄選擇我國仲裁機構作為爭議受理機構，因此，筆者建議，在設立“一帶一路”閩商國際仲裁院時其仲裁規則的制定應注意廣泛吸收、借鑒國際仲裁領域中的先進制度，力求與國際仲裁領域新規則接軌。

　　劉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