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的關鍵一步。黨的十八大以來，衛生與健康事業取得巨大成就。全民健康助力全面小康布局下，通過反思消化疾病防治現況，對防治新理念和策略提出了建議。明確了基層和偏遠地區依舊是疾病防治重點，鼓勵切實踐行早診早治消化道腫瘤，力薦全社會聯動重視慢性肝病規范化治療，強調了消化病學和心身醫學密切結合防治功能性胃腸病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關鍵詞】全民健康;全面小康社會;消化系統疾病;治療策略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目標，至2014年12月“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倡議布局完成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為“四個全面”的總目標，并被定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的關鍵一步”［1］。為實現全面小康，全民健康建設是繞不開的重要話題。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健康建設。十八大以來，我國衛生與健康事業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群眾健康水平顯著提高，為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目標夯實了基礎［1］。2019年1月13日，習總書記總書記調研江蘇省鎮江市丹徒區世業鎮衛生院時再次強調: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他繼續強調醫療衛生工作重心下移、醫療衛生資源下沉，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真正解決好基層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2］。但我國幅員遼闊，醫療水平參差不齊。各級政府和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在公共衛生建設、醫療機構的信息化建設、基礎設施建設、醫改、健康扶貧精準發力等方面已取得舉世矚目成就［1］。作為臨床一線醫務工作者，筆者從臨床醫生角度，結合個人體會，提出數點思考。

　　一、基層和偏遠地區依舊是消化疾病防治的重點

　　我國醫療事業總體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優質衛生資源整體配置不均衡。和大城市大型醫院/醫療服務中心林立不同，基層和偏遠地區缺醫少藥一直是公認的頑疾。2008年5月開始，短短2年內，我國奇跡般地建立了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完成了從制度設計到實際操作的全過程。隨著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實施，部分解決了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目前全民醫保已入深水區，筆者以為待改善的就醫情形尚有以下幾點:患者居住地離可有效提供醫療服務的機構較遠;患者傳統不良就醫習慣常致小病變大病，大病變絕癥;部分患者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報銷比例低、只有住院才能報銷，導致基層和偏遠地區就診率和住院率遠遠低于實際所需;部分區域醫療機構(主要指縣醫院)服務能力和意識尚待提升;雖然遠程和互聯網醫療獲取容易，涉及到報銷困難和對智能電子產品操作有一定的要求，大多數老人和兒童無法獲得該資源。

　　二、切實踐行早診早治事半功倍防治消化道腫瘤

　　據癌癥中心報道，2015年我國癌癥新發429萬余例，癌癥死亡281萬余例［3］。平均每分鐘有8例新發癌癥，5人因癌癥死亡。死亡率前6位為分別為:肺癌(59。1/10萬)、肝癌(31。6/10萬)、胃癌(30。1/10萬)、食管癌(20。6/10萬)、結直腸癌(16。5/10萬)和胰腺癌(8。9/10萬)［4］。除了第一位肺癌外，其余全部為消化道腫瘤。美國、日本腫瘤患者5年生存率為60%左右，而我國僅為31%［3］。相對于日本、韓國等消化道早癌發現率(70%以上)，即使在我國大城市，情況也不容樂觀(10～30%)，基層和偏遠地區差距更遠。由于對胃腸鏡檢查不必要的恐懼，我國民眾消化道早癌的篩查意識普遍不足，國內體檢亦未將胃腸鏡篩查納入范圍。即使高危人群大多也沒有及時進行或得到胃腸鏡篩查，往往等癥狀明顯時才就診。但一旦出現癥狀時，往往超過八成患者已是中晚期。這類患者雖然理論上可采取手術、放化療、靶向治療、腫瘤免疫治療及中藥治療的綜合治療，但往往事倍功半，5年生存率低。近年來，我國胃癌防控可喜的變化是5年生存率上升到35。1%［5］，但與同樣胃癌高發國日本(60%)及韓國(69%)仍有一定差距，亟需進一步切實踐行早診早治、事半功倍地防治消化道腫瘤［5］。

　　三、全社會聯動重視慢性肝病的規范化治療

　　慢性肝病包括病毒性肝炎和自身免疫性、藥物性、遺傳代謝性等肝病。我國最常見的慢性肝病是慢性乙型肝炎(以下簡稱乙肝)、慢性丙型肝炎(以下簡稱丙肝)、代謝功能障礙相關性脂肪肝疾病(Metabolicdysfunction-associatedfattyliverdisease，MAFLD)及其并發的門靜脈高壓、肝硬化、肝癌。隨著乙肝疫苗廣泛接種、口服抗乙肝病毒藥談判成功、丙肝直接抗病毒(DAA)小分子藥物使用，國內病毒性肝炎及相關并發癥顯著下降，相反，經濟發展和生活方式西化導致的MAFLD已成為首位慢性肝病。

　　四、消化病學和心身醫學密切結合防治功能性胃腸病

　　功能性胃腸病(Functionalgastrointestinaldisorders，FGIDs)為最常見消化科疾病，患者占消化專科門診40～50%［15］。新版羅馬IV診斷標準中，FGIDs含成人6大類33種疾病、兒童2大類17種疾病。無論城市和農村，FGIDs發病率居高不下。最常見的五種FGIDs分別是功能性消化不良(FD)、腸易激綜合征(IBS)、功能性便秘(FC)、功能性腹瀉和功能性腹脹。由于FGIDs缺乏生物標志，易過度檢查，FGIDs疾病間重疊或共病常導致病情復雜。FGIDs常伴精神心理障礙，診斷難度增大，患者久治不愈，經濟負擔巨大，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15］。隨著對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心身醫學觀)的廣泛認同，目前對FGIDs發病機制的認知更新較大。由單一胃腸動力障礙疾病認知轉為與腸道菌群—腦腸軸、心理社會因素及各種生理過程異常(動力紊亂、黏膜屏障和免疫功能改變、內臟高敏感、飲食因素)相關的腦腸互動障礙(Disordersofgut-braininteraction)性疾病［16］。

　　消化病學和心身醫學在FGIDs上關系密切［17］。全民健康助力全面小康過程中，人們健康意識逐步提高，各種FGIDs伴隨的精神心理癥狀將逐漸增多。消化科醫師不僅要診治器質性消化疾病，還要重視諸多FGIDs患者。對FGIDs患者治療，除了患者教育、充分溝通心理和對癥治療外，抗焦慮抑郁治療不可或缺。傳統治療基礎上加用低劑量抗焦慮抑郁藥物，可顯著改善FGDIs患者身心及胃腸道不適癥狀。既往消化科醫生將大部分FGIDs患者轉診至心身醫學科/精神科，但由于患者對心身醫學科/精神科認知誤解，治療依從性差，療效往往不佳。為此，1993年在中華醫學會成立了主要由心身醫學/精神科醫生組成的心身醫學分會之后，中華醫學會消化分會近年來也成立了心身疾病協作組，此舉鼓勵更多的消化科醫生重視和研究FGIDs。該領域的佼佼者如上海仁濟醫院陳勝良教授已出版了《消化心身醫學—中西醫融合理論和實踐》專著供廣大醫生繼續教育使用。消化科醫生臨床使用的大多為低劑量抗焦慮抑郁藥物，安全有效。但消化科醫生畢竟不是專業的精神科醫生，在使用抗抑郁/焦慮療法中，必要時需和心身醫學科/精神科醫生緊密溝通合作，多種治療方法綜合使用，更好為患者服務。

　　五、小結和展望

　　和其他發病患者眾多的專科一樣，消化科治療理念的更新在全民健康助力全面小康過程中同樣意義重大。除了加強基層和偏遠地區醫護隊伍建設、民眾醫學常識普及和健康意識增強外，對消化疾病本身需重視腫瘤的早診早治，規范化治療慢性肝病以及消化病學和心身醫學密切結合防治功能性胃腸病。如此，將進一步促進我國民眾健康，為全面小康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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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許寶健．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N］．經濟日報，2020-05-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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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風尚陳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