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約翰·奧尼爾提出的“醫學身體”概念，獨立、系統地闡述了醫學與身體的關系，為審視醫學倫理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徑和理論生長點。基于身體社會學視角，從身體的缺席在場，再到作為權力、消費、醫學等身體復顯方式中發現，醫學哲學研究應通過“醫學身體”的概念范疇，逐漸解密身體的隱秘屬性、破除身體的“二元論”偏見，并辯證地認識到現代醫學危機源于將身體視為技術存在、權力存在、消費存在等原因。基于此，醫務人員及相關工作者應提升對當前醫學社會問題的哲學認知，并構建適應醫學發展規律的新型醫學倫理。

　　關鍵詞：醫學身體，潛態勢身體，身體復顯，醫學倫理

　　現代醫學發展的議題，不僅是人類能否戰勝病菌和疼痛、醫生能否醫治患者的生理性疾病，還是醫學如何更理性、更克制地回應社會關系的復雜變化，以及如何解決現代人對身體知識的焦慮與匱乏等問題。從傳統的醫患矛盾問題，到微整形泛濫和器官交易，再到２０１８年“賀建奎基因編碼事件”、２０１９年底的“民航、朝陽傷醫案”等，證明了傳統醫學的藩籬正不斷被打破，醫學在應對社會性事件中顯現出了“捉襟見肘”的困境，這一切讓醫學不得不去思考醫學與社會的理論與現實關系。缺失哲學、倫理學維度的醫學進步會降低醫學的溫度，不能回應社會諸多問題的醫學發展將會擴大醫學本身的負面作用。身體社會學者們始終秉持著這樣一個基本信念：身體雖是最易被忽略的因素，卻隱喻著社會關系中最基本的原始內核。杜治政［１］認為，借鑒外國學術界的成果，從身體視角認識疾病、認識醫患關系、認識醫學，是醫學哲學中的重大理論問題。“醫學身體”概念的提出，是身體諸多概念范疇中距離醫學最近的、最豐富的、最具有社會性質的概念。同時，該概念不僅會成為醫學社會化的重要概念之一，也將為我們進一步理解身體社會學與醫學社會學的關系、理解醫學倫理學面臨的諸多問題，起到了至關重要作用。

　　１醫學身體概念的提出

　　１．１身體轉向與醫學詰難

　　２０世紀５０年代的身體轉向始于：戰爭和第二波女性主義興起、西方社會人口老齡化、從生產轉向消費的資本主義結構轉換、對身體為何的知識焦慮［２］２７－３７。在尼采、梅洛－龐蒂、福柯助推下，西方的身體理論框架基完成。中國身體理論出場于“西風東漸”和社會轉型，作為哲學本體的身體和作為社會意義生成器的身體交相呼應，形成了關注中國問題的身體哲學、身體政治學以及身體社會學等社會科學范式。以“價值中立”為原則的自然科學將人類文明帶入了無比輝煌的現代社會中，然而諸如克隆技術“不假途男女之愛生產人的身體”、人工智能“代庖人的大腦”，這一切是人類“以身為殉”，“與理性富有、知識爆炸并行的是感性的貧困、生命感受的江河日下”［３］。作為生命科學對象的身體，正是在醫學技術不斷挑戰人類終極倫理價值中走向哲學社會學領域。而當前醫學哲學的研究主題，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從“意識哲學”轉向“身體哲學”，并視身體為醫學哲學理論體系中最基本、最深刻的概念［４］。

　　１．２五種身體形態與“醫學身體”的誕生

　　身體向來不是生物醫學的專屬，身體社會學興起旗幟鮮明地將身體置于更為開放的社會生活中，也就是說，我們所認知的身體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這種復雜性源于身體的生物屬性，但又不限于此，而是在身體的生物屬性和社會屬性相互交錯中顯現出多元的“身體形態”。奧尼爾在《身體形態———現代社會的五種身體》中首次提出了“醫學身體”概念，他雖然沒有明確地界定醫學身體的概念，但清晰地闡述了醫學身體是五種身體形態中的最具現代性的表達。

　　２身體缺席在場的理論與現實原因

　　柏拉圖［６］告誡：“帶著肉體去探索任何事物，靈魂顯然是要上當的。”與先哲不同，當代身體社會學家希林［２］５在其《身體與社會理論》序言中指出，有些理論總想著繞過“具身特性來說明社會行動，就會面臨難以解決的問題”。柏拉圖并不是唯一一個敵視身體的哲學家，同時，希林也不是唯一一個重新關注身體的社會學家。從先哲們到近代理論家們對身體的認知轉變，可以發現，身體歷經了從“缺席”到“復顯”的轉換。其中，身體的潛態勢和“內部臟器的隱形”特征加劇了身體的缺席，而醫學技術發展促使身體的復顯。

　　３身體復顯的方式

　　身體復顯既是一個歷史范疇，也是一個現實范疇，該概念描述了身體在歷經了社會學所述的“缺席在場”歷史困境之后，在當前現實社會中的逐漸顯性的狀態。我們認為，身體復顯理論上源于權力意識，現實上源于消費社會，特別是醫學技術進步和產業化趨勢，直接凸顯了身體的顯性地位。２０世紀末，社會學者及部分哲學家們逐漸把隱藏在傳統社會學中的身體概念“挑明”，并力求將身體本身作為對象，逐步融入日常生活化研究之中。隨著消費社會的到來，身體終于在形式上打破了與權力、消費和技術等因素間的“隱喻關系”，并隨著現代醫學技術進步及產業發展趨勢，成為日常社會系統中難以忽視的顯性因素。但身體社會學者們指出，從器官移植、基因工程、整形手術和運動科學中，醫學雖然給人們重新認識身體、改造身體提供了“一種包含諸多選擇可能和選擇權利”，但也加劇了身體受到別人控制的可能［２］３。換言之，聚焦在身體層面的權力意識、消費意識和醫學技術干預，雖然凸顯了身體的社會性表達，但其本質是以一種更為隱秘的消費方式和醫學方式，將身體降格為消費品。

　　４醫學身體的倫理困境

　　政治權力的實質是“支配肉體的權力技術學”［１３］３３，消費社會的到來以及現代醫學的發展進步也得益于技術更迭。因此，無論是作為權力的身體，還是作為消費的身體，抑或是作為醫學的身體，均蘊含著技術與身體的關系。奧尼爾以“配假肢的上帝”隱喻身體與技術的內在關系，指出“人類已經主動臣伏在科學技術的威力之下”，并在技術邏輯中形成五種身體形態。顯然，在權力因素、消費因素以及醫學因素的刺激下，身體雖然從“缺席在場”走向“復顯”，但其顯現出的各種社會倫理問題，特別是由技術驅動的醫學進步過程中所暴露出身體倫理問題，正制約著醫學本身的發展。正如劉虹教授［１６］所述：“身體未來的命運令人堪憂：身體醫療化將身體的每一個階段都置于醫學控制之下：從排卵、受精、懷孕、出生、養育、性行為、生病、衰老、臨終到死亡，尤其是疾病過程的過度治療；身體工業化的平臺上，身體是可以定做的產品，基因剪輯的客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定制寶寶，諸如此類每天每時都在發生的事件，只有在身體哲學的語境中才能獲得詮釋和解語。”

　　結語

　　哲學家們對身體的“二元論”偏見、身體本身的隱秘性，以及目前多數學者將醫學僅僅視作技術存在、權力存在、消費存在等原因，造成了“醫學身體”被忽視。科學技術進步作為醫學社會化動因之一，將醫學的矛盾，從處理人類與病菌、疼痛的自然關系范疇擴展到處理醫生與患者的社會關系范疇，因此，科學技術進步對醫學社會化的作用是顯性、外在的。而從作為權力存在的身體到作為消費存在的身體，再到作為醫學存在的身體發展史證明，對身體的認知，特別是身體社會學者們對身體雙重屬性的挖掘，是醫學走向社會領域的隱形、內在的動因。

　　參考文獻

　　［１］杜治政．梳理·整合·開拓·堅守：醫學倫理學的回顧與思考［Ｊ］．醫學倫理學，２０１８，３１（４）：４１０－４１８．

　　［２］希林．身體與社會理論［Ｍ］．李康，譯．２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張再林．作為身體哲學的古代哲學［Ｍ］．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２０１８：２３４－２３５．

　　［４］劉虹．醫學哲學：從意識哲學走向身體哲學［Ｊ］．醫學與哲學，２０１６，３７（９Ａ）：２５－２７．［５］奧尼爾．身體形態：現代社會的五種身體［Ｍ］．張旭春，譯．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９

　　陳天趙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