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從功能主義思路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已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并引起強烈情感共鳴。同時，在不斷“被問題化”的建構過程中，不要“污名化”留守兒童的呼聲也向來不絕于耳。通過檢討研究者和大眾傳媒這兩個社會問題建構中的重要行動者“夸大”、“污名”農村留守兒童的方式和過程，有助于進一步探索“去污名化”之后農村留守兒童“再問題化”的新思路。基于兒童權利視角可以發現，其實是產生大量留守兒童的社會結構有問題，而不是留守兒童本身有問題。而解決產生留守兒童的社會結構問題，需要實現城鄉協同、權利平等，且以“人”的福祉為終極關懷的發展模式，能夠惠及所有農村兒童。

　　關鍵詞：社會問題;農村留守兒童;污名化;社會類別化

　　1農村留守兒童何以成為“問題”

　　我國的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提出，到本世紀初以來開始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的。在學術界、教育界，不少熱心人士針對與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有關的方方面面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調查，這些社會調查的結果通過學術論文、調查報告等方式發表，并通過期刊、報紙、廣播、自媒體等多種方式的傳播而影響廣泛，喚起了社會各界對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重視，其觀點與結論也形塑了社會大眾對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基本印象。但在眾多資料中，也有不少關于農村留守兒童的研究報告、報道將留守兒童群體的偏向負面的特征刻板化、印象化，并由此掩蓋其他特征，或將負面案例不適當地普遍化，讓人誤以為這是留守兒童群體的基本特征。由此，一些研究者也已持續發出不要“污名化”農村留守兒童的呼吁。

　　2“污名化”的觀點根源在于科學性問題

　　上述關于農村留守兒童的調查研究結論或定性判斷，對社會大眾形成對農村留守兒童的認知提供了新近的素材。但是，這些對于問題規模的判斷、定性觀點準確嗎？如果是夸大其詞，顯然存在“污名化”的嫌疑。如果是事實，即使令人看了心存憂思，仍不得不接受事實，并設法改善這種局面。農村留守兒童群體其具體規模究竟有多大？人口學家段成榮教授等人分別依據2000年“五普”0.95‰抽樣數據、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調查資料和2010年“六普”長表抽樣數據完成的四份權威報告[6]表明，就所論及的四個時間點情況來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龐大毋庸置疑。其中，依“六普”長表126萬人口樣本量統計推算，全國0~17周歲農村留守兒童共6102.55萬。前述“921萬留守孩子一年都沒有見過父母”、“1518萬名留守兒童每年與父母聯系次數少于3～4次”的推算依據，就是來自于段成榮教授等人的這一研究報告。

　　3反“污名化”更需要兒童權利視角

　　關于農村留守兒童“問題”規模和定性的科學性方面的檢討，常常被一些學者以為是鉆牛角尖。對一個社會公認且已被權威資料證實是規模龐大的群體來說，數據多一些、少一些，真的有那么重要嗎？雖不一定符合實情，但把留守兒童定性成“父母雙全的孤兒”不是會更吸引社會的關注嗎？這樣的思考方式，可能忽略了筆者對農村留守兒童規模、定性問題的錙銖必較，其實更關心的是“污名化”問題而不是“問題”規模和定性本身。由上可見，一些研究者把段成榮教授等關于農村留守兒童規模的權威數據用于不太恰當的統計推斷，形成研究結論（如900多萬孩子“一年都沒見過父母”，等等），再通過“父母雙全的孤兒”之類的歪曲定性，使得一些研究報告與大眾媒體都成為“污名化”的幫兇。這也使得農村留守兒童的“去污名化”更加任重道遠。[8]在過往的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建構過程中，規模與定性問題屢被提起甚至被強調，不是偶然的。關愛這些數量龐大的“弱勢”/困境人群，不僅有道義優勢，也有其實際的社會意義。但為何追求“從實求知”的研究者與以報道客觀真實為己任的大眾傳媒，反而會成為“污名化”者？研究者與大眾輿論可能注意不夠的是，對“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的描述、高度關注與凝視，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變成對留守兒童貼“標簽”，甚至于“污名化”，對留守兒童造成壓力與傷害。實際上，在多年來針對農村留守兒童的各種調查研究中，由于“問題范式”[9]的采用，使得不少研究成果對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分析產生偏頗，如有意無意地夸大“問題”，或片面地呈現“問題”，使得農村留守兒童的形象呈現在公眾眼前時，出現一定的扭曲。這也致使一些留守的孩子和其家長根本不愿使用“留守兒童”這個詞來形容這一群體。[10]可見，農村留守兒童更多是社會類別化(socialcategorization)的建構，而不是這一特殊“類屬”的身份認同(groupidentification)[11]。

　　4兒童權利視角的思考是要實現

　　“再問題化”從科學證據角度來說，“諱疾忌醫”顯然并不科學。但如果僅僅因為道義情感就自覺不自覺的以有色眼鏡去看待留守兒童問題，則也難達到客觀、科學。對留守兒童“去污名化”，并不是要把社會所關注與認可的問題通過數據的辯駁而達到“去社會問題化”的目的。而以上談論規模與定性問題的科學性，還只是停留在功能主義的角度考察體現在留守兒童身上的各種“問題”的表現大小。依據功能主義的邏輯，社會問題的嚴重性主要來自于問題性質及其規模大小。但主要基于功能主義視角（如兒童的狀況對于社會整體的負面后果）來推進留守兒童的“問題化”的話，可能會面臨一些挑戰。比如，有的研究者發現，現在一些論述中提到的農村留守兒童的學業、心理健康、性格等方面的問題，其中有些問題是其他兒童群體也具有的，不獨農村留守兒童是這樣，甚至在某些方面，農村留守兒童群體總體上表現可能會比“對照組”更好一些。[12]也有的研究者發現，父母外出打工對留守子女學習成績的影響同時存在“收入效應”和“教養缺失效應”的雙重作用，打工帶來的家庭經濟狀況好轉，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父母養育角色缺失所導致的社會化過程不完整的不利影響。[13]類似的研究成果還顯示，在“收入效應”和“教養缺失效應”的綜合作用下，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群體比較上可能更占優一些，或者是差不多。從功能主義視角來看，這樣一些新近的研究表明，農村留守兒童群體在學業、心理健康、社會化等方面未必比非留守兒童更差。在這樣的情況下，研究者和大眾傳媒遵守研究倫理與傳播倫理，不對“問題”夸大其詞，不亂貼標簽，實事求是地呈現相關研究成果，就可以成功實現針對農村留守兒童群體的“去污名化”。

　　參考文獻：

　　[1]百萬留守兒童“不開心”.南方日報，2010.6.29.

　　[2]閆志剛.社會建構論視角下的社會問題研究農民工問題的社會建構過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59-60.

　　[3]李亦菲.撥開留守兒童心靈的“迷霧”——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2015年）.光明日報，2015.7.4.

　　[4]楊耕身.惟“共同生活”能解救留守兒童.京華時報，2016.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