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了解互聯網＋醫療視角下醫學生網絡就醫行為、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為提高網絡就醫在大學生中的普及程度與利用水平提出對策與建議。方法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法抽取某醫學院校的４５０名醫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對問卷數據進行單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結果發放問卷４５０份，調查回收有效問卷４３４份，有效率９６．４４％；對于常見疾病，首選網絡就醫的人數為１３０人，僅占總人數的２９．９５％，而選擇傳統就醫模式的人數為３０４人，占７０．０５％。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醫學生選擇網絡就醫與年齡（χ２＝１２．２２４，Ｐ＝０．００２）、專業（χ２＝１３．４５３，Ｐ＝０．００９）、年級（χ２＝２５．８７０，Ｐ＝０．０００）、“互聯網＋醫療”知曉（χ２＝１１．１３７，Ｐ＝０．００１）、互聯網醫療ＡＰＰ下載利用（χ２＝２３．８０４，Ｐ＝０．０００）以及對“互聯網＋醫療”發展前景的態度（Ｚ＝－６．３９８，Ｐ＝０．０００）等有關。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年齡（Ｐ＝０．０２８，ＯＲ＝１．４２５）、“知曉互聯網＋醫療”知曉（Ｐ＝０．０４５，ＯＲ＝１．５６８）、互聯網醫療ＡＰＰ的下載利用（Ｐ＝０．００２，ＯＲ＝２．０４４）、對“互聯網＋醫療”未來發展前景態度（Ｐ＝０．０００，ＯＲ＝０．４１０）等四個變量影響醫學生的網絡就醫意愿。結論“互聯網＋醫療”尚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建議學校、醫院積極宣傳“互聯網＋醫療”相關內容；對于常見疾病，建議學生、患者能采取網絡預約掛號、在線疾病咨詢等網絡就醫行為；建議政府積極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優化“互聯網＋醫療”領域，以促進“互聯網＋醫療”的發展，增強醫療衛生資源的合理利用，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

　　關鍵詞：互聯網＋醫療；醫學生；知曉；網絡就醫行為；醫療ＡＰＰ；就醫意愿；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歸分析

　　２０１５年３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互聯網＋”和健康中國的概念。此前，網絡就醫僅局限于搜索引擎、醫療相關論壇、博客等平臺。近年來隨著智能手機的普遍化、“互聯網＋醫療”政策的推進以及各大互聯網機構爭相投資于醫療領域，互聯網醫療ＡＰＰ屢見不鮮，各大醫院也建立了掌上醫院。賴儒斌［１］２０１６年將網絡就醫行為定義為：患者在網絡環境中，根據自身醫療需求，選擇合適的網絡醫療服務提供者獲取醫療信息。“網絡就醫”模式將有利于改善就醫環境中現存的醫療資源配置失衡、醫患關系緊張、“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但是由于“網絡就醫”模式尚處于發展初期，在實施過程中難免會存在各種問題亟待解決，本研究選擇具有一定醫學專業知識、互聯網應用能力較強的醫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了解網絡就醫行為及其影響因素，探尋網絡就醫模式存在的問題與缺陷，以提出相關建議。

　　１對象及方法

　　１．１對象

　　２０１７年３～５月分別選取某醫學院校不同培養教育層次、不同專業類別、不同年級的醫學生共４５０名作為調查對象。

　　１．２調查方法

　　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原則，首先按照專業進行分層，然后再按照年級進行分層來選取調查對象。調查對象在知情情況下，自愿參加調查。調查采取匿名方式進行，共發放問卷４５０份，問卷填答完畢當場收回，回收有效問卷４３４份，有效率９６．４４％。

　　２結果

　　２．１調查對象的基本特征

　　調查的４３４例醫學生中男性１３４例（３０．８８％），女性３００例（６９．１２％）。平均年齡１８～２６（２１．３５±２．０３）歲，１６７例（３８．４８％）來自城市，２６７例（６１．５２％）來自農村。培養層次以全日制一至五年級大學本科學生為主，共４０５例，占９３．３２％，見表１。２．２調查對象網絡就醫意愿以及影響因素分析對于常見疾病，調查的醫學生具有網絡就醫意愿的人數為１３０人，占２９．９５％，具有傳統就醫意愿的人數為３０４人，占７０．０５％。

　　２．２．１網絡就醫意愿的影響因素單因素分析

　　４３４名醫學生中有２０４名聽說過“互聯網＋醫療”，知曉率為４７．００％。其中２４～２６歲年齡段調查７８例，知曉例數為５１例，知曉率為６５．３８％，高于其他年齡段；大五年級調查１０３例，知曉例數為７０例，知曉率為６７．９６％，高于其他年級。下載過互聯網醫療ＡＰＰ或者在微博、微信等平臺關注過健康醫療相關公眾號的有１６８名，占３８．７１％，其中２１～歲、２４～２６歲年齡段下載率較高，分別為４６．１１％、４６．１５％。從年級上來看，大學五年級醫學生下載率最高為４８．５４％，且知曉“互聯網＋醫療”的醫學生下載ＡＰＰ高于不知曉者（χ２＝１８．９２５，Ｐ＝０．０００）；調查對象中２４～２６歲年齡段具有網絡就醫意愿所占比例最大（４２．３１％）。調查結果顯示，醫學生年齡、年級、“互聯網＋醫療”知曉、對“互聯網＋醫療”未來發展前景態度、是否具有網絡就醫意愿等５個變量與是否下載ＡＰＰ有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年齡、專業、年級、是否知曉“互聯網＋醫療”、是否下載過互聯網醫療ＡＰＰ以及對“互聯網＋醫療”發展前景的態度等６個變量與網絡就醫意愿有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１。

　　２．２．２醫學生網絡就醫意愿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歸分析將可能影響網絡就醫意愿的自變量如性別、年齡、培養層次、“互聯網＋醫療”的知曉等納入多因素非條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歸分析，自變量的含義及賦值見表２，且均以最后一個為參照。結果顯示，在α＝０．０５水平，年級（Ｐ＝０．０１２，ＯＲ＝１．１９６）、是否知曉“互聯網＋醫療”（Ｐ＝０．００２，ＯＲ＝１．９６０）、網絡就醫意愿（Ｐ＝０．００２，ＯＲ＝２．０８９）、對“互聯網＋醫療”發展態度（Ｐ＝０．０３４，ＯＲ＝０．７３５）等四個變量是醫學生醫療ＡＰＰ下載利用的主要影響因素。年齡（Ｐ＝０．０２８，ＯＲ＝１．４２５）、是否“知曉互聯網＋醫療”（Ｐ＝０．０４５，ＯＲ＝１．５６８）、是否下載利用過醫療ＡＰＰ（Ｐ＝０．００２，ＯＲ＝２．０４４）、對“互聯網＋醫療”未來發展前景態度（Ｐ＝０．０００，ＯＲ＝０．４１０）等四個變量是醫學生網絡就醫意愿的主要影響因素，見表３。

　　３討論

　　２０１５年，李克強總理首次提出“互聯網＋醫療”后，概念開始升溫［２－３］，并得到迅猛發展。然而“互聯網＋醫療”對于普通人來說仍然是一新生事物，其已知和未知的缺陷和不足都需要逐步探索和完善［４－６］。本研究通過對醫學生網絡就醫行為及就醫意愿進行調查分析，探尋影響模式發展的因素，進而提出相關建議和意見。

　　３．１“互聯網＋醫療”知曉影響網絡就醫醫學生對“互聯網＋醫療”知曉狀況影響醫療ＡＰＰ下載利用以及網絡就醫意愿。自“互聯網＋醫療”模式的提出至今已有兩年，而醫學生對“互聯網＋醫療”的知曉率僅為４７．００％，還不足一半［７－９］。通過對部分醫學生深入訪談發現，醫學生患病后一般首選醫院就診，對網絡就醫功能了解較少。因此，建議醫學院校通過創辦醫療公眾號以及時更新宣傳有關“互聯網＋醫療”的相關政策信息。同時，教師應開拓思想，加強自身學習，在課堂授課中加入“互聯網＋醫療”這一新生事物的講述，對學生起到良好的引導作用。

　　３．２醫學生對“互聯網＋醫療”的態度影響網絡就醫醫學生對“互聯網＋醫療”的發展態度影響醫療ＡＰＰ下載利用以及網絡就醫意愿。９７．７０％的醫學生對“互聯網＋醫療”的發展持支持態度，２３．２７％的醫學生半年內曾經患病，具有較高的就醫需求，但是由于其對網絡就醫的知曉率較低，醫療ＡＰＰ下載利用率仍然較低，以至于網絡醫療資源沒能得到合理利用。進一步研究顯示，是否下載過醫療ＡＰＰ影響醫學生選擇網絡就醫意愿。下載過醫療ＡＰＰ的醫學生愿意選擇網絡就醫者占４３．４５％，而未下載過ＡＰＰ者只占２１．４３％。但是對于常見疾病，下載過ＡＰＰ者中仍有一半人首選傳統就醫模式。其主要原因在于“互聯網＋醫療”模式存在諸如網絡的信息安全、ＡＰＰ功能優化、在線醫生資格審查等方面的安全隱患。網絡的復雜性使我們必須重視網絡醫療信息的環境建設，提高醫療ＡＰＰ準入門檻以確保用戶的信息權，同時還必須加強對在線醫生的資質的審查與管理［１０－１２］。

　　傳統就醫模式存在就醫流程復雜、排長隊、醫療資源不均衡、“看病難、看病貴”、醫患溝通較少、醫患關系緊張等弊端亟待解決而患者通過網絡預約掛號、在線繳費與疾病咨詢、遠程會診診療等緩解醫院傳統就醫現狀，為了完善與促進該新生事物的發展，作為網絡醫療的受益者，以及未來醫療事業的工作者，醫學生更應該發揮專業優勢，做好宣傳工作，更要深入了解該行業，探索更廣泛的發展領域［１３－１５］。

　　參考文獻

　　［１］賴儒斌．基于感知風險的患者網絡就醫行為影響因素研究［Ｄ］．杭州：浙江大學，２０１６．

　　［２］孫衍果，張亞男．推進“互聯網＋醫療”改善就醫體驗［Ｊ］．中國農村衛生，２０１６（１３）：３２．

　　［３］孔祥溢，王任直．“互聯網＋醫療”重構中國醫療生態圈的現狀與思考［Ｊ］．醫學信息學雜志，２０１６，３７（３）：４６－５２．

　　［４］朱勁松．互聯網＋醫療模式：內涵與系統架構［Ｊ］．中國醫院管理，２０１６，３６（１）：３８－４０．

　　［５］張彤，王高玲，王玉芳，等．基于“互聯網＋”視角我國移動醫療現狀與監管對策分析［Ｊ］．中國醫療設備，２０１６，３１（１２）：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