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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朱元璋在起兵反元和君臨天下期間對各階層、各勢力頒發過形形色色的物質賞賜。物質賞賜形式中賞功臣、賞周邊國家和少數民族區域是主體，賞賜的物品除了金銀外，還有農畜產品、手工業品、錢鈔、宅第、田地、奴仆等。本文對白銀在明初的角色做了分析，認為賞賜冠帶內含精神賞賜的層面。最后總結物質賞賜在太祖朝的影響，賞賜得當，對加強貴族和臣屬對皇室的向心力，穩定民間秩序起著重要作用。

　　關鍵詞：歷史論文刊發,教學論文發表,太祖朝的物質賞賜

　　中國古代各王朝的物質賞賜研究成果頗為豐富，從漢至清史籍都有對物質賞賜的記載。不少學者文章都有論述。本文選取太祖一朝的賞賜現象進行分析，著重分析物質層面的賞賜，以及賞賜過程中涉及到的冠帶和白銀等具體問題，并對物質賞賜的效果進行初步的評估。

　　物質賞賜的形式

　　太祖朝的物質賞賜形式多種多樣，對功臣、賢能、朝貢均給予賞賜。

　　一、賞功臣

　　功臣是太祖朝物質賞賜的主體，那些在建立和鞏固明王朝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的人，自然會得到豐厚的回報。而有軍功的武人更是物質賞賜行為中最大的受益者。

　　在《明太祖實錄》中，對軍功賞賜的記載頗為豐富，試舉幾例，以分析不同時期因軍功獲得物質賞賜的特點：

　　史料一：吳元年六月癸亥，升指揮傅友德為江淮行中書參政，賞綺、帛各十匹。其從征千戶各三匹，百戶、鎮撫各二匹，軍士人賜鹽二十斤，以陵子村之功也。

　　史料二：洪武二年四月戊子，升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為指揮副使。先是，倭寇出沒海島中，……德時守太倉，率官軍出海捕之，遂敗其眾，獲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至，詔以德有功，故升之。其官校千二百四十七人賞綺帛五千匹、銀二千五百六十九兩，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

　　史料三：洪武十七年四月癸未，賞征南將校。先是詔禮部曰：“賞賜國之重事，所以報賢勞而厲士氣”……其舍人、力士、軍吏、獸醫各以所至之地給賜，并與軍士同逃而復征者各半之。至常德、沅州等處未征戰者不給發，守大理等處已曾就彼給賜而還者，照其所至地方如數給之，仍發原衛守御。其戰亡及病而死，有父母、妻、子、弟、侄者人鈔十六錠、布四匹，止有妻、子者半之，被創重者人鈔十二錠、布二匹，輕者止依所至地方給之。

　　上述的三條史料均出自《明太祖實錄》，不難看出太祖朝因軍功進行物質賞賜的特點，它以經濟基礎為保障。西吳時期，處于戰亂無法進行正常的生產，軍費尚且不充裕，難怪物質賞賜次數有限且數量微薄，沒有珍貴的物品，即便是布帛、糧食賞賜數量也極少。洪武初年，國家尚未完成一統，屢屢用兵耗費巨大，因此這一時期的物質賞賜也未有很大的規模。洪武中期，由于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生產力水平大幅提高，國家財富亦是豐盈，從第3則史料中我們得知這一時期的物質賞賜受益范圍更加廣泛，不僅將校官，就是普通士兵、舍人、力士、軍吏、獸醫、歿者家屬也得到賞賜，且數量上較明初有大幅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洪武晚年對于軍官及軍人物質上的賞賜僅是一般的賜冬衣，賜食物，不再有大規模的銀、鈔賞賜。反映出洪武朝后期的國家施政重心已經不再是征戰，而戰功是武官得到物質賞賜最主要的原因。

　　二、賞賢能

　　明朝初建，皇帝需要一大批官吏在崗位上履行職責，維系國家機器的運轉，他們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為使這些官吏恪盡職守，故對其優秀者加以賞賜。

　　太祖朝的諸多官吏都為國家的發展做出過貢獻。有因為善營造而受賞賜。“安仁清敏多智計，諸所營造，大小中程，甚稱帝意。逾年改兵部尚書，請老歸。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歲給尚書半俸”。有因為博學多識而受賞賜。“洪武元年辛丑，宴東宮宮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是日，上命諸儒作鐘山龍蟠賦，置酒歡甚，乃自作時雪賦。故有是賜”。也有因為修史和修典，傳播盛世文明而受賞賜。如“洪武三年七月丁亥，續修《元史》成。計五十有三卷，紀十、志五、表二、列傳三十六，凡前書未備者，悉補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院學士宋濂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人賜白金二十兩，文綺、帛各二，授儒士張宣等官，惟趙塤、朱右、朱廉乞還田里，從之。”

　　三、賞朝貢

　　“作為一代封建專制君主的朱元璋，企圖通過賜金銀、絹帛、衣服等方法，用中華文明來影響周邊國家，并為自己取得榮耀。”因此從明朝建立伊始就不斷加強與周邊地區和外國的經濟來往，在貿易中采取厚往薄來的政策。明代中外官方貿易是以朝貢貿易的形式存在的，明朝政府對各朝貢使團的回賜，往往超過其貢物數倍甚至數十倍，以表示朝廷懷柔遠人之意。

　　1368年，太祖朱元璋建立政權后，立即著手經略廣大的藏區。洪武朝對如何征服和治理藏區定下了基本政策，即憑借招撫手段請各藏區僧俗首領來朝，根據他們的地位和對當地的影響等方面給予相應的封號、印誥，還有不可或缺的物質賞賜。如“洪武十二年七月戊申，河州衛指揮同知何鎖南普，鎮撫劉溫各攜其家屬來朝，賜何鎖南普米麥各三十石，劉溫米十石、麥如之。”為了顯示與藏區的關系密切，烏思藏地方僧俗官員三年一貢，鄰近漢區的朵甘藏族僧俗首領可以二年一貢，最大的優惠政策是對入貢使團規模的人數未作限制。“洪武三十年正月辛未，烏思藏都指揮司灌頂國師遣使貢方物，詔賜灌頂同師銀一百五十兩，文綺、帛各十匹”。這只是對首領的賞賜，來貢者獲得巨大經濟收益后，往往不再按照要求三年一貢或兩年一貢，進貢周期大大縮短，且來貢人員的規模不斷擴大，對明王朝來說是不小的經濟負擔。

　　“凡諸番四夷朝貢人員及公侯官員人等，一切給賜，賜金、銀、鈔錠、匹帛之類。”日本、朝鮮作為明朝的鄰國，與明政府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且日本、朝鮮使臣來華次數甚多，其國王和來使也受到太祖皇帝豐厚的物質賞賜。

　　洪武七年六月乙未，上賜日本高宮山報恩禪寺僧靈樞袈裟，至是靈樞亦遣其徒靈照謝恩，貢馬一匹。詔賜靈樞衣履及文綺、帛各二匹，錢一萬文，綺、帛各一匹，僧衣一襲，遣還日本。

　　洪武間，賜朝鮮國王大統歷及錦繡絨綺，金綺紗羅，相國等官彩緞紗羅，又賜廟祉樂器。

　　綜上所述，對偌大的藏族地區進行有效的統治是明以前各王朝都要正視的難題，明太祖在總結元朝治理烏思藏地區經驗的基礎上形成廣行招諭，在整個藏區完成行政建制;下大氣力招徠藏族各教派高僧，予以他們豐厚的物質賞賜這種雙管齊下的政策，事實證明這種政策在明代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與周邊國家的貿易中，明政府奉行厚往薄來的政策。站在明太祖的立場上，可以顯示泱泱大國之風范，加強與各國聯系。從周邊地區及國家的角度分析，它們爭先恐后向明帝國朝貢，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經濟利益、文化利益兩個方面收獲頗豐。

　　經濟方面。從朝廷得到數倍甚至是數十倍于貢品的回賜，同時還可以得到返回時攜帶中原王朝的特產，例如茶、布匹、絲綢等物品。朝貢使團往往還在中國做起了生意，而且賣不完的貨物，明朝政府全部按價收買，這樣一來又促使他們攜帶大量的貨物來朝貢。以政治為目的而形成的明朝與邊疆和外圍之間的朝貢賞賜制度不自覺得為這些地區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

　　文化方面。明太祖還將大明歷賞賜給這些地區及國家，對他們的農業生產起到輔助作用。同時中原先進的文化和手工業生產技術也隨之傳到各個地區，推動民族地區和外國的發展。

　　物質賞賜中的白銀和冠帶

　　太祖朝物質賞賜的內容多種多樣。除金銀外，還有農畜產品、手工業品、錢鈔、宅第、田地、奴仆等。下文將重點探討現今明史研究中的熱點“白銀”在太祖朝的狀況。此外，對冠帶賞賜中蘊含的精神層面的獎勵進行深入的挖掘。

　　1、白銀

　　明太祖一朝，白銀可以稱得上是物質賞賜中的貴重物品。筆者在對《明太祖實錄》的整理過程中，制作了太祖朝部分的白銀(白金)賞賜之表。如下：

　　雖然上表所列的白銀賞賜情況并不完整，不過我們依然可以發現太祖朝白銀賞賜的大致特點。賞賜的原因多種多樣，或賜新官以解決其經濟負擔，或賜文人以表其傳播盛世文明之功，或對歸附之人賞賜以示皇帝的信任，而比重最大的非軍功、戍守莫屬，這不僅在洪武早期，即便到了中晚期，因軍功而賞賜白銀的比重依然是最大的。

　　這樣大規模的白銀賞賜使人不禁要問，明初白銀來源于何處?它都用于何處?

　　太祖朝白銀的來源有如下幾種途徑：一是敵人的乞和金。如“吳元年十一月壬辰，方國珍遣其子明完、明則、從子明鞏等，納其省院及諸司銀印、銅印二十六并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和”。二是繳獲的戰利品。例如“洪武二年五月乙卯，大將軍徐達遣指揮曹崇送李思齊赴京。以所獲臨洮銀印一、白金五千兩、黃金百兩送陜西行省”。三是政府的庫存。明初禁止白銀在市場上流通，民間擁有白銀者只能向政府兌換鈔，這使得政府囤積了許多白銀。四是開銀礦，征收銀課。為了更好得看清楚太祖朝的銀課收入，筆者特列表如下：

　　從上表不難發現太祖朝的銀課收入最少，這是他注重民生的結果，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征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五是外國的白銀進貢。據記載：“洪武十八年正月丁丑，高麗遣使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匹”。

　　2、冠帶

　　在諸多的物質賞賜中，有一種賞賜物具有雙重的屬性，即衣冠(冠服)。“衣冠服飾不僅有御寒遮體及裝飾的作用，而且也反映著古人的文化和價值的觀念。古代的中國，有‘禮儀之邦’和‘衣冠王國’的稱譽，反映了衣冠與禮儀文明的關系及禮俗文明的一個重要表現特征。衣冠服飾又與人們的等級身份及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相關聯，成為等級身份與民族區別的一個重要標志。”明太祖在賞賜時，衣冠(冠服)是重要的物品。試舉幾例：

　　洪武二年十月壬戌，高麗使者成惟得等辭歸……賜王冠服、樂器，陪臣冠服。

　　洪武二年十二月庚寅，上于龍江授于光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翼。

　　洪武三年六月乙亥，買的里八刺朝見……朝畢。賜之衣冠。買的里八刺母及妃朝見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班。朝畢，俱賜以中國服。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戊寅，賜新除府州縣官潘叔仍等襲衣冠帶。

　　明代社會是等級的社會，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可以在衣冠服飾的差異上有所體現。從字面意義來看，冠帶的賞賜就是衣物的賞賜，然而冠帶的賞賜還有另一重含義。分析上述的四則史料，高麗國王、買的里八剌家族明顯是被排除在漢家文明之外，對于高麗國王的衣冠賞賜緣于他們一直以來對漢文化的向慕，為了達到他們心中的文明處處向中原各王朝學習，時至明代這種傳統未改，即使是到了清中晚期，朝鮮士人依然以能著漢家衣冠而驕傲;買的里八刺作為故元主之皇孫，對他賞賜衣冠一方面可以顯示朱明皇朝的漢家正統性，不似元朝以夷狄人中華;另一方面也有希望同化這位皇孫的意圖，使之對漢家文明心向往之，同時達到他統治下的蒙古和明朝和睦相處的目的。賜官員冠帶，我認為賞賜的冠帶不止是為官之人的官服，也是彰顯身份、用于顯示其官職幾何的標志。史載：“宣德元年十月戊寅，釋李時勉于獄，先是上以其觸先帝，怒，將殺之，廷詰，令誦其所奏，大息，稱其忠，命襲冠帶，復其官。”

　　總而言之，“冠帶”之功用，辨別尊卑也，正所謂“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

　　其實，本文所關注的物質賞賜的其他方面，也或多或少都具備一定的精神賞賜特征，有的物質層面的意義突出，有的則精神方面更為明顯。

　　《明會典》載：“國初，官員凡以禮致仕者，與見任同，朝廷待以優禮，又有升秩、給俸、賜敕之典。其后大臣致仕，或給驛還鄉，或命有司歲撥人夫，月給食米有差;其尤寵異者，或賜敕，或加賜白金文綺，或官其子孫，皆特恩云。”所有這些禮遇都有物質的和精神兩個層面的屬性，“與其說給俸與否、給俸多少直接關系到致仕官員的生活，倒毋寧說種種榮譽性質的待遇更為君臣雙方所看重”。雖然說“以禮致仕者，有給俸之典”，但太祖朝致仕官員仍食俸的屈指可數，以兵部尚書致仕的唐鐸得以致仕后食俸依然，這種情況稱得上是特別之恩賜，其物質上的所得遠遠不及精神之滿足來得重要。

　　結語

　　賞賜作為“國之典”，是通過“報之以封爵，寵之以名秩，賚之以金帛，賜之以車服”等手段，以“褒有功，勸能者”，從而達到“旌勞顯庸、錄勤聳善”，“邦典有敘、人倫知勸”的目的。太祖皇帝深請此道，官員有軍功，政績、直言、乞歸、喪葬等皆可以成為物質賞賜的理由。有效地改善并加強了皇帝與官僚之間的關系，調動了官吏積極性，更好地鞏固和加強與這些人的聯系，讓他們多多地為維護皇帝統治出謀劃策。

　　節日賞賜與節日習俗密切相關，因節日的不同賞賜不同的節令食物或者賜宴，聯絡君臣感情的同時又增添了節日歡樂的氣氛，也滿足了在京官員的節日生活需要?！睹鲿洹穼@種節日賞賜有明確的規定：

　　洪武十六年，令在京文武官吏人等，正旦、元宵節錢支與胡椒斤兩不等。十七年，令冬至節錢支鈔不等。二十二年，重定賞例，公、侯、伯鈔十錠，武職一品、二品七錠，三品至八品五錠，文職二品至六品六錠，七品至九品三錠，未入流官二錠，監生一錠，俳色長一錠，樂工二貫，樂舞生二貫，各寺首座住持一錠，眾僧一貫。二十六年，令圣節在京官吏、監生、軍民、僧道并賜鈔。

　　尊老、重老、孝子順孫和貞節烈女觀念的提倡，有利于改善社會風氣，形成良好的道德規范，保持社會安定。

　　促進了文化、教育的發展。太祖重視對文化典籍的編撰和整理，洪武二年即下詔修元史，修史結束后會對相關人員給予賞賜。如“洪武二年八月癸酉，元史成……上覽之，詔謄寫刊行。賞汪克寬等十六人白金各三十二兩，文綺、帛各四匹，總裁官宋濂等倍之。”鼓勵、發展學校教育。太祖皇帝多次頒賞監生，給予監生各個方面的關懷。如賜國子學師生正旦、元宵節錢;賜國子監生夏衣人五件，有家室者人加帛二匹;賜國子監生孟弼等一千四百八十七人冬衣、衾褥。這些賞賜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監生的生活負擔。

　　盡管說太祖朝的物質賞賜比較合理，依然難免會出現親親的現象，明太祖對與之親近的人，他喜歡的人在物質賞賜次數和數量上偏多的情況是不可避免的。但凡進行賞賜無形中便增加了國家的財政開支，加重了政府的負擔，最終不得不將其轉嫁給人民，繼而加重人民的負擔，加深百姓的痛苦，這便是賞賜不容忽視的消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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