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安憶的“文革”小說《啟蒙時代》講述了青年一代南昌、陳卓然等的精神成長史，并將其心靈成長的資源歸結為市民社會的生活形式及其內在思想的啟迪。小說在敘事中呈現了社會背景和人生經歷各異的人物對南昌的啟蒙，客觀上形成了不同思想見解和不同話語系統的對話與交鋒。然而，在這樣一個話語雜陳的圖景中，小說價值選擇的落腳點卻是所謂市民社會的日常生活，這種價值虛無主義最終將導致啟蒙理性與自由精神的失落，使小說中的啟蒙主題處于未完成的狀態。

　　關鍵詞：日常生活 市民社會 話語 對話 啟蒙　文學職稱論文發表

　　王安憶創作的以知青生活為題材，以“文化大革命”為時代依托的小說數量眾多，其早期知青小說，如《69屆初中生》《雨，沙沙沙》《命運》《廣闊天地的一角》《本次列車終點》《上種紅菱下種藕》《繞公社一周》等等，在“文革”和知青運動的大環境下，鋪陳上海市民生活的種種情狀，抒寫平凡之人、庸常之人的瑣細繁雜的生命體驗。因此，王安憶小說中的“文革”被深植于敘事背景之中，而前景中的則是人物世俗世界中的利益紛爭、社會關系、人生悲喜，即使是精神層面的痛苦也都來源于現實生活的困境。在這些小說里，我們很少看到那種對“文革”時期典型事件、典型場景、典型人物的描寫，比如：她的小說中很少渲染階級斗爭的暴力血腥場面，小說中的人物也很少有那種瘋狂的思想衛道士，也很少有那種理想化、道德化的英雄人物，更少有人物之間的思想論辯和對峙。按照她的說法：“歷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構成的，歷史是日復一日，點點滴滴的生活的演變”?譹?訛;“外頭世界的風云變幻，于它(生活)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認那些貼膚可感的”;“它卻是生命力頑強，有著股韌勁，寧屈不死的。這不是培養英雄的生計，是培養蕓蕓眾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個底座”?譺?訛。在此，作者流露出一種以日常敘事反觀宏大敘事，以城市居民的日常倫理批判“文革”生硬教條的政治倫理，以日常生活中感性的、生動多變的話語反襯出革命話語的空洞僵化、大而無當，從而建構出一種與革命政治相區別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學的創作傾向，使日常生活成為批判“文革”政治意識形態的武器。但是在其早期作品中，這種日常生活的政治立場主要靠一種“生活流水賬”的寫法，堆砌細節，積累體驗，沉浸于凡俗生活的種種表象。而小說《啟蒙時代》則與此不同，它創造了一幅思想與生活相交織、相雜糅的畫面，都市生活的精致華麗、少年成長的困苦煩惱、各種思想觀念和歷史敘事都融合在小說的情節之中，生活與思想、物質與精神在此犬牙交錯，環環相扣，而作者正是以這種方式發掘出所謂“市民社會的內在精神”，使日常生活的政治學進一步升華，成為南昌、陳卓然等一代青年在荒蕪年代的啟蒙文化之源。

　　一、“文革”意識形態下的沉默人生

　　《啟蒙時代》的中心人物南昌，是一個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少年，生活在一個“革命家庭”之中。所謂“革命家庭”就是那些有著優秀革命傳統和崇高政治地位，家庭成員是革命干部，忠實于革命信仰的家庭。現代文學中，“革命家庭”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敘事的新型家庭形象，既反叛了傳統封建家庭，也不同于“五四”文化運動所倡導的現代文明的家庭，它設想了一種以革命的政治倫理作為家庭倫理終極取向的新型家庭，是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啟蒙時代》通過對“革命家庭”生活細節的描繪，突進“革命家庭”內部，顛覆了“革命家庭”的文化形象，南昌的家庭生活具有一種集體化的粗放特征，家庭成員之間疏離、隔閡，冷漠是這種家庭關系的最好詮釋。南昌與父親在思想上雖有交流和爭執，但在生活中則完全是陌生人，父親偶爾的溫情使他不舒服，他甚至恐懼于觸碰父親的身體。在這個古怪的家庭中，親情是不能具體化，不能具有生活形態的。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導致的親人之間的冷漠、痛苦在南昌母親自殺的情節中更使人覺得悲涼，小說中寫道，他“明白這曾經是母親視野里的景色，最后的景色。可他還是覺得隔膜，因為母親于他，幾乎是個陌生人”?譻?訛。

　　二、多重話語中的思想啟蒙

　　在真正融入上海市民生活之前，南昌還是一個懵懂無知，滿腦子都是簡單的階級斗爭思想的少年。他的第一個啟蒙者是陳卓然。小說中，陳卓然的生活經驗像南昌一樣匱乏，但他博覽群書，從各類文學著作到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著作，他盡收囊中，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馬克思的《資本論》《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等等。他能引用馬恩的經典理論分析當前的革命形勢，搬出人性與信仰的命題幫助南昌認識革命中父與子的關系，他還經常思考一些事關國家前途的重大問題，比如：紅衛兵打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開局戰，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比如：“文化大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還比如：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模式應當如何?可以說，陳卓然是一個以書本的理論知識引發南昌思考的啟蒙者，然而少年的心智畢竟不能悟到理論的艱深奧義，不能把握他所提出的宏大問題，這就使他的很多觀點顯得狂熱而荒謬，比如，他陶醉于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的雄辯，用那些磅礴華麗的議論解讀“文革”中保皇派和造反派的關系，完全是機械的挪用;他猜測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重新劃分世界，這暴露出他思想的幼稚和政治的迷狂。陳卓然和南昌的辯論和思考時時帶有少年的淺薄無知、耽于幻想和富于激情的特質，而陳卓然的思維也沒有走出極“左”意識形態的苑囿，機械的唯物史觀、生硬的階級理論，仍然是他建構自己與外在世界關系的主要話語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