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國哲學典籍屬于高語境文本，譯者在進行英譯時應堅持“本原性原則”和“自主性原則”，按照“求真”的英譯標準，充分考慮典籍本身的同源性、繼承性、闡釋性、互融性等特點。譯者在對中國哲學典籍進行英譯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典籍的文本語境、著者背景語境、語言風格語境和歷史文化語境。

　　關鍵詞: 哲學典籍; 典籍英譯; 語境

　　翻譯必須依賴原語特定的語境才有意義，孤立探討翻譯譯意絕不可取。因此，語境研究不容忽視，翻譯成敗在此一舉，任何翻譯概莫能外。中國哲學典籍文化底蘊深厚、文化內涵豐富、時空跨度大、歷史連貫性強，所以譯者必須借助語境研究才能準確把握其意蘊，進而在外宣過程中有效進行文化傳播與交流。

　　一、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研究回顧

　　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傳教士開始研習中國哲學典籍，并將這些典籍譯為英語。其中英國傳教士理雅各就是中國哲學典籍的重要譯者，被公認為著名的漢學家，但由于他個人素養、學術背景等因素導致譯本問題不斷，造成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誤傳。中國學者為糾正外國人對中國典籍的錯誤認知，也加入了中國哲學典籍的英譯隊伍，促進了中國哲學典籍在國際上的傳播。辜鴻銘、林語堂等中國學者都為中華哲學典籍的英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中國哲學典籍英譯也催生了典籍英譯研究。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研究最初也是國外譯者所為，但當時的研究是為滿足翻譯需要而進行的總結性研究，尚未形成規模研究和系統研究。中國典籍翻譯研究遠遠滯后于翻譯實踐，而且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譯個案研究、譯者介紹與評論、譯本得失與比較等方面，并僅散見于翻譯實踐和翻譯理論著作中。近年來，跨文化交際理論、接受理論、比較詩學、闡釋學等研究視角逐漸被應用到中國典籍翻譯研究中，中華哲學典籍研究出現了新發展。

　　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理論研究主要是從宏觀層面探討典籍翻譯。付瑛瑛博士深入研究了汪榕培教授的“傳神達意”思想，詳細設定了“傳神”和“達意”的各項參數以及二者發揮的作用，并強調汪榕培教授試圖將“傳神達意”建設成中國典籍英譯的理論體系。黃中習以整體論觀點為指導，認真研究了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標準，提出了典籍英譯的整體標準，即: “信、順、創”( 信指“忠實性”; 順指“可讀性”; 創指“創造性”) 。理論運用研究的數量較多，主要是分析驗證典籍譯本的得失成敗、探索理論的適用性。例如: 李鋼博士借助多元理論視角對《論語》英譯進行了研究。曹威借助詮釋學理論研究典籍翻譯，并以《論語》作為案例進行了研究。楊珉子以文化翻譯理論為指導，深入探討了典籍英譯的具體方法。

　　典籍英譯研究還對譯者及其翻譯策略進行研究。主要強調譯者的文化素養，即譯者應深刻認知中國哲學典籍的蘊意。例如潘文國探討了中國譯者在典籍英譯時應承擔的重任和應具備的素質，以及中國譯者怎樣才更能勝任典籍英譯工作; 李冰梅博士在其博士論文中研究了文化本身對典籍英譯的影響，并選擇阿瑟·韋利及其《論語》英譯本進行案例分析。

　　中國哲學典籍翻譯研究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視角是翻譯批判研究。如: 姚振軍運用描述翻譯學理論建構了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雙語本體，運用文化負載詞作為研究實例，將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結合起來應用于翻譯批評研究，推動研究更具客觀性。劉雪芹詳細評析了 200 多年來的《論語》英譯本，采用的批評視角是宏觀建構理論。馮曉黎博士從內容、形式、風格等多維視角審視了《老子》的四個英譯本。

　　但總體來說，我國哲學典籍英譯的理論研究還相對薄弱，基礎應用研究相對集中且研究成果較多。黃中習提出了整體翻譯標準三取向，即信、順、創，但他并未系統、深入地研究中國典籍英譯中的認知意義，沒有充分考慮中國哲學典籍的獨特性，忽視了中國哲學的發展規律，因而未能準確把握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實質。

　　二、中國哲學典籍的特點與語境

　　( 一) 中國哲學的發展特征

　　我國哲學的發展歷程體現了縱向和橫向的雙重特點，即: 同源性、繼承性、闡釋性與互融性。同源性是指中國哲學思想具有共同的發生根源。從時空緯度講，中國哲學思想觀念呈現出“同心圓擴大型”模式，中國哲學源頭是同心圓的圓點，不斷增加的闡釋是同心圓的外圓。中國哲學思想的源頭至少可以追溯到周代，后經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發展成為堅實牢固的哲學觀念。中國哲學的不同學派擁有共同的思想淵源，而且經常使用相同的術語，但由于闡釋角度不同，同樣的術語產生了不同的思想含義。

　　繼承性是指我國哲學的很多思想概念和思維方式具有縱向發展的連續性。例如中國古代延續至今的社會哲理是重經驗而輕理論，而且從原始社會即是如此，一直延續到現在。總體上講，我國哲學經典無論是先秦儒學、兩漢經學，還是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雖然各具特色，但都包含著仁、禮、孝等最基本的儒家思想，都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發展演進，也都是對儒家思想的解釋和發展，是一個繼承發展的整體。

　　闡釋性是指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演進是一個不斷詮釋經典的發展過程。我國古典哲學家通過“引經據典”的方式來建立學說，并以此作為立論基礎。古代中國哲人對思想的表達和對學術的研究都講究追本溯源，因此他們在創造知識體系時強調整體性，并強調對元典的研究。我國哲學典籍措辭簡潔但意義模糊，而且暗示意義深遠有時可謂無邊無際，因此需要不斷注解并加以詮釋。

　　同源性和繼承性是從縱向發展歷程而言，而互融性則強調橫向關聯。互融性是指中國哲學各流派的觀點不同程度地相互吸收、相互交融。例如: 荀子以儒家思想為根卻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的思想養分; 韓非堅持法家立場卻吸收道家、儒家的思想; 魏晉玄學堅持道家思想為主，卻援引儒家思想，并在現實中儒道兼修，努力探究形而上的“本末”與“有無”等。

　　( 二) 中國哲學的高語境性

　　高語境文化看似簡單卻含義深刻，而且這些文化信息可以自由流通。高語境文化圈的成員計劃意識強、共享信息量大，通過語言編碼儲藏少數信息，將大量信息蘊藏在物質環境中，或者內化到個人思維中。高語境性強調將大量信息通過預先編排順利傳遞到接受者手中，而將微量信息通過訊息傳遞留存下來。高語境文化暗碼信息和非言語編碼較多，具有內隱性和含蓄性的特點，而且具有歷史傳統、民俗風土的高重疊性，全體成員能夠共享資源，同時個體內化資源的問題并不突出。

　　中國哲學典籍的發展與語境密切相關。先秦哲學典籍的發展是諸子百家根據自身所處的社會局勢，逐漸形成各自的哲學學說，并提出各自學派的生存方略。兩漢時期學者們為迎合統治者思想統治的需要，努力挖掘元典本義，不斷進行訓詁考證，促進了兩漢經學的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烽煙四起，國家四分五裂，士人受到嚴重打擊，他們退而研究玄學，以超然彌補精神空虛，推動儒道合流。隋唐時期，統治者以宗教化解社會矛盾，以禮教調整社會關系，以德治實現長治久安，最終形成儒、釋、道三足鼎立的哲學體系。宋朝經濟高度發展，生產關系明顯變化，統治者為鞏固剝削關系、實現政治穩定，加強哲學體系中的佛、道思想，最終形成宋明理學。

　　我國哲學體系的同源性促使我們了解中國哲學思想時應追本溯源，理清各種思想傳統之間的關系。繼承性豐富了中國哲學概念的內涵，闡釋性充實了中國哲學概念的深層含義，但對中國哲學傳統的準確認知必須借助文本語境和歷史文化語境。中國哲學的各思想流派相互融合，更使語境因素成為準確理解中國哲學思想必不可少的分析因素。因而，中國哲學具有高語境特征，屬于高語境文化。

　　( 三) 語境對翻譯的普遍意義

　　語境在翻譯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可以說，翻譯的成敗取決于對語境的把握，因此很多學者高度重視語境，并嘗試在翻譯領域引入語境研究。斯坦納認為: 最全面的語言、文化語境才能決定源語含義，并幫助譯者進行成功翻譯; 奈達認為: 語境考量欠缺會導致理解話語意義、進行話語復制時出現最嚴重的錯誤; 沈蘇儒堅持: 理解語言的表層意義并不難，真正的難點是理解言外之意、聯想意義、深層意義等，因為這些涵義與文化內涵密切相關，同時也與原作者的社會、歷史、民族、地域等文化背景息息相關。

　　國外學者強調翻譯語境研究的三個層面，即語言層面、語篇層面和文化層面，因此譯者必須認真研究詞、句、段、篇等語境要素，并將這四大語境要素在翻譯中發揮的作用進行詳細分類，以便準確、有效地傳播中華哲學典籍。把語篇語境引入翻譯是外國學者理解翻譯、研究翻譯時的重大創舉，這就突破了單純字、詞、句語境的局限，有助于創造性地進行成功翻譯。

　　國內學者也對翻譯語境進行了研究。其中朱文振從語 言 語 境 進 行 分 析，并將研究成果出版成書———《翻譯與語言環境》; 鄭詩鼎強調語境與文學翻譯的密切關系，并通過研究出版了著作《語境與文學翻譯》。此外，我國學者研究翻譯與語境的著作還有: 《語篇翻譯引論》《翻譯語境描寫論綱》《翻譯與語言哲學》《描寫交際翻譯學》《翻譯語境化論稿》等。黃國文教授等人將功能語言學派的語境理論引入翻譯研究，奠定了翻譯語境研究的語言學基礎。此后，語境研究成為翻譯研究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三、語境與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研究

　　( 一) 中國哲學典籍的英譯標準

　　典籍英譯成敗的標準可謂見仁見智，這一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辜鴻銘主張整體意義與風格傳神兩者兼顧才能成功翻譯中國哲學經典，林語堂認為 “忠、順、美”是翻譯中國哲學典籍必須堅持的翻譯標準，汪榕培堅持“傳神達意”是成功外譯中國哲學典籍的衡量標準。國外學者理雅各則認為中國哲學典籍的翻譯首先應忠實于原文，但龐德和翁顯良卻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們主張只有做到“意象傳神”才是成功翻譯中國哲學典籍。實際上，譯者若要成功翻譯中國哲學典籍必須突破自身局限，通過追本溯源客觀認知典籍文本的真實含義，以“求真”為標準，窮盡所有翻譯技巧準確譯出哲學典籍歷史真諦，確保向全世界傳播中國哲學文化時能夠做到“文化傳真”。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哲學文化借助各種現代傳媒手段傳向世界。但中國哲學文化對世界的影響還很微弱，由于中西語言屬于不同的語系因而隔閡嚴重，這就使得大多數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比較膚淺，甚至還存在許多誤解。中國哲學文化不僅是中國的精神財富，也是全世界共有的精神財富，因此將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載體傳譯給全世界很有必要。換 言 之，對中國哲學典籍的準確傳譯很有必要。

　　中國哲學經典的英譯史已逾 300 年。此間典籍英譯所取得成果可謂碩果累累，但個中問題也不容忽視。其中最典型的問題就是傳統譯者按照西方哲學框架翻譯中國哲學典籍，而對中西文化差異卻考慮不足。例如，有譯者將中國哲學文化中的“神”翻譯成“God”，將“帝”翻譯成“Lord”或“God”，將“太廟”翻譯成“the State Cathedral”。實際上這些英譯詞匯都是西方哲學概念，而不是中國哲學概念，這些混淆了中西方哲學觀念，忽視了中西哲學觀念的本質差異。

　　中國哲學典籍英譯首先要感悟中國哲學。中國哲學觀念中沒有造物主、上帝等概念，沒有超越意識等思想，而是堅持宇宙生成論，認為宇宙萬物都是有機的發展過程。因此，翻譯中國哲學典籍時進行西方哲學歸化會導致中國哲學文化失真，因而應采用異化翻譯才能做到中國哲學典籍的“文化傳真”。

　　譯者按照“求真”標準實現中國哲學典籍的成功英譯必須經歷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兩個過程。語內翻譯是因為中國哲學典籍跨越數千年的漫長歷史，各哲學流派進行了不同的注釋，因而譯者應進行歷史考證與哲學思辯，全面把握原文本產生的歷史背景，通過歷史論證和文獻收集對原文本做出合理的詮釋。但現實中譯者不可能逐字逐句地考證典籍文本的原義，因而較為可行的做法就是: 參考相對權威且貼近原義的注釋文本進行英譯。

　　( 二) 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原則

　　我國哲學典籍的同源性、繼承性、闡釋性與互融性決定了譯者在翻譯的時候需要遵循“本原性原則” 和“自主性原則”。“本原性原則”是指譯者對中國哲學典籍文本應堅持宏觀認知，將需要認知的文本及其蘊含的哲學思想置于歷史文化長河之中，努力使譯文能夠體現原文在中國哲學和文化系統中的功能、意義和地位，這樣才能使典籍譯文成為“歷史上的”譯文。

　　“自主性原則”是指譯者應當將某類哲學觀念、哲學命題和哲學術語置于他們所屬流派和義理系統之中，這樣才能正確理解、客觀認知并準確翻譯蘊含這些哲學的典籍文本，才能使譯文符合原文所處的歷史背景、語言語境和文化語境，同時表現出所譯文本的獨特性以及與其他文本的差異性。“自主性原則”是實現本原性的前提，因而必然體現本原性。

　　譯者翻譯中國哲學典籍時堅持“本原性原則”和 “自主性原則”，就是既忠于原文又有所創造，但無論如何典籍英譯的成功必須溯源，即: 對中國哲學典籍的起源進行探究，實際上就是尋求所譯哲學文本的歷史根源。例如: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中的“民”就有多種不同的解讀。有人認為本句中的 “民”含有貶義，意指當時社會地位低下、倫理道德缺失、文化知識淺薄之人，因此《論語》中使用的“民”含有貶義。也有人認為這是孔子“愚民”思想的體現。但這種認知僅僅是常識。

　　對“民”的認識到晚清時代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康有為的解讀最具特色。晚清的康有為致力于改造儒家思想，特別注重改造孔子學說中的愚民思想，力圖將其改造成為中國國教，以便適應資本主義發展與改造的需要。于是他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作出了不同的解讀。他認為古人對這句話解讀有誤，主要原因是斷句錯誤導致的理解錯誤。他堅持本句的正確斷句應該是“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康有為如此解讀的實質是強調“民本”。那么，到底應該如何認知并準確翻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及其中的“民”字呢? 這就需要追本溯源。研究歷史事實我們就會發現將“愚民”與 “民本”的觀念對立起來的做法并不正確。孔子的最高理想是“仁政”，終極目標是“惠民”，因而絕不可能提出愚民思想。

　　按照“本原性原則”和“自主性原則”進行追根溯源的解讀，我們就會發現康有為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讀方式可能出于政治需要，是對孔子原意的曲解。因此以上兩項原則要求譯者在翻譯中國哲學典籍前通過追本溯源準確解讀中國哲學典籍，這樣才能客觀翻譯、準確傳播中國哲學經典。

　　( 三) 中國哲學典籍英譯應關注的語境

　　文本語境

　　典籍以文本形式進行傳承，通過字、詞、句、段、篇表達思想，準確確定典籍文本的意義必須依靠文本語境。在文字被創造出來之前，典籍主要是通過人們口耳相傳，因此由于聽者和傳者的能力差異難免出現傳承不精確、表達不一致。文字出現之后便立即取代口頭傳播成為典籍傳承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但由于口耳相傳在前，文字產生在后，所以典籍文本所記錄的內容更倚重讀音。于是，高頻率的同音異意字就成為典籍文本的一大特點。

　　隨著漢語文字的發展進步，漢字數量不斷增多，詞意不斷豐富同時詞意也產生變化，因而譯者在翻譯典籍時就需要對詞源進行考證，深刻理解所譯文字的原始含義與含義變革。同時譯者也應掌握同一時期同一文字在不同典籍中的含義差異。由此譯者才能準確把握典籍文本文字的含義。而且譯者還應考察被譯文本所在的具體語句、具體段落、具體篇章，即文本語境。對典籍字、詞、句的解讀必須進行共時解讀和互文解讀，即: 解讀典籍既要保證典籍內部前后一致，又要參照同時期其他文本含義，這樣才能避免文本被曲解進而導致的誤譯。

　　著者語境

　　典籍是作者表達思想的工具，也是作者內在意向的客觀外化，具有明確的個體性，同時也與作者本人的家庭背景、成長經歷、教育程度密切相關，而且這些因素都會通過典籍作品生動體現。例如: 《論語》作為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語錄體散文集，是孔子思想的文字反應，因此只有深入解讀孔子本人才能準確把握《論語》的哲理蘊意。

　　事實上，《論語》最大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 《論語》雖然記錄了孔子言論與孔子思想，但其著者并非孔子本人，而是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而且《論語》成書過程歷經數百年。最初，《論語》文本比較粗糙，到子思時期，他經過詳細校勘，最后形成了《論語》《孝經》等文獻并廣泛流傳。此后，《論語》文本不斷加工完善，但由于同音、通假等原因再加上地方方言差異，因而《論語》文本形形色色。

　　到西漢時期國內通行的文本僅剩三個。盡管如此，這三個版本仍存在文字差異、句讀迥異、章句差別等問題。實際上，這并不利于《論語》的傳播。為順應漢代大一統的文化政策，修訂整合《論語》版本的工作就從西漢時期全面展開。西漢張禹作《論語章句》獻給漢成帝，幫助漢成帝解決經術難題。此后，他又著《張侯論》為后繼《論語》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東漢末年，經學大師完成了《論語》的整理與定稿工作。《論語》自成書之日起就經歷了數千年時空變化、歷史演進和詞義變革，人們已經對《論語》的哲學涵義產生了誤解或歧義，因而后繼學者展開了廣泛的注釋工作。這些注釋就成為研究《論語》的重要參考，但注釋者的家庭出身、生活經歷、教育背景等都會限制他們對《論語》的注釋。同時這些注釋者也會出于不同的目的對《論語》進行注釋。所以譯者必須將孔子本人的社會背景和重要注釋者的社會背景全部掌握才能正確翻譯《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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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文化語境

　　典籍是時代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也是世人借以表達思想的工具。例如兩漢時期，政治統一、文化一統，學者們在闡釋經典時經常循規蹈矩，促使儒家思想倍受推崇。兩漢學者對儒家思想多訓詁字詞、疏通文意，而鮮有闡釋，偶爾有之，也重在強調人倫教化與經世濟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戰亂迭起、國家分裂、政權動蕩、思想自由，但人民和學子祈求太平，因而，道家的無為思想順應了時代潮流，發展迅猛，但儒家思想的影響依然存在且不可小覷。因此，魏晉儒學的特點是“以 道 為 本，援 儒 入道”。魏晉儒學家以道釋儒，以自然人性為本，追溯《論語》思想本源，因而翻譯《論語》注釋時必須充分考慮其歷史文化語境。

　　結語

　　我國哲學典籍的發展歷程呈現出同源性、繼承性、闡釋性與互融性的特點，而且中國哲學典籍的注釋發展與時代特征、社會現實、政治經濟文化現狀等背景因素密切相關，屬于高語境的典籍。根據高語境文化理論的要求，理解中國哲學典籍應堅持微觀文本語境與宏觀社會文化語境相結合的原則，以便準確把握中國哲學典籍的深層含義。因此，譯者必須堅持“求真”標準，并充分把握中國哲學典籍的相關語境，才能成功對中國哲學典籍進行英譯。譯者既要關注哲學典籍著者的個人背景，即作者背景語境，又要關注著者所處時代的時代特征，即歷史文化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