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發生在 100 年前的五四運動，促成了新文化運動陣營的分化，從中產生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推動新文化運動由 “不談政治”轉向 “談政治”，開始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觀察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思考中國的困境與出路，回答 “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大問題，進而以唯物史觀作為基礎和出發點，對革命、階級、國家、政黨諸政治問題進行了哲學層面的思考和探討，開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最初進程。

　　關鍵詞: 五四運動; 新文化運動;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 唯物史觀

　　1919 年發生的五四運動，至今已整整 100 年了。百年之間，歲月滄桑，神州巨變，五四運動對于中國社會歷史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在時間的推移中不是被消退、被磨滅，而是愈加鮮明、更為深刻地顯現出來。以五四運動為起點，所開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大規模傳播，以及由此而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開展，直到今天仍然充滿活力地延續著，即是這種影響經久不衰的體現。早在五四運動 20 周年之際，毛澤東就在總結這一運動的文化意義時指出: “在 ‘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① 10 年之后，在五四運動 30 周年之際，毛澤東面對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再次強調了五四運動后中國人精神世界這一新變化的重要意義。他說: “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國主義”② ; 但是五四運動后這種情況就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帝國主義及其文化 “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③。毛澤東所說的 “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 “科學的宇宙觀”，是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 而他所說的與這一世界觀相聯系的 “社會革命論”，則是指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他看來，五四運動之所以成為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節點，不僅在于從那時起中國革命的階級力量和領導者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而且從那時以來中國革命有了這種嶄新的宇宙觀和政治哲學作為指南。正是這樣，回溯百年前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開啟，考察其進路，發掘其內涵，總結其得失，以此昭顯五四運動的文化意義與精神遺產，啟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 21 世紀的新開展，正是對五四運動 100 周年的一個很好紀念。

　　一、五四運動: 新文化運動從 “不談政治”到 “談政治”的轉折點

　　五四運動之所以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起點，在于五四運動促成了新文化運動陣營的分化，從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和投身這一運動的新青年中，走出了一代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不再只是致力倡導新文化的文人書生，而是集革命家與學問家于一身的知識精英。作為革命家，他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發起了延續至今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 作為學問家，他們為這個黨、這個運動提供了指導思想和哲學基礎，使這個黨、這個運動從一開始就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下發展起來。與鴉片戰爭以來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各種先進人物不同，他們開始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觀察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思考中國的困境與出路，回答 “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時代大問題，進而以唯物史觀作為基礎和出發點，對革命、階級、國家、政黨諸政治問題進行了哲學層面的思考和探討，由此開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最初進程。因此，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從一開始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產物，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具有的實踐性、革命性和批判性的品格。

　　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開啟，是與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推動新文化運動由 “不談政治” 轉向 “談政治”相聯系的。伊始于 1915 年的新文化運動，本是陳獨秀為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保衛辛亥革命成果而發起的，但由于當時險惡的政治環境，又不得不打出 “不談政治”的旗號，使這一運動以思想文化運動的面貌出現。胡適等自由主義派學人加入新文化運動后，又按照他們的 “中國文藝復興”構想來塑造新文化運動，進一步強化了原來的 “不談政治”的色彩。陳獨秀對此深有體會，曾作過說明和檢討: “本志 ( 《新青年》) 社員中有多數人向來主張絕口不談政治，我偶然發點關于政治的議論，他們都不以為然。”① 這里的 “本志社員”，指 1917—1920 年 《新青年》北京時期編輯部成員和主要撰稿人，他們大多數人主張 “不談政治”，由此決定了這一時期 《新青年》的辦刊特點。陳獨秀當時對現實政治的態度，與他們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他曾為自己與 《新青年》同仁 “不談政治”的態度作出辯解: “我們不是忽略了政治問題，是因為十八世紀以來的政制已經破產，我們正要站在社會的基礎上造成新的政治”②。這些話表明，陳獨秀本人還是希望 “談政治”的，只是所要談的是 “站在社會的基礎上造成新的政治”。但在五四運動前， “造成新的政治” 的社會基礎在中國還不具備，因此他對新文化運動的 “不談政治”，沒有去努力加以改變。

　　隨著五四運動的發生，學生運動喚起了廣大民眾的覺醒，工人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造成新的政治”的社會基礎開始在中國形成。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敏銳地把握了這一歷史新走向，推動新文化運動由 “不談政治”轉入了 “談政治”。陳獨秀于 1919 年與 1920 年之交轉變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是新文化運動這一轉變的主要推動者。1919 年 12 月，他在 《新青年》第 7 卷第 1 號上發表《〈新青年〉宣言》，提出 《新青年》今后要關注政治，使政治成為 “造成新時代一種必經的過程，發展新社會一種有用的工具”③。1920 年 4 月，他在 《新青年》第 7 卷第 5 號上發表 《新文化運動是什么?》，明確提出建立新文化運動與現實政治的聯系，在于 “創造新的政治理想”，擺脫 “現實政治底羈絆”④。1920 年 9 月，他在 《新青年》第 8 卷第 1 號上發表 《談政治》和 《對于時局的我見》兩文，不僅公然宣稱自己必須 “談政治”，而且明確表示自己是 “以社會主義者的見地”① 來談政治問題的。由此，“談政治”取代了 “不談政治”，成為了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運動的新特點。1920 年底，胡適曾致信陳獨秀，提出在 《新青年》第 9 卷第 1 號上 “發表一個新宣言”，“聲明不談政治”②，但這已是徒勞無功的努力了。

　　當然，在陳獨秀這些文章的背后，還有他所直接參與的更為復雜的歷史背景: 1920 年初，在李大釗護送陳獨秀秘密離開北京前往天津以返回上海的途中，二人商討和確定了在中國創建共產黨的目標; 這年 8 月，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一個名為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組織在上海成立，陳獨秀是這個組織的發起者和領導人。在后來的中共黨史書寫中，這個組織被稱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1921 年 7 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一大就是由它發起和籌備的。與此同時，陳獨秀實現了 《新青年》編輯部的改組，陳望道、李達、沈雁冰 ( 茅盾) 、李漢俊等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進入并主持了編輯部; 《新青年》從第 8 卷第 1 號起，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實際掌握的理論刊物。這就有了陳獨秀在這一號《新青年》上發表的 “談政治”的兩篇文章，宣告新文化運動由 “不談政治”轉入 “談政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 《對于時局的我見》中，有多處 “吾黨”的提法，闡述 “吾黨”的政治主張。③ 這里的 “吾黨”，顯然不是指某個抽象的政治群體，也不是指 《新青年》同仁，而是指正在籌建中的中國共產黨。這些都表明，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運動轉向 “談政治”，是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活動直接相聯系的。

　　陳獨秀等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 “談政治”的內容，大體涉及政治問題的兩個層面: 一為現實政治的層面，主要是對當時國內外的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問題的觀察與衡論，這些內容都是具體的、易變的; 另一為政治理論的層面，主要是以唯物史觀作為基礎和出發點，對革命、階級、國家、政黨諸政治問題所進行的哲學層面的思考和探討，這些內容帶有抽象性、普遍性。正是這些哲學層面的思考和探討，構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最初內容。盡管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明確地把這些內容稱為政治哲學，但這些內容通過今天哲學史的發掘、疏理和闡釋，是完全可以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開端的。

　　二、“談政治”: 由 “問題”與 “主義”之爭開始

　　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運動由 “不談政治”轉向 “談政治”，由此而開啟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其間存在著很大的阻力和嚴重的分歧。這種阻力和分歧，表面上看是來自五四運動前新文化運動 “不談政治”的歷史惰性，深入地看則是來自新文化運動中自由主義者在 “談政治”上對馬克思主義所持的反對態度。五四運動后不久，當陳獨秀因散發 《北京市民宣言》還在被捕坐牢的時候，在李大釗與胡適之間已經發生了 “問題”與 “主義”之爭。這場思想爭論就是因 “談政治”而引發的，深刻反映了新文化運動這一轉向中的阻力和分歧。

　　在五四運動前，胡適是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中 “不談政治”的典型，用他自己的話說，曾 “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④。但這并不意味胡適不關心政治，不思考政治哲學問題。他之所以 “不談政治”，其實是在等待 “談政治”的適當時機。正是這樣，在五四運動后不久，胡適面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思想世界影響的迅速擴大，就很快從 “不談政治”轉向 “談政治”了。他后來對自己的這一心路歷程有過說明: “直到 1919 年 6 月中，獨秀被捕，我接辦 《每周評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那時……國內的 ‘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么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于是發憤要想談政治。我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一號里提出我的政論的導言，叫做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① 這一號《每周評論》是在 1919 年 7 月 20 日出版的。在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 “主義”! 》這篇 “政論的導言”里，胡適強調 “談政治”的重心，應放在研究和解決各種現實的 “問題”上，而不應放在空談什么 “主義”上，特別是不應倡導社會主義之類的 “過激主義”。在他看來，這類 “過激主義”危害大得很: “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世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② 很明顯，胡適在這里是主張以自由主義而反對以馬克思主義回答 “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大問題。只是他用實用主義的方法，對所主張的自由主義加以了偽裝，似乎所主張的不是一種 “主義”，而只是一種看待 “問題”的態度和解決 “問題”的方法。

　　與胡適不同，在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中，李大釗不僅是第一個打破新文化運動 “不談政治”局面的人，而且是第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出發點來 “談政治”的人。在 1919 年 1 月出版的 《新青年》第 5 卷第 5 號上，他發表了 《庶民的勝利》和 《Bolshevism 的勝利》兩文，熱烈歡呼俄國十月革命，高度贊揚布爾什維主義。針對胡適的文章，李大釗在 1919 年 8 月 17 日出版的 《每周評論》第 35 號上發表 《再論問題與主義》作出回應，指出 “談政治”固然需要研究和解決各種現實的 “問題”，但同時也需要積極宣傳理想的 “主義”。文章說: “《新青年》和 《每周評論》的同人，談俄國的布爾扎維主義 ( 即布爾什維主義———引者注) 的議論很少……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③ 在這里，他明確地主張自己的 “談政治”，就是談布爾什維主義，也就是談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了闡明自己所主張的 “主義”，李大釗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撰寫了長文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連載于 1919 年 9 月和 11 月出版的 《新青年》第 6 卷第 5 號和第 6 號。他告訴讀者，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 “使這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在我們的思辨中，有點正確的解釋”④。李大釗由此在中國思想世界樹立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確立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 “談政治”的基礎和出發點。

　　李大釗與胡適之間的 “問題”與 “主義”之爭，規模不大，時間不長，在當時的影響也有限，但意義卻是重大的。艾思奇將這場爭論稱為 “五四文化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爭論”， “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誕生后一次重要的思想戰”⑤。這一爭論已經預示: 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盡管表現為不同的形態，但總是屬于一定 “主義”的，總是表現為不同 “主義”的政治哲學之間的競爭。那種抽象的不談 “主義”的政治哲學，固然也有人鼓吹，但在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因其鮮明的 “主義”，而與其他 “主義”的政治哲學顯示出不同的思想特征。相關論文還可參考：談歷史軌跡及其哲學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