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養結合是循環農業最基本的實現形式，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對于改善農業生態環境質量具有重大意義。從農家肥可獲得性的視角出發，在構建村內鄰里養殖對農戶施肥行為影響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基于2011-2018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采用高維固定效應模型識別了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對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影響，以期明晰以村莊為單元實現種養結合的可行性，并得出結論如下：村內鄰里養殖能夠有效促進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多種穩健性檢驗均表明結論穩健。異質性分析發現，2014年后開始的劃定畜禽禁養區政策在一定程度削弱了村內鄰里養殖帶來的農家肥替代化肥效應;鄰里平均養殖規模的擴大能夠有效促進純種植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但對既種又養戶無明顯影響;鄰里平均養殖規模的增加對于小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促進效果更為明顯。因此，在農牧關系漸行漸遠的現實背景下，以村莊為單元優化種養布局，推進村內鄰里互助式種養結合將會是促進農家肥替代化肥和重構農牧能量循環的重要渠道。

　　關鍵詞

　　種養結合;農家肥;循環農業;農業面源污染;交易成本

　　論文《鄰里養殖會促進農戶使用農家肥替代化肥嗎》發表在《中國生態農業學報(中英文)》，版權歸《中國生態農業學報(中英文)》所有。本文來自網絡平臺，僅供參考。

　　1 引言

　　近幾十年來，中國農業和畜牧業表現出從結合到分離的發展趨勢。在傳統農業社會，農戶種植和畜禽養殖天然地融合在一起，畜禽可以為作物提供肥料和畜力，為人類提供動物蛋白和脂肪，作物秸稈又可以作為畜禽的飼料，這種種養結合模式(指種植業與畜牧業的結合，不包括“稻田養蝦”和“稻田養蛙”等其他種養結合形式)是循環農業最早的實現形式。然而，伴隨著工業化進程快速推進，化學肥料因見效快、肥力高、費工少等優勢受到廣大種植戶的青睞;農業機械化程度的不斷提升在逐漸替代畜禽在種植業中發揮的作用，種植業不再依賴畜禽養殖業提供畜力和肥料。與之同步并行的是，化肥和機械應用使更多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農民收入顯著提升，對肉禽蛋奶需求快速增長。在規模偏好的政策扶持和工商資本介入下，養殖業更加規模化和集中化。種植業和養殖業在主體和空間上逐漸分離，農牧關系漸行漸遠。盡管種養的專業化分工使各類農戶的比較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提升了農業生產效率，帶來了更高的經濟效益，但造成了養殖糞污大量排放和種植業化肥過量施用的雙重污染。重構農牧關系，采用農家肥替代部分化肥，實現種植化學品投入減量和養殖業糞污資源化利用，對于遏制農業面源污染和促進農業綠色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已有研究對實現種養結合面臨的現實困境和破解思路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盡管種養結合在促進農民增收和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但其落地仍然阻力重重。首先，實現種養結合所需的市場機制、管理機制和社會化服務體系還未形成，以農家肥替代化肥生產的農產品優質優價機制尚未建立，導致農戶從事種養結合的經營收益難以保障;其次，伴隨著環境規制要求和養殖疫病防治要求的提升，種養結合已經成為一項資金投入大、投資回報周期長的系統性工程，且管理相對復雜，在農村信貸和保險市場亟待發育的客觀背景下，小農戶從事種養結合面臨著巨大的資本約束和市場風險，導致其在種養結合中被不斷“擠出”;再次，由于農家肥還田對勞動投入需求較高，廄肥清理和撒肥環節的機械化程度較低，在農村勞動力季節性短缺背景下，農家肥替代化肥面臨著“誰來還田”的困境;此外，養殖場選址的諸多限制也增加了農家肥還田的運輸成本，導致種養結合難以實現。為緩解以上因素對種養結合實現的桎梏，已有研究對通過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來促進種養結合和實現農家肥還田給予了充分重視，其基本邏輯在于：第一，一定規模的種植業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可形成一定規模的養殖，雖其養殖規模無法與大中型養殖場相比，但能夠為農家肥還田提供就地消化空間，從而降低農牧經營主體分離條件下的農家肥還田成本;第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較小農戶通常擁有更為充裕的資本稟賦，這為實現種養結合提供了物質基礎;第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農產品市場地位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使農家肥替代化肥的農產品綠色溢價有所保障。因此，應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作為種養結合的重要載體，并通過相關項目投資等方式加大資金支持和技術推廣，從而對種養結合形成良好激勵。

　　已有文獻為本研究的開展提供了理論支撐和研究思路，但在以下方面有待于進一步深化和完善。從實現形式看，現有研究更加關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實現種養結合中的重要作用，強調通過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實現主體內部的農業封閉循環，這雖具有一定現實意義，但當前規模小、數量多的小農戶仍然是農業經營主體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表明，中國小農戶數量占農業經營主體98%以上，小農戶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70%左右。從重構思路看，為打破種養分離困境，現有研究多聚焦于實現經營主體“既種又養”的內部農業能量循環。盡管這種主體內部的種養結合能夠使得環境負外部性內部化，但未必是農戶在利潤最大化目標下的最優決策。實際上，農牧分離表現為農牧產業在個體和空間層面的雙重分離，那么，能否存在一種種植和養殖主體互助式的種養結合，使農牧專業化分工和農牧能量循環得到兼顧?回答這一問題，對兼顧經濟效率和環境保護具有重要意義。作為農戶生產生活的基層自治單元，村莊內部有限的地理區域和農戶間熟識的鄰里關系為實現農牧戶間的互助式種養結合提供了天然性便利。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嘗試實現以下方面創新：第一，從研究視角看，將農家肥可獲得性納入分析框架，從交易成本角度解釋村內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對農戶農家肥替代化肥的影響，探討村莊層面“廣義”種養結合的可行性;第二，從關注焦點看，有別于當前強調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實現種養結合的思路，本研究更加聚焦村內鄰里互助式種養結合對小農戶農家肥替代化肥行為的影響及異質性;第三，從識別策略看，采用大樣本微觀農戶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彌補了以往研究采用小樣本截面數據的缺陷，使研究結論更具普遍意義。與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更為強調實現村莊內部種養結合對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在傳統農戶個體種養結合無法回歸和種養結合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難以普及的客觀背景下，發展村莊內部的鄰里互助式種養結合對實現農家肥替代化肥具有重要意義，種養主體分離和空間不分離的村內鄰里互助式種養結合能夠實現畜禽糞污和化肥兩種面源污染的同步消減。

　　2 理論分析

　　2.1 村內鄰里養殖對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影響

　　種養結合的關鍵是農家肥還田，從而替代部分化肥。從需求側看，作為理性經濟人，種植戶從事農業生產的目標在于實現利潤最大化，化肥和農家肥的施用強度是農戶在權衡成本收益后做出的最優配置決策。盡管化肥和農家肥均是農業生產的投入要素，但帶來的收益和成本特點存在較大差異。從收益角度看，化肥施用見效快，其投入的直接目的在于提升當期收益;農家肥作為一種長期投資，其施用不僅能夠影響當期產出，也會改善耕地質量，提升長期收益。從成本角度看，除直接購買費用外，化肥與農家肥購買時面臨的交易成本存在明顯差別。化肥具有高商品化程度和低交易成本的特點，增產增收引致的高化肥需求促使村莊內部及周邊農資產業的發展，農民在獲取化肥時通常更為便捷，部分農資店為獲得更高化肥銷售利潤，甚至會將農戶購買的化肥直接送至田間地頭。與化肥相比，種養分離導致農家肥獲取的交易成本明顯更高。第一，相對于化肥供給，銷售農家肥的養殖戶數量更為有限，且養殖場選址通常面臨著空間限制，規模小、數量多的農戶獲取農家肥則面臨著更高的信息搜尋成本，這導致部分具有農家肥購買需求的農戶被阻隔在市場之外;第二，相對于化肥，農家肥產品標準化水平低、質量參差不齊，農戶購買時存在質量甄別成本;第三，在養殖業環境規制政策影響下，規模化畜禽養殖場的拆除與搬遷增加了農家肥獲取的運輸成本。因此，交易成本直接制約著農家肥對化肥的替代。

　　由于種植業受制于耕地的不可移動性，對于種植戶來說，村莊內部鄰里平均養殖規模的擴大對降低農家肥交易成本具有重要影響。第一，村莊是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基本單元，村內鄰里間具有明顯的熟人社會關系特征，有助于降低農戶獲取農家肥的信息搜尋成本;第二，村內鄰里間的熟人關系可以為農家肥質量提供保障，緩解了供求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第三，村莊內部行政區域較小，鄰里平均養殖規模的擴大也可以有效降低農家肥購銷時面臨的運輸成本。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H1：鄰里平均養殖規模的擴大可以有效促進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

　　2.2 鄰里養殖對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影響的異質性

　　上述分析是在假定養殖戶在村莊內部分布不受約束以及種植戶生產經營特征同質化的前提下進行的理論分析。但在現實中，上述假定通常很難得到滿足。

　　從養殖戶空間分布狀態看，養殖業環境規制政策的實施可能會對養殖戶空間分布施加約束。2014年開始施行的《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針對不同區域提出了禁止規模化養殖的要求：在居民飲用水保護區、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和緩沖區、城鎮居民區、文化教育科學研究區等人口集中區域以及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禁止養殖區域(禁養區)禁止建設畜禽養殖場或養殖小區，對于禁養區內已經存在的養殖場則需要進行搬遷和拆除。禁養區劃定使得畜禽養殖更加趨向集中化和規模化，改變了以往養殖戶分散經營的空間分布格局，導致農戶農家肥的獲取及運輸成本有所提升。此時，即使村莊戶均養殖規模未發生明顯變化，養殖戶空間分布的集中化也會阻礙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H2a：畜禽禁養區劃定的實施會削弱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帶來的農家肥替代化肥效應。

　　從種植戶生產經營特征看，由于種植戶自身養殖行為存在差別，鄰里平均養殖規模的擴大對不同類型種植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影響會存在異質性：對于既種又養戶，將自身養殖產生的畜禽糞污還田不僅能夠有效降低環境規制下的糞污處理成本，而且避免了獲取農家肥的搜尋、甄別和運輸成本，因此通常會把自身養殖產生的畜禽糞便作為農家肥來源的首選，而純種植戶獲得農家肥的方式則更加依賴于鄰里種養。另一方面，考慮到種植戶農地經營規模差異，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對不同規模種植戶產生的農家肥替代化肥效應也會存在差別。小農戶多以經營自家承包耕地為主，耕地產出的部分農產品可能用于自身消費，在自有地投入農家肥積極性更高，且種植作物可能涉及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因此更具備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意愿與激勵;隨著經營規模擴大，以糧食等大田作物為主的種植結構不僅使農戶對農家肥的需求有所減弱，且與農家肥施用相關的勞動和機械等互補要素也難以得到保障，最終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帶來的農家肥替代化肥效應不斷減弱。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H2b：與既種又養戶相比，鄰里平均養殖規模的擴大對純種植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效果更為明顯。

　　假說H2c：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對小規模種植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促進效果更為明顯。

　　3 數據來源、識別策略與變量選取

　　3.1 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數據為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建立，1986年起正式運行，每年調查樣本包括中國31個省份(自治區、直轄市，不包括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300余村2萬余農戶，因此對于微觀農戶行為研究具有較強代表性。由于農戶畜禽養殖存欄量數據自2011年開始調查統計，鑒于數據和指標的可獲得性，本研究樣本的時間跨度為2011-2018年。由于重點關注農戶在種植業生產中的化肥和農家肥施用情況，因此在實證模型中選擇了從事種植業的農戶進行回歸分析。

　　3.2 識別策略

　　采用高維固定效應模型從微觀農戶層面識別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對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行為的影響，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ln D_{it}=eta_{0}+eta_{1} × ln V_{it}+sum_{k=1} eta_{2k} × C_{it}+ ind _{i}+ year _{t}+region_{m}×year_{t}+varepsilon_{it}]

　　式中：(D_{it})為農戶(i)在第(t)年的化肥或農家肥施用強度;(V_{it})為農戶(i)在第(t)年的鄰里平均養殖規模;(C_{it})為控制變量組向量，包含戶主特征、家庭特征、農業生產特征和村莊特征4個類別;(eta_{0})、(eta_{1})、(eta_{2k})分別為對應的待估計參數;(ind_{i})為農戶個體固定效應;(year_{t})為時間(年份)固定效應;(region_{m}×year_{t})為省份和時間(年份)的交互固定效應;(varepsilon_{it})為隨機擾動項。若鄰里平均養殖規模的擴大能夠提升農家肥施用強度，降低化肥施用強度，則表明鄰里養殖能夠有效促進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

　　3.3 變量選取

　　3.3.1 被解釋變量

　　化肥施用強度和農家肥施用強度分別用單位播種面積平均化肥施用量和農家肥施用折價表示。針對種植戶[即種植糧食作物或經濟作物的農戶，糧食作物包括小麥(Triticum aestivum)、水稻(Oryza sativa)、玉米(Zea mays)、大豆(Glycine max)和薯類作物等，經濟作物包括棉花(Gossypium spp.)、油料作物、糖料作物、麻類作物、煙草(Nicotiana tabacum)、蠶桑、蔬菜和水果等]，將各類農作物的化肥施用量之和與農家肥折價之和分別除以農作物總播種面積計算得出。

　　3.3.2 核心解釋變量

　　鄰里平均養殖規模用村莊內除該農戶外其他樣本農戶的戶均豬當量表示。豬當量是用于衡量畜禽糞污產出水平的度量單位，1頭豬為1個豬當量。由于不同畜禽產污水平存在差異，參照國際做法，結合2018年印發的《畜禽糞污土地承載力技術測算指南》，將除生豬之外的肉牛、肉羊、肉禽、蛋禽和奶牛養殖數量折算成豬當量，各類畜禽的豬當量折算標準為100頭豬相當于15頭奶牛、30頭肉牛、250只羊和2500只家禽。考慮到不同畜禽養殖周期的差異，用存欄量衡量養殖周期大于1年的畜禽養殖數量，包括肉牛、蛋禽和奶牛，用出欄量衡量養殖周期在1年及以內的畜禽養殖數量，包括生豬、肉羊和肉禽。

　　3.3.3 控制變量

　　為避免遺漏變量帶來的估計結果可信度不足問題，進一步控制了其他因素對化肥和農家肥施用強度的影響。控制變量包括以下4組：

　　第一組為戶主特征變量，包括戶主性別、年齡和受教育程度。農戶施肥存在持續、穩定的習慣性經驗特征，戶主性別、年齡和受教育程度往往反映其施肥認知與經驗，對化肥和農家肥的施用強度具有重要影響。

　　第二組為家庭特征變量，包括農技培訓或教育水平、家庭經營主業、勞動力數量與配置特征。1)家中接受農業培訓或教育人數：采用家中接受過農業職業教育或受過政府部門農業培訓的總人數表示。良好的技術培訓與教育有助于農戶科學、合理施肥。2)家庭經營主業：用家庭是否以農業為主業表示，若是則為1，否則為0。以農業為主業的農戶更加依賴農業經營收入保障生計，化肥和農家肥施用強度可能更高。3)家中勞動力數量：用家中年齡在15歲以上的常住人口數表示。施肥對勞動強度具有一定要求，勞動力供給水平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化肥和農家肥施用強度。4)外出務工勞動力占比：采用當年外出從業時間不低于180d的勞動力數量除以家庭人口數表示。外出務工勞動力占比高的農戶更難為農家肥施用提供充足勞動力，也更傾向采用化肥替代農業生產中的勞動投入。

　　第三組為農業生產特征變量，包括農業生產投資水平、化肥價格、經營農地特征、種植結構和養殖特征。1)農業固定資產投資額：反映農戶在農業生產中的投資水平，農業固定資產投資額越高的農戶，通常意味著農戶經濟條件較好，施肥時面臨的資金約束越小，更可能過量施用化肥。2)化肥價格：化肥價格越高，農戶則傾向少用化肥，采用農家肥替代。3)農地經營規模：用年末實際經營耕地面積表示。農地經營規模的適度擴大可以緩解小農戶的“自我剝削”現象，降低化肥施用量，但過大的規模也會制約耗工費時的農家肥的施用。4)地塊數量：用農戶年末經營耕地塊數表示。地塊數量可以反映農戶土地細碎化程度，地塊數量越多，表明土地細碎化程度越高，農地經營的管理成本也越高，農戶越傾向通過增加化肥施用替代勞動投入，減少費時費力的農家肥投入。5)糧食種植面積占比：與糧食作物相比，經濟作物種植中的化肥和農家肥施用強度更強，因此用糧食種植面積占比控制農戶種植結構對施肥強度的影響。6)水田面積占比：采用經營耕地中水田面積占農地經營規模的比值表示。與旱地相比，水田土地質量更好，表現為有機質含量更高，這為減肥不減產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條件。7)農戶養殖豬當量：農戶自身的畜禽養殖糞污可以為農業生產提供農家肥，進而為農家肥施用提供了便利條件。

　　第四組為村級特征變量，包括村莊經濟發展條件、地勢特征和地理區位特征。1)村莊是否為貧困村：用該村莊是否為建檔立卡貧困村衡量，是則為1，否則為0。村莊是否為貧困村是經濟發展水平的直接表征，對農戶施肥行為具有直接影響。2)村莊是否地處平原：若地處平原則為1，否則為0。平坦的地勢為農地規模經營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有助于化肥減量，但不利于農家肥獲取。3)村莊距公路干線距離：距離公路干線更近的村莊交通更為便利，有助于果蔬作物和畜禽產品的運輸，對化肥和農家肥施用強度具有促進效果;距離公路干線更遠的村莊通常經濟發展更為落后，不利于實現規模化經營，農戶化肥施用強度可能更高。

　　此外，考慮到農戶個體非觀測特征、地區差異以及各類化肥減量政策對農戶化肥和農家肥施用強度的影響，在模型中引入了農戶層面個體固定效應、時間(年份)固定效應和省份與時間(年份)的交互固定效應進行控制。

　　考慮到農業生產資料物價水平的時序變化，采用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對農家肥施用強度、農業固定資產投資額進行平減，采用化肥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對化肥價格進行平減。在模型估計中，為避免極端值、異常值以及異方差問題的影響，對化肥施用強度、農家肥施用強度、鄰里平均養殖規模、農業固定資產投資額、農地經營規模、農戶養殖豬當量和村莊距公路干線的距離取對數后引入模型。

　　4 結果與分析

　　4.1 基準回歸結果

　　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對農戶化肥和農家肥施用強度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顯示，在不同模型設定下，鄰里平均養殖規模估計結果的穩定性較高，均表現出對化肥施用強度的顯著負向影響和對農家肥施用強度的顯著正向影響，表明鄰里平均養殖規模的擴大能夠有效促進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研究假說H1得到驗證。

　　4.2 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分別從以下方面進行穩健性檢驗：1)考慮內生性，采用鄰里平均養殖規模一階滯后項作為核心變量進行重新估計;2)子樣本檢驗，剔除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個直轄市的農戶樣本后重新估計;3)縮尾檢驗，對被解釋變量和核心解釋變量按各自1%和99%進行縮尾處理后再進行模型估計;4)更換被解釋變量，將被解釋變量更換為農家肥費用占肥料費用之和的比重進行重新估計。總體來看，多種穩健性檢驗均表明鄰里平均養殖規模顯著促進了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研究結果較為穩健。

　　4.3 異質性分析

　　4.3.1 禁養區劃定對鄰里平均養殖規模農家肥替代化肥效應的影響

　　考慮到禁養區劃定對養殖戶空間分布的約束限制，以2014年為節點生成虛擬變量，并與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形成交互項后放入模型進行實證估計。結果表明，禁養區劃定實施后，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對化肥施用強度的負向影響和對農家肥施用強度的正向影響均有所減弱，即禁養區劃定后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帶來的農家肥替代化肥效應有所降低，假說H2a得到驗證。在禁養區等環境規制政策影響下，規模化畜禽養殖場的拆除與搬遷增加了農家肥獲取的運輸成本，激化了養殖場與小農戶對接難的現實矛盾。換句話說，禁養區劃定下養殖場的規模化和集中化發展盡管有助于緩解畜禽糞污處理設備的不可分性，實現養殖業清潔生產，但卻加劇了種養分離，并對農家肥替代化肥產生不利影響，相當于變相加劇了化肥面源污染。因此，推進農業綠色發展要將種植業化肥面源污染與養殖業畜禽糞污處理統籌考慮。

　　4.3.2 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對不同類型種植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影響

　　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對純種植戶和既種又養戶化肥和農家肥施用強度影響的估計結果顯示，鄰里平均養殖規模的擴大能夠促進純種植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但對既種又養戶的化肥和農家肥施用強度均無顯著影響，這與理論預期一致，假說H2b得到驗證。這一研究結論對于不同類型農戶種養結合的實現路徑具有重要啟示：純種植戶在村莊內部占比接近一半，對于純種植戶的種養結合，應充分重視村莊養殖業發展水平的提升和村莊內部種養農戶間的合理配置;雖然既種又養戶在村莊內部占比不斷降低，但其個體的種養結合仍然是實現循環農業的重要形式。因此，在未來循環農業的發展中，應從村莊層面和農戶個體層面協同推進種養結合，將畜禽糞污“變廢為寶”。

　　4.3.3 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對不同規模種植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影響

　　為檢驗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對不同規模種植戶農家肥替代化肥的影響差異，以農地經營規模的中位數為標準，將樣本劃分為小規模種植戶和大規模種植戶兩組進行分組回歸。結果顯示，鄰里平均養殖規模的擴大對小規模種植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但對大規模種植戶的影響不顯著，假說H2c得到驗證。這一結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小農戶多以經營自家承包耕地為主，耕地產出的部分農產品可能用于自身消費，在自有地投入農家肥積極性更高，且種植作物可能涉及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因此更具備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意愿與激勵;另一方面，隨著經營規模擴大，以糧食等大田作物為主的種植結構不僅使農戶對農家肥的需求有所減弱，且與農家肥施用相關的勞動和機械等互補要素也難以得到保障，最終鄰里平均養殖規模帶來的農家肥替代化肥效應不斷減弱。

　　5 結論與政策啟示

　　5.1 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2011-2018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采用高維固定效應模型，從農家肥可獲得性視角實證分析了村內鄰里養殖對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影響及異質性。研究發現：村內鄰里養殖能夠有效促進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這一結論在多種穩健性檢驗后仍然成立。異質性分析表明，2014年后開始的劃定畜禽禁養區政策在一定程度削弱了村內鄰里養殖帶來的農家肥替代化肥效應;鄰里平均養殖規模的擴大能夠有效促進純種植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但對既種又養戶無明顯影響;鄰里平均養殖規模的增加對于小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促進效果更為明顯。

　　5.2 政策啟示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啟示：

　　第一，優化村莊種養布局，促進鄰里互助式種養結合。在農牧關系漸行漸遠的現實背景下，以村莊為單元優化種養布局，推進村內鄰里互助式種養結合將會是促進農家肥替代化肥和重構農牧能量循環的重要渠道。政府應加強對村莊種養布局的規劃引導，鼓勵在村莊內部合理配置養殖農戶和種植農戶，促進畜禽糞污就地消納和資源化利用。同時，應建立健全村莊內部農家肥交易市場和社會化服務體系，降低農家肥交易成本，提高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積極性。

　　第二，完善禁養區劃定政策，兼顧種養結合與環境保護。禁養區劃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內鄰里養殖帶來的農家肥替代化肥效應，因此在制定和實施禁養區劃定政策時，應充分考慮種養結合的需要，合理劃定禁養區范圍，避免過度限制畜禽養殖。對于禁養區內的養殖場，應給予合理的補償和搬遷安置，鼓勵其向非禁養區轉移，并與周邊種植戶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實現畜禽糞污的異地消納和資源化利用。

　　第三，加強對純種植戶和小農戶的支持，提高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能力。純種植戶和小農戶是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主要受益群體，但由于其自身資源稟賦和生產經營特征的限制，在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過程中面臨著諸多困難。政府應加強對純種植戶和小農戶的技術培訓和資金支持，提高其科學施肥水平和農家肥施用能力。同時，應建立健全農產品優質優價機制，提高農家肥替代化肥生產的農產品附加值，增強農戶采用農家肥替代化肥的經濟激勵。

　　第四，推動種養結合模式創新，促進農業綠色可持續發展。種養結合是循環農業的重要實現形式，也是促進農業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政府應鼓勵和支持種養結合模式創新，推廣“養殖+種植”“養殖+沼氣+種植”等生態循環農業模式，實現畜禽糞污的資源化利用和化肥減量增效。同時，應加強對種養結合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和支持，發揮其在技術推廣、市場開拓和品牌建設等方面的帶動作用，促進農業綠色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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