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長時段歷史數據，構建了一個包括中國古代17個王朝的數據集來研究氣候變遷與政府能力對王朝興衰的影響。實證結果驗證了“王朝周期律”假說：王朝年齡與內亂發生率之間存在U形關系，與經濟繁榮程度之間存在倒U形關系。溫度與降水變化均對王朝興衰有顯著影響，氣候沖擊主要通過影響糧食豐歉而作用于國家財政能力，進而影響社會經濟發展。此外，在考慮中原王朝政府能力的情況下，外患的發生主要和王朝的個體異質性有關。

　　關鍵詞氣候變遷，政府能力，王朝興衰

　　一、引言

　　近年來，在全球氣候變遷成為學術界與各國政府公認和關注的重大核心問題的背景下，利用中國古代氣候重建時間序列以考察氣候變化與中國歷史發展之間的關系也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熱點問題。自從竺可楨(1973)根據中國歷史文獻中自然物候與災害記載資料首次建立了過去五千年中國東部地區的溫度變化曲線之后，古氣候學者進一步利用史料及樹輪、冰芯、石筍、沉積物、孢粉、珊瑚等自然證據重建了大量高分辨率中國古代氣候變化序列(如Hughesetal.，1994;Tanetal.，2008;Yietal.，2012;Fengetal.，2012;Geetal.，2013;Houetal.，2016)，為這一研究提供了基礎數據。

　　通過對中國唐末到清朝的戰爭、社會動亂和社會變遷的系統對比分析，章典等(2004)發現，戰爭數量與氣溫顯著負相關，70%—80%的戰爭高峰期、大多數的朝代變遷和全國范圍的動亂都發生在冷期。FangandLin(1992)在中國古代編年史中獲得的數據基礎之上，重建了前190—公元1880年在蒙古草原南部和亞洲中東部生活的游牧民族向南和向東遷徙的時間序列。研究發現，氣候變化與歷史上游牧民族的遷徙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王俊荊(2007)的研究同樣發現氣溫和中國戰爭數目總體負相關，但氣候變遷對戰爭的影響存在區域性差異。王會昌(1996)、李裕元(1999)、Zhangetal.(2007)、Zhangetal.(2008)、Zhangetal.(2010)和葛全勝(2011)的研究也都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然而，古氣候學者對于氣候變遷與中國歷史發展之間的實證研究多為氣溫與戰亂或朝代更迭之間的兩兩相關性研究。張德二(2008)和俞煒華等(2015)對這種研究方法表示了質疑，認為在復雜的古代氣候變遷和歷史發展面前，簡單的相關性統計分析是不合適的，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結論的可靠性。

　　在量化分析方面，經濟學有著強大的工具優勢。為此，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眾多經濟學家也對這一命題進行了實證考察。如BaiandKung(2011)將旱災和黃河支流決堤作為降雨量多寡的代理變量，分析氣溫、降雨量與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間戰爭沖突的關系，結果發現，游牧民族10年間主動進攻的頻數與降雨量顯著負相關，但氣溫與戰爭頻數相關性不顯著。趙紅軍(2012)實證檢驗了氣候變化和以戰爭數量衡量的社會不穩定程度之間的關系，發現氣溫的升高(降低)傾向于減少(增加)社會不穩定程度，降雪異常對社會不穩定的作用是結構性的。陳強(2014)則著重考察了氣候沖擊、王朝周期與游牧民族活動的關系，研究發現，旱災會驅使游牧民族為了生存而進攻農耕漢族。中原王朝越早于游牧政權建立，被后者征服的概率則越高。陳永偉等(2014)利用長期面板數據，對玉米引入中國后，對明清農民起義發生率的影響進行了定量分析，結果發現以玉米為代表的美洲作物的引種并未能讓中國像歐洲國家那樣擺脫“氣候—治亂循環”。梁若冰(2014)考察了氣候沖擊與晚清教案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氣候沖擊可以通過影響糧食收成和價格而影響教案的發生。

　　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氣候變遷對于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已經成為學者們的共識1①，但該研究仍存在以下幾點值得進一步拓展和細化之處：①在研究方法上，缺乏控制變量的兩兩相關性研究會影響結論的可靠性，應充分利用計量經濟學的工具優勢，使用多元回歸方法，將氣候與眾多社會經濟變量同時納入分析模型，以全面評估包括氣溫在內的各種因素在王朝興衰中的作用。②現有對氣候變化與中國古代內亂和外患的研究多基于時間序列數據(timeseriesdata)，但在復雜的歷史條件下，氣候與內亂或外患的關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民族會呈現不同的特點。因此，在數據類型方面應該盡量使用面板數據(paneldata)，這樣可以把不可觀測的個體異質性考慮在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通常難以避免的內生性問題。③現有研究大多考察的是氣候與中國古代戰爭之間的關系，而對氣候變化與朝代興衰之間的量化研究仍比較缺乏。①2王朝的興衰更迭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重要特征，本文認為，應該把氣候、戰爭與王朝周期和政府能力的變遷聯系起來，這樣才能更好地把握氣候在中國古代歷史變遷過程中的作用。

　　為此，本文借鑒陳強(2015)的做法，構建了一個包括中國歷史上17個主要的朝代(中原王朝3②)，時間跨度為前221—公元1911年的王朝面板數據集(dynasticpaneldataset)來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王朝興衰的決定因素。其中，橫截面為王朝，時間維度為年份(10年間隔)，故面板數據結構為“王朝×年份”。分別用經濟繁榮程度和社會動亂發生的頻次來代表王朝興衰的狀況。經濟繁榮、社會動亂頻次較少代表“治世”，而經濟蕭條、社會動亂頻次多則代表“亂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主要選取以下三類變量來解釋中國封建社會的王朝興衰。

　　(1)氣候變遷與自然災害：中國過去兩千年來氣候冷暖變化與中原王朝興衰的時期存在良好的對應關系。經驗研究表明，大凡社會穩定、經濟發達、國勢強盛、人口增加和疆域擴展的大一統王朝時代，恰恰都與氣候暖期或變暖期大體一致;而藩鎮割據、農民起義和外族入侵的分裂混亂時期，則都屬于中國歷史上的氣候冷期與變冷期(葛全勝等，2011)。因此，本文使用古氣候學者重建的溫度變化、降水變化、降雪異常序列和歷史學者統計的中國古代水災發生頻次和旱災發生頻次這5個變量來代表氣候變遷與自然災害。

　　(2)政府能力：縱觀中國兩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歷史，統一的中央集權大國始終是政治結構的主導形態(金觀濤和劉青峰，1984)。因此，政府能力在王朝興衰和歷史變遷中的作用不可忽視乃至至關重要。本文用三個方面來度量政府能力。首先，根據“王朝周期律”，一般來說，每個王朝都不可避免地經歷成長、成熟、鼎盛、衰落的生命周期。因此，本文使用王朝年齡(dynasticage)來反映政府能力中隨時間而變的部分。其次，通過王朝固定效應(dynas-ticfixedeffects)來捕捉政府能力中不隨時間而變的部分。比如，王朝的建立時間、領土面積、基本國策、主流的意識形態等都可以包括在王朝的個體異質性當中。最后，本文還納入了政府的財政狀況這一變量。財政能力是國家能力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府的行為表現。很多學者認為，稅收制度的簡陋、政府的財政危機是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最終使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Wang，1936;黃仁宇等，2001;費正清，2002)。

　　(3)人口密度：人口與資源的關系也對王朝興衰有著重要影響。一般來說，在每個朝代初期，剛剛經歷了長期戰爭，人口大量減少，土地資源相對豐富，食物供應充足，社會因此可以維持一段時間的穩定和發展。隨著人口的增加，要素報酬遞減，食物危機導致社會矛盾加劇，王朝衰亡，而經過戰爭、瘟疫、饑荒之后，人口危機消失，新的王朝因而可以開始下一輪的循環(何炳棣，2000;郭艷茹，2006)。侯家駒(2010)也認為，在中國古代專制政治和統制經濟的制度安排下，由于缺乏工商活力與科技突破，乃使經濟長期停滯于靜態的農業社會，而人口卻一直在增加，使土地難以負擔其一定的生活水平。因此，經濟上人地比例的變化就成為引發政治上“治亂循環”的主要因子。另外，人口密度也常作為經濟發展水平的代理變量(如陳強，2015)。

　　本文的實證結果驗證了“王朝周期律”假說：王朝年齡與內亂發生率之間存在U形關系，與經濟繁榮程度之間存在倒U形關系。在一個王朝周期內，經濟發展水平的拐點一般早于內亂發生率的拐點到來。氣候變遷對王朝興衰有顯著影響，總體來看，溫暖、濕潤的氣候環境能夠促進經濟繁榮，有效降低內亂發生的概率，寒冷、干燥氣候的作用則相反，從而使得王朝興衰表現出“冷抑暖揚”的特征。作為政府能力的核心，財政能力對社會治亂也有著顯著作用，富足充裕的財政狀況與社會動亂顯著負相關，與經濟繁榮顯著正相關。傳導機制方面，氣候變遷主要通過影響糧食豐歉而作用于國家財政，表明經濟因素是氣候變化影響政府能力變遷乃至朝代興衰的重要途徑。外患發生的概率隨溫度的下降、降水的減少而顯著上升，但在考慮中原王朝政府能力的情況下，外患的發生主要和朝代的個體異質性有關。

　　本文的主要貢獻有以下幾點：首先，從內亂發生率和經濟繁榮程度兩個角度驗證了“王朝周期律”假說，證明該規律的確適用于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其次，構建了一個王朝面板數據集，并將氣候因素與眾多社會經濟變量同時納入模型，比較全面地評估了包括氣候變遷、政府能力在內的多種因素對王朝興衰的作用，使研究結論更為可靠。最后，本文在研究中使用了新的數據集。如古氣候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Zhengetal.，2006;Geetal.，2013)、古代經濟等級序列和古代糧食豐歉等級序列(方修琦等，2014)、古代財政平衡等級序列(魏柱燈等，2015)等。這可為日后學者的研究提供一些參考和借鑒。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變量的理論假說，第三部分介紹本文的數據與描述性證據，第四部分通過回歸結果分析氣候變遷、政府能力和王朝興衰之間的關系，第五部分是穩健性檢驗，第六部分討論外患的決定因素，第七部分為結論。

　　二、理論假說

　　根據可獲得的變量，本文以中國歷史上的社會動亂發生率(包括內亂和外患)和經濟繁榮程度作為王朝興衰的代理變量，以氣候變遷、政府能力和人口為主要解釋變量，考察中國封建社會王朝興衰的決定因素。其中氣候和災害沖擊可看作王朝興衰的外因，而政府能力的變遷則是王朝興衰的內因。根據前人的研究，可得到各類變量的理論假說如下：

　　1.氣候變遷和自然災害變量

　　眾多的實證研究結果均表明，氣溫與戰亂存在負相關關系，歷史上的朝代更迭和大動亂大多發生在冷期，王朝興衰大體呈現出“冷抑暖揚”的特征(蘭博文和張雪梅，2010;葛全勝，2011;張啟峰，2015)。因此，本文的理論預期是，適宜的氣候環境(如溫度升高、降水增多、水旱災害少)有利于王朝的興盛，而惡劣的氣候環境則不利于社會經濟發展，同時會增加動亂發生的可能。

　　2.政府能力變量

　　本文用三個方面來衡量政府能力：一是王朝年齡，二是王朝的個體異質性，三是財政能力。首先，王朝年齡代表的是政府能力中隨時間而變的部分。根據“王朝周期律”假說，所有歷史政權都必然經歷興起與衰弱的生命周期，不可避免地重復著成長、成熟與衰亡的歷程(OlsonandMancur，1982;Ken-nedy，1988)。通常，王朝在創始人在位或之后的一段時期內達到鼎盛。但隨著時間推移，既得利益日趨鞏固，統治階層越發腐敗低效，而王朝政治與軍事實力則每況愈下，最終導致王朝衰亡。因此，根據上述“王朝周期律”，我們預計，王朝年齡和內亂發生的概率之間應呈現出一種U形關系，王朝年齡和經濟繁榮程度之間則存在倒U形關系。①4其次，王朝的個體異質性代表的是政府能力中不隨時間而變、不可觀測的朝代個體特征。由于王朝異質性在一個王朝周期內不隨時間發生改變，因此，這一變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王朝建立初期開國皇帝在位時所制定的政策5①。最后，作為政府能力的核心，財政能力也對王朝興衰有重要影響。我們預期，政府財政能力的提高將有助于經濟發展，降低動亂發生的可能。而財政能力的下降則意味著政府的控制力不足，容易引發社會動亂，從而不利于經濟發展。6②

　　3.人口變量

　　人口常作為經濟發展的代理指標，人口的增加會帶來勞動力和兵源的增多，有利于國家的強盛。但在農業經濟占主導、技術條件一定、國土面積不變的情況下，人口的增加也意味著人地比例的提高，意味著人與自然資源的緊張關系，從而人們容易為了爭奪資源而引發沖突，對社會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因此，人口對于王朝興衰的作用從理論上來看是不能確定的，我們只能在后面的實證研究中對其進行驗證。

　　4.外患的發生

　　作為中原王朝面臨的另一重要外部沖擊，外患的發生也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國歷史上的外患主要是游牧民族的入侵。外患的發生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氣候環境的變化可能會促使外患的發生。一般而言，在寒冷干旱期，北方游牧民族面臨水草枯竭、生態環境惡化的生存威脅，所以容易南下向農耕地區擴張(BaiandKung，2011;趙紅軍，2012)。另一方面，外患的發生頻率也取決于游牧政權和中原王朝的力量對比。陳強(2014)的研究發現，中原王朝越早于游牧政權建立，被后者征服的概率越高。也就是說，垂老的農耕王朝一般來說更易被新興的游牧政權所征服。

　　因此，考慮到外患的特殊性，本文將單獨列出一部分考察中國歷史上外患的決定因素。本文的理論預期是，外患的發生不僅取決于游牧民族所在區域氣候環境的變化，也取決于中原王朝政府能力的強弱。

　　《氣候變遷、政府能力與王朝興衰——基于中國兩千年來歷史經驗的實證研究》來源：《經濟學(季刊)》2018年10期，作者：孫程九; 張勤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