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岸和平發展”的共識之下，海峽兩岸雙方求同存異、相互諒解、相互包容，共同營造和諧、安定、互信的政治環境。兩岸和平發展可以使雙方都愿意給對方更多的時間和更大的空間，以實現兩岸各自內部的全面發展。

　　兩岸和平發展之概念共識

　　1895年以來，海峽兩岸人民飽受戰亂和政治動蕩之戧害。對于經歷過百年苦難的中華民族來說，和平穩定的生活彌足珍貴。早在1953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會見印度代表團時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此作為指向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發展關系的準則。

　　1955年4月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進一步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的主張。但是，當時中國大陸居于主流的世界觀還停留在“世界革命”階段，受到“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認識和復雜的周邊環境影響，和平共處原則并未真正成為當時大陸的世界觀和主流價值體系。

　　[1]經過30多年的平穩發展，中國大陸綜合實力和人民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總量已躍居全球第二。中國大陸方面提出的“和平與發展”主張直接來源于鄧小平的智慧。1984年2月22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倡議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時說:“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么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2]他在講這個問題時，直接就提到了大陸和臺灣的關系問題。他認為“中國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關心和平和國際局勢的穩定。　　兩岸和平發展政治意境分析

　　盡管多數人對“兩岸和平發展”的認識還停留在概念階段，但是，兩岸和平發展共同愿景從模糊趨向清晰、從抽象走向具體也是不爭的事實。最近4年來，兩岸人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兩岸政治關系越來越平穩、經濟關系越來越密切、人員交往越來越便利、戰爭威脅越來越遠離。為了加快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社會化進程，我們有必要深入探討兩岸和平發展藍圖所蘊含的更美好的意境。首先，“兩岸和平發展”讓我們可以超越政權之爭的政治藩蘺，建立基本的政治互信。海峽兩岸之所以能夠進入“兩岸和平發展”階段，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最基本的政治共識，在這一共識基礎上雙方可以達成“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目標。海峽兩岸雙方已共同體認到，兩岸目前各自所依循的法理精神和有關規定都主張“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國家”。　　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之社會化

　　盡管從理論上說“兩岸和平發展”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但是，兩岸和平發展要成為兩岸共同的價值觀，可能還需要經過漫長而艱苦的努力。對于兩岸民眾來說，對兩岸和平發展概念的認知僅僅是第一步。如何讓雙方民眾從情感上接受，讓雙方人民了解到，這一概念并非任何一方強加給對方，也不僅僅對一方有利，而是雙方的共同創造，更是兩岸雙贏的最佳選擇，這項工作需要展現出大格局，體現出誠意。兩岸和平發展要成為指向兩岸人民的價值觀，更需要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　　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社會化之阻力

　　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的社會化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的，盡管兩岸主流精英階層都已認知到和平發展的可貴，但是，受到兩岸長期隔閡、政治對立的影響，還有不少民眾、政治社會精英人士未能理解和接受兩岸和平發展的價值和意義，兩岸的政治社會化機構中都可能存在著阻礙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社會化的力量。本文要特別指出的是，兩岸的一些媒體，特別是一些民意調查機構要特別慎重對待兩岸敏感議題的所謂“民意調查結果”的發布。由于兩岸高階政治議題過于復雜，各種類型的民意調查機構應該避免制作似是而非或者模棱兩可的調查問卷，更要小心對待在兩岸政治子文化差異尚未彌合情況下進行的敏感問題民意調查。從20多年的實踐來看，這些概念歧義和問題偏頗的民意調查發布后，不僅誤導了受訪者，而且激化了兩岸內部和兩岸之間的情感對立，扮演了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社會化“負功能”———完全背道而馳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