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1997—2015年省級面板數據，運用分位數模型估計方法，考察了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經營規模變化對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的影響。研究發現:忽視環境代價會高估糧食生產技術效率;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能夠緩解糧食生產內卷化困境、提升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其正向效應隨著效率水平提升呈衰減趨勢;在土地資源剛性約束下，勞動力轉移引起的經營規模增加通過“規模效應”能有效改善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但規模效應邊際遞減特征會不斷減弱其作用強度;土地流轉體制機制不完善會阻礙勞動力轉移、經營規模對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的聯合作用，但隨著土地流轉立法和政策引導，這一困境得到了有效扭轉。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經營規模;環境技術效率;土地流轉

　　一、勞動力轉移對糧食生產影響的觀點分歧

　　糧食問題是任何一個尤其是農業發展相對滯后的人口大國的根本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糧食生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這一成績背后付出了較大的環境代價［1］，農業污染已經成為制約農業可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在資源環境日益趨緊的農業發展“新常態”下，通過優化農業要素投入結構、改善配置效率來提升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必然倡議選擇。城鎮化倡議快速推進引導農業勞動力大量轉移，土地要素必然迎來再一次“分配”。那么這些因素會如何影響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回答這一問題，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并行推進時期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

　　二、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測度與趨勢分析

　　糧農配置各種生產要素進行糧食生產，期望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多的糧食產量，但糧食生產不僅生產“合意產出”，更不可避免生產“非合意產出”，主要包括化肥、農藥、地膜使用和秸稈遺棄、焚燒導致的環境代價。早期效率測算無論是隨機前沿模型(SFA)還是數據包絡分析(DEA)都無法有效處理“非合意產出”。Chung等［25］把方向性距離函數(DDF)引入數據包絡分析，為效率分析納入環境因素提供了可能。

　　(一)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的糧食生產環境技術

　　假定決策單元(省域，DUM)使用M種投入要素x，生產N種合意產出y和I種非合意產出b，環境技術P(x)可以表示為生產可能性集合:P(x)={(y，b)|x能夠生產(y，b)}，x∈ＲM+，y∈ＲN+，b∈ＲI+(1)設定產出的方向向量為g=(gy，gb)，則產出角度的距離函數(DDF)為:DG(x，y，b;gy，－gb)=max{λ:(y+λgy，y－λgb)∈P(x)}(2)式(2)表示沿著設定的產出方向，投入要素x和環境技術結構P(x)所能生產的合意產出和非合意產出在強可處置條件下增加和減少的最大倍數λ。依據線性規劃對基于環境技術的方向性函數進行求解:

　　(二)指標選擇及數據來源

　　(1)投入指標。糧食生產投入要素主要包括水土、勞動力、資本性要素等。其中，土地投入用各省糧食播種面積表示，勞動力投入用各省第一產業從業人員表示，水資源投入用各省有效灌溉面積表示。資本性要素包括:機械投入，用各省農業機械總動力表示;化肥投入，用各省農用化肥使用折純量表示;農藥投入，用各省農藥使用量表示;地膜投入，用各省農用塑料薄膜使用量表示。由于沒有對糧食生產的各種要素進行細分統計，為了保證投入要素指標與糧食產量統計口徑一致，借鑒李谷成［26］等做法，構建權重指標對農業投入要素進行分離，把糧食生產投入從農業要素中分離出來①。

　　(2)產出指標。糧食生產產出包括合意產出和非合意產出。合意產出用各省糧食產量表示。為了盡可能揭示糧食生產帶來的環境代價，本文選擇化肥流失和排放、農藥殘留和流失、地膜遺棄和殘留三個維度的環境代價作為非合意產出。其中農藥殘留和流失、地膜遺棄和殘留根據《全國第一次污染源普查》(農藥流失、農膜留存系數分冊)得到各省農藥和地膜殘留系數，并與各省農藥和地膜使用量相乘得到農藥和地膜的非合意產出。化肥流失和排放主要表現為總氮(TN)、總磷(TP)和化學需氧量(COD)，但趙麗平等［11］指出農作物種植COD排放不足農業COD排放總量的5%，對大氣和水體污染很小，所以本文選擇TN、TP作為化肥流失和排放的指標，參考賴斯蕓等［27］提出的清單分析法:

　　三、研究假說、模型設定與指標說明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理論上，改善包含環境代價的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具有三條路徑:一是投入要素的數量和結構不變，通過生產技術進步，包括良種開發與推廣、灌溉及施肥技術改進等推動糧食生產前沿面外移［1］;二是糧食生產技術水平不變，糧食生產管理水平提升、經營模式和理念轉變、投入要素結構優化等促進糧食生產綜合技術效率提升，拉近糧食生產前沿面與“最佳實踐者”之間的距離［11］;三是在“綠色”生產視角下，改變投入要素結構、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尤其是減少農業污染源的要素使用，在糧食不減產的前提下減少生產過程中的環境代價，提升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

　　(二)實證模型

　　根據理論分析，本文研究農村勞動力轉移、經營規模對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的影響，模型中引入交互項檢驗二者的聯合效應，具體實證模型設定如下:ETEit=β1Laborit+β2Scaleit+β3Interit+∑6j=1λjContijt+εit(5)其中，Interit=Laborit×Scaleit，i表示省份，t為年份，Contijt為本文選取的一組控制變量，εit為殘差項。

　　四、勞動力轉移、經營規模對糧食環境技術效率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

　　分位數回歸考察的是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條件分布的影響，是傳統均值回歸方法的拓展。分位數回歸可以選取任意分位點進行估計，無需對誤差項分布形式作具體假定，且對異常值的敏感程度遠小于傳統均值回歸，估計結果更加穩健［33］，同時，分位數回歸能反映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影響在不同分位數下的動態變化軌跡。本文選定10%、25%、40%、50%、60%、75%、90%分位點進行回歸，并匯報了面板Tobit模型①回歸結果作為參照，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面板Tobit模型估計結果顯示，農村勞動力轉移、經營規模的系數估計值顯著為正，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且均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考察期內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戶經營規模增加有利于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改善，但二者的聯合效應并未真正發揮出來，這初步印證了前文的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說。

　　(二)穩健性檢驗

　　1．考慮制度變遷、政策變化時間因素的估計由于1997—2003年糧食生產的波動和減產，2004年開始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相繼出臺，農業稅試點全面減免，一號文件連續多年鎖定“三農”，尤其是2003年出臺并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為土地流轉提供了法律保障。有理由懷疑制度變遷、政策變化會給上文的研究結果產生沖擊。借鑒鄧金錢［35］的做法，構建時間虛擬變量(dum)進入模型檢驗結果穩健性，具體為2004年之前賦值為0、之后賦值為1，回歸結果見表3。

　　2．不同糧食生產功能區異質性估計農業生產發展受自然資源稟賦條件約束的特征比其他任何產業都要鮮明，加上幅員遼闊，各地區糧食生產自然條件差異明顯，所以根據糧食生產資源稟賦條件和重要性分區域進行對比分析不僅能檢驗基準分析結果的穩健性，而且還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為此，本文根據資源稟賦條件和重要性把糧食生產省份劃分為糧食主產區、產銷平衡區和主銷區進行區域異質性對比分析。分析結果見表4。

　　五、結論及啟示

　　通過構建包含環境代價的效率測算模型，運用DEA方法測算了1997—2015年各省市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并通過理論和實證分析，基于面板分位數模型考察農村勞動力轉移、經營規模及其聯合效應對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的影響。研究發現:

　　(1)忽視環境代價會高估我國糧食生產技術效率，我國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呈波動下降趨勢，3個糧食功能區效率排名依次為糧食主產區、主銷區和產銷平衡區;

　　(2)受“內卷化”“過密化”小農模式的困擾，農村剩余勞動力普遍，隨著阻礙勞動力流動的體制機制藩籬破除，農戶追求人力資本最優價格而進行資源優化配置大量輸出農村勞動力，對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具有顯著正向推動作用，其影響軌跡呈不斷衰減特征;

　　(3)在人多地少自然條件約束下，加之糧食生產存在“規模效應”，勞動力轉移后經營規模的擴大會顯著改善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但規模效應邊際遞減特征也致使其正向作用呈衰減趨勢;

　　(4)由于土地流轉體制機制不完善，勞動力轉移和經營規模對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的聯合效應沒有發揮出來，但隨著土地流轉立法和政策引導不斷發展，其聯合效應在2004年之后逐漸顯現。另外，隨著支農惠農體制變遷、政策出臺并發揮作用，以及區域間資源稟賦和糧食生產重要性差異，勞動力轉移、經營規模對糧食生產環境技術效率的影響存在時間、空間異質性特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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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EBＲAUWA，HUANGJ，ＲOZELLES．Thefeminizationofagricultur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J］．IfpriDiscussionPapers，2015，49(5):68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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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HMEDMH，MELESSEKA．Impactofoff-farmactivitiesontechnicalefficiency:EvidencefrommaizeproducersofeasternEthiopia［J］．Agricultural＆FoodEconomics，2018，6(1):3－15．［5］秦立建，張妮妮，蔣中一．土地細碎化、勞動力轉移與農戶糧食生產———基于安徽省的調查［J］．農業技術經濟，2011(11):16－23．

　　田紅宇1，祝志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