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建立數字經濟發展和旅游效率的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熵權法、DEA模型、Moran＇sI、聚類冷熱點分析等方法，對數字經濟和旅游效率進行時空演化及空間相關性分析，然后建立空間面板SDM模型，驗證數字經濟發展對旅游效率的空間溢出效應。結果顯示:數字經濟整體對旅游效率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且在省域之間存在差異，其中基礎設施及其應用水平對純技術旅游效率和規模旅游效率影響顯著，且能有效提升規模效率;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和發展環境與純技術效率呈負相關。應加大技術、人才的投入，注重旅游“內容化”，注重基礎設施空間合理布局，強化區際旅游合作，完善旅游產業數字化的相關法律制度。

　　關鍵詞:數字經濟;旅游效率;溢出效應;SDM模型

　　自21世紀以來，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高速發展，催生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數字經濟。據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總規模高達41．4萬億元，占當年GDP的41．02%，然2005年我國數字經濟占比僅13．98%，我國數字經濟占比年均增長1．8%。由此可見，數字經濟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新動能的作用越發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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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數字經濟與旅游的相關研究

　　有學者對數字經濟、旅游效率及兩者結合進行了研究。在數字經濟方面，20世紀90年代OECD最先提出“數字經濟”的概念。2016年，G20峰會將其定義如下:以數字化信息為關鍵資源，以信息網絡為依托，通過信息通信技術與其他領域緊密融合的一系列經濟活動［3］。國內對數字經濟的研究相對較晚，目前，對于數字經濟的測度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將數字經濟視為一個產業部門進行測度。劉方等人以數字產業部門總的增加值與該產業外的數字經濟創造的增加值來評估數字經濟總規模［4］。二是構建綜合指標來評估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張雪玲、萬曉榆等人針對不同區域應用不同方法多維度構建了數字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來測度其水平［5－6］。在對數字經濟進行評估的基礎上，學術界還對數字經濟發展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的效應進行探索。在微觀層面，易加斌等人提出，數字經濟影響商業模式創新的路徑，通過數字機會識別能力、數字化能力、數字協同能力革新企業的價值主張、價值創造與傳遞、價值獲取，最終實現商業模式的整體創新［7］;魏下海等人在對廣東省企業數據的調查中發現，數字技術能通過替代傳統生產方式減少勞動雇傭和提高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匹配效率來降低用工成本和搬遷意愿，從而形成推動企業升級的“數字紅利”［8］;杜傳忠等人基于2015―2018年A股企業數據研究提出，數字經濟能通過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技術創新和管理效率的效應促進企業生產效率增長［9］。從中觀層面來看，賀遠望利用我國2017年149個行業投入產出表數據，檢驗了數字技術投入對行業經營狀況、盈利能力的推動作用，從而提高行業利潤率［10］;陳曉東和楊曉霞通過實證分析，提出數字經濟通過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推進產業結構升級，且這種作用在地域之間存在差異［11－12］，此外還有效促進了產業鏈強度的提升，且促進效應逐漸增強。宏觀來看，丁志帆提出數字經濟不僅通過豐富要素來源、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和資本深化效應促進經濟增長，還通過技術創新和擴散效應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13］;叢屹等人采用靜態面板OLS和動態面板GMM方法檢驗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促進作用［14］。戚聿東等人認為數據要素不會單獨創造價值，必須與勞動力相結合，形成正向反饋機制“數據—信息—知識—數據”的價值增值閉環，提升勞動力素質［15］，優化就業結構，推動高質量就業［16］。

　　二、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

　　研究選取全國30個省份(由于西藏港澳臺地區的數據不可獲得，故剔除)2008―2017年的相關數據。其中數字經濟數據來源于2008―2017的《中國統計年鑒》《電子信息產業統計年鑒》《互聯網統計報告》《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和各省份統計年鑒。旅游效率指標數據來自各省份統計年鑒與《旅游統計年鑒》;旅游產業發展指標數據來自各省份統計年鑒與《文化與文物統計年鑒》;其他測量指標均來自《統計年鑒》和統計局官網。

　　三、實證分析

　　根據2008―2017年數字經濟發展和旅游效率的數據，分別進行空間自相關檢驗、冷熱點區域分析，然后從不同維度就數字經濟發展對旅游效率的空間效應進行分析。

　　(一)數字經濟發展、旅游效率空間自相關分析

　　如表2所示，基于鄰接空間矩陣所測度的全局Mo-ran'sI指數，可以看出各項指標中研究的自變量根據熵權法測度的30個省域的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標在2008―2017年Moran指數均大于0，呈現出較強的正向空間相關性，整體呈現出相同的空間溢出擴散作用，擁有較高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省域呈現空間聚集，相互影響，同時較低的數字經濟水平的省份也呈現空間相關性。從時間軸上看，數字經濟發展在2008―2017年，由于數字經濟發展的擴散性和高發展區域的發展相對放緩及技術飽和，整體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相關性呈現出下降趨勢，從0．245波動下降到0．123，得益于“十二五”及“十三五”的經濟快速發展以及中西部地區的區域政策導向，數字經濟發展趨于均衡，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擴展、衍生。整體的平衡性不斷加強，空間分布也趨于平衡。

　　(二)旅游效率、數字經濟的聚類冷熱點分析

　　為進一步探究相關變量的時空分布規律，利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ExploratorySpatialDataAnalysis，ESDA)與地理信息系統相結合的方法，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是一種空間數據分析技術，可以揭示出研究屬性在研究區域內的空間聯系、集聚以及其他異質性的空間模式及空間相互作用機制［29］。使用gets－ord冷熱點技術研究30個省域的旅游規模效率(scales)以及數字經濟綜合水平的局部時空分布狀況如下。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總體而言，數字經濟發展、旅游效率整體水平不斷提升，在區域之間存在較大差異，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數字經濟發展的熱點區域逐步向南方轉移，南方的環境越來越比北方更適合數字經濟的發展。南方的旅游產業以數字技術為依托，將其文化更好地融入旅游產業當中，拉動旅游產業結構升級，提高旅游效率。數字經濟對旅游效率的影響較大，由實證研究得出，數字經濟的發展對旅游效率具有空間溢出效應，基礎設施與應用水平對旅游規模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應，這說明數字經濟的技術手段為旅游出行提供了很大的信息便利，能極大滿足消費者在信息爆炸時代的多樣化消費傾向與創造性需求理論，促進旅游規模效率增長;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發展環境對旅游純技術效率具有負向空間溢出效應，說明當前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空間布局不合理及競爭、地方資源稟賦、可進入性阻礙了旅游通過技術引進拉動旅游效率提升。同時也反映了旅游業數字技術投入不足，與旅游產業尚未充分融合，旅游業對于原有技術較為依賴，數字經濟發展為旅游業帶來的遞增規模效應阻礙了旅游技術的更迭［27］。數字技術尚未適應各地旅游產業特征發展，同時旅游產業自身的發展不足，不能充分接納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效應。數字經濟發展對旅游效率的影響是復雜的，數字技術邊際成本小，其廣泛應用能縮小空間距離，打破資源壁壘，增加信息完全性。隨著數字技術在旅游產業的不斷滲透，為旅游帶來新的經營理念、運營模式，拓展了旅游市場，豐富了旅游需求，同時也使其能滿足旅游的多樣化消費。在帶來更多需求的同時，也將旅游產品、服務信息透明化，旅游目的地、旅游中介等的不規范操作都會及時被廣大消費者知曉，使得消費者更能甄別和趨向合理有效的消費，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對旅游的監督職能。與此同時，類似于“東北雪鄉”“青島大蝦”“云南旅行團”這種負面熱點，也使得部分地區在短期內成為消費者避開的熱點區域，這也解釋了部分省份在時間軸上從熱點區域退出的現象，但總歸來說都是短期疼痛，反映在模型中，對于純技術效率來說，數字經濟的幾個維度呈現出負相關，在此更愿意將其視為一種市場對于過熱行業的合理調節。再者，人臉識別等人工智能技術在旅游方面的應用增加了游客隱私泄露的風險，讓心存妄念之人有了可趁之機，但我國對于數字技術引發的一系列問題的制度尚不完善。

　　(二)建議

　　數字經濟不斷發展，信息完備性越來越高，消費者在旅游的選擇上從口耳相傳，轉向電視、網絡這些更新速度更快、反映的情況越發詳盡的方式上。省域的旅游熱點來的快，“走紅”現象越來越多，一個景點或是一個城市突然在網絡走紅，一方面會在短期內帶來大量的消費流，另一方面也會幫助相近景區或者相似的景點。但同樣旅游業發展中的缺陷也暴露得更為明顯，傳統的坑害消費者行為傳播速度更快，游客在選擇上更多，也更易，一個景點的名聲下落也很快，同樣負面“走紅”也會使得周邊的景區受到負面影響。在整體及走向由規模發展轉向高效發展以及消費者由“玩的多”轉向“玩的精”的背景下，結合實證結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加大數字技術投入，建立人才交流平臺。許多地區對信息技術的投入遠遠不夠，比如新疆、青海等地，數字經濟發展一直處于較低水平，許多地區只有規模上的投入，并不會帶來效率的提升，反而會增大投資風險，所以地方政府應加大數字技術的投入。與此同時，要建立人才交流平臺，有利于人力資源的流動，提高勞動力配置效率，且為當地引進高素質人才奠定基礎，有人才、技術投入才會有載體，從而創造價值。

　　第二，注重旅游“內容化”，打造自身旅游品牌，精準營銷。當前旅游業地區間的競爭十分激烈，部分地方政府規模競爭導向的投資開發，使當地旅游產品多地重復，其規模效應抑制了旅游技術升級，導致旅游低端低效率。但旅游發展很大部分受到其資源稟賦(文化、自然)的影響，要發展旅游，應當做到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當地自然文化優勢，打造專屬于當地的旅游品牌，借助互聯網平臺精準營銷。這是一個信息更迭迅速的時代，如果旅游不能“內容化”，不能與文化自然相融合，那終究只是“曇花一現”，只有不斷拓展認識邊界，將文化自然等資源優勢品牌化，才能可持續發展。

　　第三，注重基礎設施空間合理布局，加強區域間合作。尚有地方政府為了“沖業績”進行一系列不合理的基礎設施投入，為了地方競爭，規模導向性的旅游開發，導致旅游重復無效建設，造成資源浪費、環境破壞等嚴重后果。數字技術加強了景區、省域之間的聯系，在空間上更易形成跨省旅游鏈，應該利用這種空間聯動效應，加強區域間的資源信息交流，合力打造獨特的旅游體驗，避免景區特性重疊造成的效率低下。如成都與重慶兩地高鐵的開通，兩地通勤縮短到一個半小時，在旅游發展方面，聯合宣傳成渝兩地游，打造巴蜀旅游超級品牌。第四，完善數字經濟與旅游業相融合的相關法律制度。數字技術在各行各業的應用為這個社會帶來不少便利的同時，也引發了許多諸如游客信息泄露、市場監管不足、旅游目的地違規操作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新技術是否能與旅游原有技術相融合，關鍵在于制度結構是否適合新技術軌道的形成，應以長遠的視角看待旅游發展，不斷調整與旅游技術升級相關的法律制度，以保障旅游的持續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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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劉方，孟祺．數字經濟發展:測度、國際比較與政策建議［J］．青海社會科學，2019(4):83－90．

　　［5］張雪玲，焦月霞．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及其應用初探［J］．浙江社會科學，2017(4):32－40．

　　［6］萬曉榆，羅焱卿，袁野．數字經濟發展的評估指標體系研究:基于投入產出視角［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1(6):111－122

　　劉琪，張磊，楊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