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石?‍‌‍?‍‌‍‌‍?‍?‍‌‍?‍‌‍?‍?‍‌‍?‍‌??‍?‍?‍‌‍?‍?‍?‍‌‍‌‍‌‍‌‍?‍‌‍?‍???‍?‍?‍?‍?‍?‍?‍‌‍?‍‌‍?‍‌‍‌‍‌‍?。針對當前城市社區治理暴露出的結構性問題和系統性風險，需要重新審視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的結構要素，重構治理邏輯，在充分考量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狀的基礎上，從治理理念、治理主體、治理方式、治理技術、治理效果等角度探究推進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路徑?‍‌‍?‍‌‍‌‍?‍?‍‌‍?‍‌‍?‍?‍‌‍?‍‌??‍?‍?‍‌‍?‍?‍?‍‌‍‌‍‌‍‌‍?‍‌‍?‍???‍?‍?‍?‍?‍?‍?‍‌‍?‍‌‍?‍‌‍‌‍‌‍?。

　　關鍵詞：城市社區治理；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路徑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倡議部署，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闡述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任務，習近平同志更是強調要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城市社區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如何在國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轉型、城市社區形態發生深刻變革的基礎上，轉變治理理念，提升治理能力，成為新時代重點關注的熱點問題和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事實與價值：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邏輯必然

　　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黨和政府為應對城市社區建設和治理面臨的新情況新挑戰作出的主動回應。溯源城市社區治理的發展歷程、治理邏輯和實踐走向，深刻地揭示了城市社區治理現代化所蘊含的歷史價值、理論價值、社會價值和實踐價值。

　　（一）遵循社會治理歷史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

　　習近平同志強調指出，“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1]。“為了實現這個理想與目標，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經歷了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深刻反映了現代中國革命建國、發展富國、治理強國的治理現代化發展演變的歷史邏輯。”[2]顯然，理想型的社會治理是中國共產黨長達百年探索追尋的執政追求和奮斗目標。為實現美好愿景，社會治理歷經了“統治-管理-治理-善治”等發展變遷，基層社會治理能力也在順應時代變革中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形成了“適應-調整-轉型-匹配”等周期性飛躍發展的歷史脈絡，促推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為契合新的時代特色、新的基層實際不斷轉型升級，實現有效治理。由此可見，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石，正是對百年來我國探索基層社會治理之道的歷史總結，也是遵循社區治理邏輯、治理規律的實踐選擇，更是響應新時代城市社區治理轉型與發展前景的長遠謀劃。

　　（二）牢牢把握中國之治理論邏輯的根本遵循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3]作為新時代中國城市社區治理的實踐指向和奮斗目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治理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基于馬克思主義社會治理思想在中國社區治理實踐中不斷傳承、創新和發展基層社會治理理論。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引下，不斷理順“政府-社區-居民”三者之間關系，通過加強黨的領導、推進協商民主、技術賦能等實現更為有效的基層治理，增強基層群眾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情感認同，更加科學認識和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筑牢“中國之治”的基石。由此可見，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服從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供動力支撐，是新時代推進中國之治理論邏輯的根本遵循。

　　二、結構與要素：城市社區現代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

　　準確理解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厘清城市社區現代治理能力的結構要素。實踐表明，城市社區治理能力能否實現現代化，主要取決于治理主體、治理理念、治理結構、治理方式、治理技術等要素的現代化。

　　（一）黨組織的領導能力

　　習近平同志強調指出，“提高社區治理效能，關鍵是加強黨的領導。”學者認為，“中國城市社區治理最本質的特征是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切實發揮其領導核心作用，是創新城市社區治理路徑的關鍵。”[5]可見，筑牢黨建引領城市社區治理的思想共識，提升黨組織全面領導能力，是實現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從社區實踐來看，城市社區黨組織在社區治理中起到了總攬全局、配置資源、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其政治引領、組織引領、思想引領、文化引領等能力直接影響社區治理效能。榮獲“2019年度中國十大社會治理創新獎”的廣東佛山順德、禪城、南海區以及四川成都綿江區的成功經驗都在于堅持黨建引領；治理水平較高的武漢“百步亭社區”、上海“上港社區”、成都“錦繡社區”等都在社區治理中創新實施“黨建+”，黨的領導能力得到了充分彰顯。因此，推進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首要任務是加強基層黨組織的領導能力，著力提升服務能力和水平，在組織領導中推進社區共建、資源共享、機制共通、能力互補，將黨組織的政治能力、組織能力、宣傳能力等轉化為治理優勢。

　　（二）城市社區治理結構的運行效率

　　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取決于治理結構的優化程度和運行效率。只有科學合理、運行有序、上下聯動的城市社區治理結構，才能推動治理理念、權責關系、治理方式等從傳統向現代轉型，從而孕育出現代化的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當前城市社區治理實踐中的“一核一網多元共治”“大共治”“共享社區”“城市社區治理共同體”“多元協同治理”等治理創新案例，代表了城市社區治理結構現代化的發展方向，彰顯了現代治理結構多元性、復合性、聯動性、高效性等特征，充分調動了城市居民、社會組織等參與社區治理，體現了廣泛的基層協商民主，避免了“集體行動困境”與“搭便車問題”，增強了社區治理有效性和優越性。實踐表明，合理建構城市社區治理結構，理順城市社區治理主體間的相關關系，提高治理主體參與水平與能力，推動形成基層政府、社區黨組織、社區居委會、社區居民、社會組織等多元協同、平等協商、利益共享、責任共擔的現代社區治理共同體，對提高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三、實踐與探索：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實考量

　　為深入了解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情況，課題組深入湖南省長沙市瀏陽市4個鄉鎮街道22個城市社區，通過調查走訪、座談交流、資料查閱等方式實地調研。結果顯示，瀏陽市在提升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邁出了有力步伐，取得了一定實效。

　　（一）深化社區集成改革，增強黨組織的領導能力

　　瀏陽市堅持“強改革、提素質、優效能”，積極探索城市社區治理新格局，推進社區綜合改革，促推治理能力提升。一是推進社區管理體制改革。淮川街道9個社區統一實施街區行政體制改革試點，取消街道招商引資、協稅護稅職能，全面取消社區“一票否決”事項，主要履行加強黨的建設、組織公共服務、維護社區安全、保障社區自治等八項職能，行使規劃參與權、職能部門反向考核權、轄區重大決策和項目建議權等七項職責，使城市社區集中精力抓黨建強服務。二是推動社區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選賢任能的社區工作者選拔機制，由街道統一選聘社區工作人員，優化組織結構；注重社區工作者的能力建設和組織培養，統一安排后備干部到先進社區掛職鍛煉；打通社區工作者晉升通道，3年共招錄8名城市社區工作者到機關任職或擔任領導職務。通過改革，城市社區工作者年齡、學歷、能力結構等得到優化，社區兩委班子治理能力不斷提升，黨組織領導能力不斷增強。三是推進社區執法機制改革。為解決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問題，瀏陽市在城市社區率先實施“部門聯合執法”等改革，指向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糾紛調解、垃圾分類等治理難題，打破行政壁壘，提高基層黨組織資源統籌、組織領導能力。

　　（二）構建多元治理格局，提升社區協同治理能力

　　按照“多元協同、社區共治”的治理思路，瀏陽市積極打造“黨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區治理新格局。一是構建“黨建+微網格”治理格局。瀏陽市以微網格為依托，將城市社區劃分為若干微治理單元，實行分片包干、責任到人、設崗定責，構建了“街道黨工委—社區黨組織—黨支部（黨小組）—微網格”四級聯動的全域網格化治理新單元，形成街道黨政領導干部、社區工作者、在職黨員、志愿者等多元共治格局，實現城市社區協同治理。二是構建“黨建+駐社區單位共建”治理格局。為增強城市社區治理合力，瀏陽市創新實施“城市社區+市直部門+企事業單位”合作共治格局。2019年，淮川街道社區黨組織與轄區45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簽訂黨建共建協議，部門單位與社區實現共享黨建陣地45個，31名部門單位黨組織負責人到社區擔任兼職委員，有力解決了社區資源不足的局面。三是構建“黨建+居民自治”治理格局。瀏陽市在黨建引領基礎上，鼓勵發展城市社區各種居民自治性組織，如“紅帽子志愿服務隊”“義工聯”等，匯聚民智民力，發展協商民主，充分發揮自治組織政策宣傳、民情收集、促進和諧、推動發展等職能，在協同治理中有效破解城市社區治理難題，促推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

　　四、目標與方向：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路徑

　　從瀏陽市推進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探索來看，黨建引領、多元共治、政務改革、方式創新等實踐增強了社區治理能力，但與現代化的治理能力要求仍有較大差距，特別是黨建引領功能、多元主體協同、社區組織培育、治理技術運用、治理效果提升等能力結構，需在創新發展中不斷改進和完善。

　　（一）加強黨的建設，提升黨組織統籌引領的系統治理能力

　　從治理規律和實踐來看，用城市社區黨建引領城市社區治理，發揮黨組織統籌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是新時代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首要任務。

　　1.轉變治理理念。轉變“政府統攬、社區包辦”的傳統治理理念，強化黨建引領，明確社區權限，推動治理重心下沉，讓資源、服務、管理下放社區，促使治理主體由政府主導向協同治理，治理方式由被動分散向主動精準，治理技術由簡單粗放向智慧高效，治理效能由政府評價向群眾測評等現代化社區治理理念轉變，推動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城市社區治理體系。

　　2.加強組織引領。把加強城市社區黨組織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為貫穿城市社區治理的主線，積極探索“黨建引領、多元互動、全面融合”的黨建引領城市社區治理新路徑。加強街道、城市社區黨組織對社區各類組織和各項工作的全面領導，把準政治方向，明確工作重心，增強黨組織的政治引領、組織引領、能力引領和機制引領等，促使城市社區著力提升治理能力，更好地服務改革發展、社會民生、黨員群眾。

　　（二）優化治理結構，提升多主體共建共治的協同治理能力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共享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提升多元主體協同治理能力，成為城市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發展方向。

　　1.重構社區治理單元。以政府服務與社會調節、居民自治的現代城市社區治理結構為目標，進一步理順“街道黨工委—社區黨組織—黨支部（黨小組）—社區自治組織”關系，明晰權責，摸清實際，細化治理單元，拓展網格化服務管理，推動形成縱向到底、橫向到邊、全域覆蓋、精細精準的城市社區治理新單元。

　　2.構建社區治理共同體。完善群眾參與城市社區治理的制度化渠道，發揮群團組織、社會組織等作用，積極構建“街道+社區+駐區單位+自組織”等城市社區治理共同體，搭建“基層黨組織當舵手、街道社區抓服務、駐區單位和社會組織聚合力、社區居民齊參與”的城市社區治理結構，打造城市社區組織共建、決策共商、問題共治、資源共享等社區協商共治機制，激發社會活力，促使社區黨員、在職黨員、入黨積極分子、志愿者等發揮各自優勢、有效參與治理、積極發揮作用、形成治理合力。

　　參考文獻：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05.

　　[2]趙耀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DB/OL].(2019-11-25)[2020-05-10]

　　[3]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

　　[4]習近平談社區治理：提高社區效能的關鍵是加強黨的領導[DB/OL].(2020-07-24)[2020-08-10]

　　[5]王海榮，閆辰.黨建引領城市社區治理創新：問題與發展[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8(2):30-37.

　　[6]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周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