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管理上的發展應用與馬克思哲學價值是分不開的，同時對于馬克思思想應用對于當前的制度管理上有很多影響，以下就是這些方面的介紹。

　　摘要：隨著民主進程的不斷發展，歷史上出現了不同類型的民主。從民主的階級屬性看，可以將民主分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兩種類型;按照民主所倚重的基本價值，民主又被分為以平等為出發點的“平等的民主”和以自由為價值導向的“自由的民主”兩大類。關于不同性質的民主后文將會具體涉及，在此不詳細論述。關于“自由的民主”我們可以將其置于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

　　關鍵詞：馬克思注意,政治哲學,哲學價值,馬克思類論文

　　一、民主的歷史沿革與類型

　　“民主”這一概念古已有之，但在古代社會民主并未引起人們的重視，一直到近代社會一些人對民主依然頗有微詞。霍布斯認為民主制是一種很糟糕的政治體制，它是導致猜疑、虛榮、任人唯親、腐敗以及“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制度之源。隨著民主實踐的深入，民主才逐漸受到了重視，民主的政治價值也日益凸顯出來。

　　推薦期刊：《馬克思主義研究》(月刊)創刊于1983年，郵發代號：82-686，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主辦的全國唯一以專門宣傳、研究馬克思主義整體理論體系為宗旨的大型學術理論刊物。

　　(一)民主及其歷史性

　　“民主”從字面上看，“民”即“人民”、“民眾”;“主”即“決定事務的權力”。由“民”和“主”結合而成的“民主”即“人民有決定事務的權力”，亦即我們通常所說的“人民當家做主”、“主權在民”。事實上，要想對“民主”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就不能僅僅局限于民主的字面意義，而是應該將其放在歷史生成的角度以及與“民主”相關的復雜概念叢中進行研究。從歷史生成的角度看，“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須具備一定的意義，否則它就不能存在”[1]也就是說，“民主”不是人們無中生有、憑空捏造的事物，而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現實需要。民主起源于古希臘，它在希臘城邦國家的發展中經歷了一個短暫的繁榮時期，但進入漫長的中世紀后“民主”很快就蕭條了下去。

　　中世紀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政治與經濟水乳交融，經濟和社會生活帶有強烈的政治集權主義傾向，民主發揮作用的場域受到嚴格限制，直到17、18世紀啟蒙運動的爆發，民主方才重獲生機。許多啟蒙思想家高揚民主的偉大旗幟，重塑民主的寶貴價值，肯定民主的重要地位，倡導民主的國家運行模式。他們主張，人們應該在個體理性的支配下自由、平等地參與國家政治事務、獲得民主政治權力。在當今社會，民主成為一個全世界普遍關注、備受爭議的話題。一些國家在不斷地拓寬民主范圍、加速民主步伐，也有一些國家把“民主”作為攻擊他國內政和民族問題的武器。民主的歷史生成性決定了民主是隨著社會發展而產生并發展的，同樣的它也必將伴隨著民主產生條件的覆滅而自行消亡。

　　(二)民主的類型

　　啟蒙運動喚醒了人們沉睡已久的理性精神和自由信念，對理性、自由的渴望與推崇不斷激勵著資產階級為資本主義的發展爭取有利的社會環境和制度保障。具體到政治領域，資產階級通過社會契約和法權觀念有效地限制了國家發揮作用的領域和范圍，確立了以自由為導向的“自由的民主”。在“自由的民主”模式中，自由具有絕對的優先性和支配地位。在政治生活中，當“自由”和“平等”發生沖突時，甚至允許犧牲“平等”作為代價來保全“自由”的價值。

　　正如資本主義國家推行的民主那樣，其本質是在“形式平等”的基礎上保障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權利，并通過健全法律體系和資產階級的選舉制度，為競爭性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提供政策支持。事實上，“自由的民主”其實是用民主的手段來保障自由。近代以來以追求自由價值為出發點和歸宿的自由主義者多屬于“自由的民主”的捍衛者。與“自由的民主”不同，“平等的民主”是對前者重視自由而忽視平等的修正和超越。在自由與平等這兩種價值面前，“平等的民主”更加重視平等的價值，認為平等先于自由，為了保障平等價值的實現容許限制甚至犧牲自由。也就是說，在“平等的民主”模式中，民主的價值更多的指向社會成員運用政治手段通過對政治、經濟、社會的干預從而達到“人們支配自己生活條件的同樣機會”。[2]

　　換句話說，“平等的民主”更加重視民主制度在達到實質平等過程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平等的民主”對平等價值的追求，致使民主發揮作用的范圍突破政治領域的局限，拓展到經濟和社會領域中來。社會主義的民主正是以關注平等為價值追求的民主形式。除此之外，一批見證資產階級民主缺陷的自由主義者們也將實現社會平等、縮小貧富差距作為理論研究和制度建構的出發點和歸宿。平等的自由主義者羅爾斯正是在自由主義的理論框架下試圖實現自由和平等價值的完美結合。

　　二、馬克思的民主觀

　　首先，馬克思認為“民主是作為類概念的國家制度”。[3]馬克思將民主確定為類概念的國家制度，一方面表明了民主的本質屬性，另一方面也很好地概括了民主的服務對象。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屬于政治上層建筑，它必定服務于一定形式的經濟基礎，并為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提供政治之便。經濟基礎與民主之間的決定與被決定關系，以民主的階級性見諸于民主政治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

　　在資本主義社會，政治解放的甘果并未讓所有人都嘗到甜頭。政治解放雖然承認了民主的普遍性，但是私有制的存在使這種“普遍”的民主流于形式，民主變成了經濟上占統治地位階級的專屬物，而對于經濟上不占優勢的階級來說，民主不過是一種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即。馬克思對此尖銳地批評道：“建立在兩極分化基礎上的所謂的‘政治平等’、‘社會平等’是虛假的、騙人的”。[4]

　　在資本主義社會，民主的階級性表現在：民主是資產階級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如果說馬克思將民主看成一種國家制度道出了民主的一般性，那么民主的“類”概念則是馬克思民主觀有別于西方思想家的獨特之處。馬克思將民主定義為“類的國家制度”蘊含著作為民主服務對象的人民群眾通過廣泛參與、共同協商、人民監督等民主形式實現人全面發展之類本質48的價值訴求。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類本質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方能真正實現，而民主作為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與共產主義具有同質性。恩格斯就曾經做出了“民主在今天就是共產主義”[5]的論斷。

　　在馬克思眼中，作為類概念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人民大眾的民主。與資本主義社會特殊群體的民主不同，馬克思倡導的“類”的民主指的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民主。他對民主的認識從理論上顛倒了資本主義社會少數人“掌控民主”，而多數人“無緣民主”的政治局面，為實現公共權力向社會回歸的“民主制的人類世界”明確了前進目標，指明了發展方向。其次，民主是手段和目的的辯證統一。馬克思關于“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結論，是針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斗爭策略和斗爭目標而言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向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宣告：“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6]很顯然，馬克思將爭取民主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他之所這樣做，是因為之前的歷次社會革命或變革都未能實現多數人的民主，就連打著民主旗號、倡導民主精神的資產階級革命也未能將民主推及到社會成員的大多數。因此，爭取真正的民主就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使命和最終目的。然而，人民民主的真正實現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在資產階級以民主為武器聯合無產階級反抗封建專制的革命運動中，無產階級也從其“革命導師”———資產階級身上學到了利用民主為自己謀利益的本領。

　　“工人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業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職位……弄得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于害怕起義成就”。[7]雖然爭取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并非無產階級革命的本意，但它卻不失為推進真正民主的一種有效手段。

　　目前我國的民主政治也沒有達到全民民主的水平，而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間接民主的形式實現人民民主的理想價值。很顯然，無論是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利用或是間接民主的實施，都是為了能夠實現真正民主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而作為目的的全民民主只有到共產主義社會才能真正實現。再次，民主需要專政在場。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要想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必須依靠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并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鞏固民主的勝利果實。因此，對人民的民主就意味著對被統治階級的專政。雖然馬克思承認民主并非不要專政，但是對專政的適用范圍和實施對象應該做出嚴格的區分。在階級社會，專政的任務毫無疑問是剝奪剝奪者的民主和自由權利，而在消滅了階級存在條件的社會主義社會，專政的矛頭只能對準極少數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敵對分子。

　　對于人民內部矛盾則不能用專政手段加以解決，而只能采取說服教育的方式予以化解。恩格斯在改造小農私有制的問題上就說過：“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8]在如何正確處理民主和專政的關系上，我國曾經走入了將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的誤區，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了巨大損失。因此，如何正確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何以科學界定民主與專政的使用范圍以及實施對象，對當前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依然有著重要意義。

　　最后，民主具有歷史性。馬克思在創建唯物史觀的過程中發現：“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9]作為政治上層建筑的民主與一定形式的經濟基礎相適應。一旦經濟基礎發生變化，民主勢必會隨之改變。按照馬克思的預測，到了生產力水平極大提高，社會財富充分涌流的共產主義社會，個體與類之間的矛盾得以充分地解決，處于異化狀態的人實現了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復歸。人與人之間的自由、平等和相互尊重成為一種常態。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矛盾的消除自然不需要作為調和階級矛盾的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國家來解決。隨著國家的消失，作為國家制度的民主也會像馬克思斷定的那樣“有朝一日，民主政治本身也終將在人類社會中消亡”。[10]

　　三、民主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價值訴求

　　民主既是政治公正的衡量標準，同時也是政治公正的價值訴求。馬克思的民主觀為其政治公正的實現提供了應然價值導向。而作為馬克思政治公正觀之價值訴求的民主，并非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無產階級的新型民主。“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11]，其原因在于：第一，無產階級民主是人民的民主，而非剝削階級的民主。無產階級革命廢除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改變了民主的資產階級性質。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廢除了人們在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實質不平等，確保人們都能以平等的身份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去，實現實質民主。第二，無產階級民主是新型民主和新型專政的統一。馬克思的民主觀科學地闡明了民主和專政的辯證統一關系，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在堅持馬克思民主觀的前提下的新型民主。

　　具體到民主與專政的關系上，無產階級的民主實現了對資產階級民主和專政主體的徹底顛倒，改變了多數人無緣民主的歷史局面。廣大人民群眾成為民主的主體，而專政則只針對極少數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敵對分子。無產階級民主是對多數人民主和對少數人專政的統一，是有別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新型民主形式。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民主虛偽性的揭露，意在表明僅將民主的發展局限在政治解放領域，無法讓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夠不受限制地運用自己的民主權利、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政治解放只能保障少數人的民主權利，無法實現多數人參與政治生活的愿望，因此，政治解放無法實現政治公正。

　　只有在政治解放的基礎上，改變民主的資產階級性質，實現無產階級民主才是實現馬克思政治公正觀的必由之路。需要指出的是，在實現馬克思政治公正的道路上，馬克思的民主觀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價值引領作用。它時刻提醒我們應該追求什么樣的民主、示意我們在民主政治建設中應該注意什么樣的問題和避免犯什么樣的錯誤。如果說民主是馬克思政治公正觀的價值訴求，那么馬克思的民主觀則保障了其政治公正的實踐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邁進。

　　然而，馬克思對民主的正確認識并未獲得所有人的認可。自從馬克思的民主觀問世以來，學術界就對其存在著不同的爭論。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關于馬克思的民主觀到底是“民主”還是“專政”的論爭。一些學者認為馬克思的民主觀實質是對封建專制思想的繼承，其表現形態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是歷史的退步。

　　他們將馬克思的民主觀視為導致“多數人暴政”的罪魁禍首。更有甚者，一些思想家干脆將“民主”視為“暴民統治”或“街頭流血事件”的同義語。卡爾•波普爾在其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將馬克思視為專制集權主義的代表，其民主思想也被認為是致命錯誤;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論述中，將社會主義等同于奴役和獨裁，并認為按照馬克思的民主觀建構社會主義必然導致多數人的暴政和納粹主義。

　　20世紀中后期蘇聯、東歐國家以及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在民主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失誤更成為西方自由民主主義者攻擊馬克思民主觀的口實;與攻擊馬克思的民主觀持相反立場的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馬克思的民主觀非但沒有倒退到封建專制的歷史軌道上去，反而是對人類民主思想的繼承和發揚。俞可平抓住經常被人們忽視的馬克思民主理論的普遍性一面，對馬克思民主理論的一般概念、普遍價值以及共同形式進行了分析，認為馬克思的民主觀正是在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民主理論之優秀成果基礎上的革命性飛躍。

　　第二，關于如何正確運用馬克思的民主觀指導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實踐的論爭。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歷程中，一部分人曾認為馬克思的一切理論都是科學真理，我國的民主實踐只要遵從馬克思的民主理論就能一帆風順，把馬克思的民主觀視為解決一切政治問題的萬能鑰匙。持此觀點的人實際上是犯了將馬克思民主理論教條化的錯誤。無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建設年代，將馬克思理論教條化給我國革命和民主政治建設帶來了巨大損失和慘痛教訓。事實上，馬克思提供給我們的只是分析問題的方法，從來沒有什么永恒真理。經過思想領域的撥亂反正和民主政治建設的順利推進，目前學術界對馬克思的民主觀有了更為科學的認識。歐陽康、陳仕平等人認為馬克思的民主觀是按照借鑒歷史、直面現實、展望未來的運思邏輯，將民主置于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視域中精心研究而得出的科學結論。馬克思對民主的歷史性、階級性以及支配民主形態變更的經濟動因的闡發，決定了我們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探究馬克思民主觀的新內涵，而不可以將馬克思的民主觀做僵化教條式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