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意定監護是對于老年人員的一種法學保護，對于在這個方面的管理和措施是法學條例中要了解的方面，以下就是相關信息的介紹。
摘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偉大工程隨著歷史的推進將日益成熟，要求民事立法者掌握更高水平的立法技術，要求民事法律制度具備更強的適用性，要求法治建設下的公民具備更理性的法治精神。泱泱大國圖法以治，蕓蕓之眾奉法為良。
關鍵詞：構建民法總則,意定監護制度,民法類論文
一、意定監護制度的背景
21世紀的世界呈現出老齡化日益加速的趨勢。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老齡化問題更為突出。據2018年2月2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60周歲及以上的人口為24090萬人，65周歲及以上的人口為15831萬人，分別占全國總人口數的17.3%和11.4%。
推薦期刊：《當代法學》是法律學術理論刊物。旨在推動法學界開展多學科、多層次、多側面的法學研究，努力探索中國社會主義法律建設的道路及其發展的客觀規律，研究和回答在改革和四化建設中提出的重大法學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
對比近幾年的數據可知，老齡化人口依然處于不斷攀升的趨勢。相較于占比僅為17.8%的0-15歲未成年人口，同樣是社會弱勢群體的老年人，享受的社會保障卻大相徑庭。絕大多數公共資源福利都提供給了未成年群體，老年群體的社會保障仍存在較大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的全球化深入，國際人權保護內涵已經從個體的發展權益向社會整體的發展權益轉變，老年群體的人權保護成為國家發展的重大倡議性問題。
但目前，我國傳統的家庭倫理觀念在與現代物質化市場經濟的社會基礎磨合的過程中出現“排異反應”，使得老年群體的權益既失去了傳統家庭責任式的支撐基石，又缺乏完備的法律制度保障平臺。在如此復雜的條件下，《民法總則》第三十三條意定監護應運而生，立法者以解決老齡化人群有限的行為能力為出發點，從立法上成功實現了我國成年監護制度的創造性突破。
二、意定監護概念的界定
意定監護，是民法在充分保障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意思自治前提下，為補充民法范疇受限制的行為能力，賦予其通過履行一系列法定程序后享有擬制法律利益的權利，其核心是人的自我決定權[1]。這一制度起源于兩大法系傳統的禁治產制度和準禁治產制度。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各發達國家結合本國實情，確立了保護老年群體可期待風險權益的“意定監護制度”。
例如，美國的可持續性代理權制度(DurablePowerofAttorney，簡稱DPA)[2]、日本的任意監護制度、加拿大的共同決定制度及韓國的成年監護制度等。我國也緊跟國際潮流，首次在立法上引入具強烈意思自治色彩的“意定監護”，促進了法定監護、指定監護、意定監護三位一體的完備的成年監護體系的形成，進一步強化了我國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保障監護制度下被監護人的意思自主。在社會經濟層面，這一舉措完成了對老年群體剩余機能的開發與社會福利負擔的私有化轉移，為進一步建設福利社會奠定了法制基礎。
三、《民法總則》第三十三條解讀
立法者通過《民法總則》第三十三條初步設立了意定監護，規定所有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與其近親屬、其他愿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或者組織事先協商，以書面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協商確定的監護人在該成年人喪失或部分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履行監護職責。
原法條抽象概括了意定監護的四個積極構成要件，規定以“意定監護契約”為這一制度的承載體。不同于協議監護，法律對意定監護人的范圍進行限定，充分保障了被監護人的自我決定權，而協議監護本質上仍是法定監護。
相較于遺贈撫養協議規定生養死葬義務的贈予內容，意定監護契約則是對監護權的新設，其內容涉及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等，且不以監護人付出相應對價為基礎。民法除規定意定監護的內容外，同時也通過設立第三十五條，確立“最有利于被監護人原則”和“最大程度尊重被監護人的真實意愿原則”作為訂立和在履行約定不明確的意定監護契約時的行為準則和指導思想。通過進一步解讀《民法總則》第二章第二節關于監護的系列法條可知，立法者也同時確立了在實踐生活中，法定監護與意定監護如何優先適用的規則。
一般情況下，尊重當事人意思自由優先適用意定監護，由意定監護人依據書面的監護合同行使監護權;在意定監護合同約定之外的監護權由法定監護人或指定監護人依法律規定補充性行使。以意定監護權為主，法定監護權為輔，共同行使監護權以實現殘缺行為能力人剩余意思能力的特殊情況時，有關個人或者組織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行使監護撤銷權時，意定監護人不能憑借被監護人的自主授權突破監護人這一上位概念，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因此勝訴生效的法院判決應對意定監護人產生法律效力。
四、完善意定監護制度
盡管意定監護制度在我國市場經濟土壤上已經初步建立并依賴相關法規得以規范，但僅就《民法總則》第三十三條作為法律屏障委實勢單力薄。尤其是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意定監護僅僅具有空泛的理論框架結構，其豐富的內涵完全依賴于開放的市場及意思自主的行為人，這會大大增加制度運行給整個社會帶來的不可控風險，從而與立法者制定法律之初的目的相背離。這將造成立法技術的失誤，也是社會秩序動蕩的根源性癥結。因此，意定監護制度作為新設的法律制度，需要在社會實踐中不斷規整完善。
(一)規范意定監護合同
意定監護合同是新時代下的新設合同，其應適用《合同法》關于合同的一般性規范。從合同性質來看，意定監護合同可被歸為附條件的無名合同。以監護權為合同主要內容的意定監護合同具有不同于一般性合同的特殊性，因此，在適用《合同法》一般性規范時有必要界定與此類合同對應的一些概念，并制定相關的標準規范來調整基于該合同的各項活動。首先，意定監護合同的雙方主體在訂立合同時必須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能充分真實地表達自主意思。
雙方當事人在完成符合一般性合同成立法定要求的行為后，該合同即宣告成立。隨后，合同存續期間，一方主體會逐漸喪失行為能力甚至是意思表示能力，以此作為合同生效的條件。盡管出于保護被監護人的考慮，意定監護人資格的選擇理應設定相應限制，但基于契約領域的高度自治原則及合同訂立時被監護人完全的意思能力和行為能力，應相信一個理性的被監護人具備為自己選擇一個適當意定監護人的自身條件。其次，意定監護合同的客體是被監護人的監護權。監護權是基于對被監護人人身權益、財產權益的監督、保護產生的身份權。在法定監護和指定監護中，監護人均是基于法律規定的人身關系概括承受被監護人的監護權。
參考美國DPA制度和日本的任意監護制度，意定監護為充分體現被監護人的意思自治，可以規定由被監護人自主決定對監護權進行概括或部分處分。被監護人可以就自己財產權益部分的監護權授予意定監護人，而將人身權益部分的監護權保留給法定監護人。意定監護中的監護權內容也需受法律關于法定監護權的限制，如不得為被監護人訂立婚約、訂立遺囑等絕對專屬的人身權利。是否需要立法進一步對意定監護的監護權內容進行限制是一個需要實踐經驗積累才能出真知的疑問。在此，筆者僅提供個人意見。
意定監護給予被監護人史無前例的意思自由。而歷史經驗表明：絕對的自由必然會破壞社會整體的相對性平衡，所以就需要對被監護人可以自由決定的監護權進行必要限制。法律規范可以采用列舉式限定與被監護人人身關系密切程度較遠的一些人身性質的監護權及全部財產性質的監護權，在保障意思自治的基礎上，也為基于親屬家族關系的法定監護保留絕對空間，維護社會家族親屬間的關系穩定。
最后，意定監護的內容既包括被監護人享有讓監護人代替其管理日常事務和人身財產，并代替其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權利，授予監護人監護權的義務;也包括監護人享有約定的監護權，承擔被監護人相應法律后果的義務。權利和義務的不對等履行往往是沖突產生的根源，也是法律規范需要詳盡規范的主要部分。
《合同法》在規定當事人違反合同的權利和義務，或者導致合同無效、被撤銷后的責任時，往往更偏向于財產性責任。意定監護合同的目的是保障被監護人變成法律上的弱勢群體后依然可以自由表達個人意志。一般情況下，監護人違約往往發生在被監護人失去行為能力甚至是失去意思能力后。
此時，被監護人損失的不僅僅是物質，還有其剩余意思能力無法繼續實現的權益，以填平原則為準的普通合同責任在此就無法發揮其設立的法律效果。由此，立法者可以參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責任原則，在因監護人導致違約或者締約過失時，除需要承擔填補被監護人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外，增加相應的懲罰性責任，以實達到預防的效果。
(二)引入公證制度
公證是對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公證具有司法活動的性質，被稱為“簡易的民事審判”。意定監護制度不僅需要從立法上對意定監護合同進行規范，還要對合同中某些被規定的專屬概念進行標準化界定，例如：如何認定一個成年人喪失了民事行為能力?如何認定部分喪失民事行為能力的剩余能力的層級?這些客觀事實被法律規范以抽象的形式規定，往往會在實踐操作中因判斷標準不一出現各種結論，嚴重破壞法律制度的穩定性。但是，若依照權威觀念全部經由法院通過司法宣告而確認效力，則會導致司法資源進一步短缺。加之司法程序的啟動到終結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而監護權的行使或被侵害在短時間內就會給被監護人造成極大損害。而公證制度的短期程序及相對權威的司法公信力可以滿足“意定監護”的運作要求。
1.將公證登記作為意定監護合同訂立的形式要件意定監護是突破傳統以親屬血緣關系為監護制度的公民意思自由化結果，不可避免地會沖擊原有的婚姻家庭秩序。根據社會一般風俗和法律，監護權理應由被監護人親屬基于親情而享有，當這一權利因被監護人自主意志而變動時，法律應保障親屬對其監護權變動的知悉權利。同時，由于監護權是具有替代性質的人身權利，意定監護合同的相對性將監護權變動情況限定在絕對封閉的范圍內，監護權的行使涉及不特定第三人的性質與合同相對性必然產生沖突。因此，不特定多數人的權益保障就需要法律賦予該合同一定的對世性，公證制度的引入則完全可以實現這一法律宣告的效果。
2.明確公證認定意定監護合同實現條件的標準相關法條規定，成年監護權的啟動條件是行為能力喪失。概括性描述這一條件在實踐操作中會因個體認知差異出現普遍性認定標準混亂，從而使這一制度缺乏社會穩定性。公證制度的司法效力決定了其可以作為標準化的認定證明，甚至可以說公證結果即代表了社會一般人所能普遍認可的標準界限。
就單一個體而言，行為能力的認知偏差是其主觀范疇的客觀化指標，其行為能力的具體情況也歸屬于個人隱私范疇，法院宣告的普遍對世性則會強制破壞這一隱私的保護。無論是在啟動意定監護、后期解決意定監護糾紛，還是保護個體隱私權方面，公證制度均具有較優越的適用特性。因此，在后期民法分編和單行法的立法活動中，可以適當制定相關規范，對公證制度與意定監護制度的結合加以規制。
(三)搭建意定監護監督的框架
意定監護強烈的自由民主屬性是民法在意思自治領域的跨越性進步。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絕對的自由化會給互相牽制達到動態平衡的社會秩序帶來新的沖擊。根據制衡原則，意定監護制度中應囊括對應的監督制度。《民法總則》規定監護撤銷制度以監督監護權行使，但這一制度在實際運用中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有異議的法定監護人主動使用。
因此，在法定監護人怠于行使這一權利時，被監護人被侵害的權益就無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即使法定監護人積極行使這一權利，訴訟舉證的困難也往往會成為阻礙權利實現的又一制度缺陷。立法者可以通過制定法規來彌補這一制度缺陷，將公民自主設立規范的權利納入公共管理制度，使意定監護制度在合理的權利限度范圍內實現最大的社會價值。充分利用基層群眾性組織，將監護監督權讓渡給具有相對約束力的組織群體，同時將其歸于行政管理職責，以確保組織群體更為主動地依職權行使監督權利。
五、結語
監護制度是保障能力受限的民事主體可以平等參與社會活動的重要制度，新時代的民事立法活動賦予這一制度民主自由的特權。積極響應國際人權保護號召的前提下，以防范我國老齡化時代給社會秩序帶來的不確定風險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在民法的分編立法活動及單行法修訂完善工作中為意定監護制度的具體落實和推進確立有效可行的規范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