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現代高科技戰爭毀傷力的倍增及人類社會對生命關懷的重視，戰爭無人化的趨勢越發明顯。然而，當機器戰士或生物戰士全面取代人類主宰戰爭后，高端無人化戰爭也必將引發一系列倫理困境，這涉及戰爭權利倫理、戰爭行為倫理及戰爭責任倫理等多方面。本文探討了無人化戰爭的興起與根源、剖析了其面臨的三大困境，并提出了化解這種倫理困境的社會調適機制，主張應盡早關注無人化戰爭對當代戰爭倫理原則的挑戰。

　　推薦期刊：《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原:蘇聯東歐問題、東歐中亞研究)(雙月刊)創刊于1981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歐中亞研究所主辦的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國家級學術理論刊物。本刊堅持高品位、高學術性，以反映俄羅斯、東歐、中亞國家政治、經濟、外交、理論、歷史、文化、軍事、民族等各個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為主要任務。

　　[關鍵詞]戰爭無人化;倫理困境;社會調適

　　2002年11月9日，在阿富汗荒涼的山地間，一架美軍“捕食者”無人機發射“地獄火”導彈炸死了包括阿布·哈里斯在內的6名“基地”恐怖分子，這是人類戰爭史上無人機的首次實戰使用。在這次襲擊事件之后，美軍看到了無人機具有的戰術機動性強、生產維護成本低及作戰效費比高等優點，堅定了發展無人機打擊全球恐怖分子的決心。據美國華盛頓一家倡議思想庫“布魯金斯基金會”的研究報告顯示，在布什時代率先使用的無人機，在奧巴馬執政時期迅速擴大了規模，“奧巴馬總統同意使用無人機發動襲擊的次數四倍于布什總統，通過‘定點清除’，共造成了多達1800名恐怖分子斃命”。另據美軍新版無人兵器發展路線圖透露，美國將在未來10年內投資100多億美元用于無人機的研發與采購，而10年后美國國防部每年用于無人機研發的資金將高達40億美元，其海軍目前正在考慮用武裝無人機——可能基于X-47B-來取代未來一部分或全部的F-35有人駕駛戰斗機。當然，除美國之外，英國、法國、俄羅斯及日本等國軍方近年來也在精心實施各種無人兵器發展計劃，多種跡象顯示，在科技進步與軍事需求的雙輪驅動下，無人化戰爭正在從幻想不斷變為現實。與傳統戰爭中有血有肉的戰士在有固定邊界的前線對陣廝殺不同，那時，代替戰士們沖鋒在第一線的，也許將是在陸地昂首挺胸、勇敢前進的智能機器人，在空中隱身盤旋、伺機出動的無人戰斗機，在海底蟄伏出擊、威力無窮的潛水戰斗器，在太空巡天遨游、攻防兼備的衛星冷殺手。

　　一、無人化戰爭的興起及根源

　　世界著名軍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早年在《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一書中，預言了戰爭無人化的趨勢，在他看來，“戰爭在達到政治目的的過程中往往帶來人員的大量傷亡、財富的急劇耗費，未來戰爭倘若能夠無人化、精確化，暴力的勝利也許才擁有道德的意義”。在吉爾平之后，軍事倫理學者特納·約翰遜在《道德與當代戰爭》中剖析到了無人化戰爭崛起的大勢，并在對比中西方殺戮文化異同的基礎上指出，“當肉身的戰士走下戰場的時候，機器對戰爭的主宰將把人類帶向一個不可預知的未來，這一切的源頭可追溯到殺人技術的驚人的進步”。的確，正是在軍事技術的催生下，伴隨著現代戰爭成本的飆升、戰爭目的的規約及戰爭手段的完善，在人類戰爭浩蕩的演進史中，無人化戰爭呈現出強勁的崛起之勢。

　　1.戰爭成本的限制

　　在以往的戰爭中，作為一條戰爭法則，摧毀或破壞往往受到各國軍事理論家和軍事將領大加推崇。對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有過精彩的論述：“暴力的勝利是以武器的生產為基礎的，而武器的生產又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因而是以‘經濟力量’，以‘經濟情況’，以暴力所擁有的物質資料為基礎的。”此外，恩格斯在批評19世紀的軍備競賽時也說： “現代的軍艦不但是現代大工業的產物，而且同時還是現代大工業的縮影，是一個浮在水面上的工廠——的確，主要是浪費大量金錢的工廠。”其實，在恩格斯毫不客氣地批評19世紀的戰爭對社會財富的大規模毀傷之時，尚未預見到20世紀以兩次世界大戰為代表的現代機械化戰爭驚人的成本。據統計，“第一次世界大戰，美軍每天平均消耗費用為1. 94億美元;越南戰爭時為2.3億美元;第四次中東戰爭，阿以雙方每天消耗費用均為2. 78億美元;英阿馬島戰爭共消耗雙方638億美元，日均消耗為8億美元。海灣戰爭中，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耗費640多億美元，其中‘沙漠風暴’43天消耗470億美元，平均每天消耗11.2億美元，這還不包括參戰的伊拉克及英法和有關的中東國家軍隊所耗費用。”另據測算，美國原在歐洲的駐軍如果打持續一年的常規高技術戰爭，計劃耗資將達15000億美元，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消耗總額還高出3000億美元。顯然，這樣的戰爭實際上已成了貴族式的決斗，按照現代軍備競賽的理論，介入戰爭的各個國家主體已然被所參與的戰爭綁架，沒有單方面解脫的可能，有的只是無節制地將國家的財富源源不斷地投入到軍備的黑洞之中，正所謂國際政治學者詹姆斯·多爾蒂所稱的“這是絕對無解的暴力方程式，沒有終極的完勝者，只有傷痕累累的戰爭玩家和賺得滿滿的軍火販子”。

　　2.戰爭目的的規約

　　最早的戰爭出現在中石器時代的初期的原始社會。原始社會的戰爭是由氏族部落之間或部落聯盟之間，為了爭奪賴以生存的土地、河流、山林等天然財富，甚至為了搶婚、血族復仇而發生沖突，進而演變成原始狀態的戰爭。這種戰爭，同階級社會的戰爭有著本質的區別。它不具有政治目的和階級壓迫、奴役的性質，戰爭中的俘虜，不是殺掉，就是吃掉。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出現，戰爭的目的發生了變化，從早期以生存為主要目的演變為以掠奪為主要目的。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文中所說的，“現在打仗，則純粹是為了掠奪，戰爭成了經常性的行當”。從此以后，戰爭變成了政治的工具、階級斗爭的最高手段。當社會無法用和平方式解決矛盾時，就有可能企圖或實際地運用戰爭這種暴力手段來解決問題。世界著名軍事家克勞塞維茨因此提出了“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至理名言。在他看來，“政治是頭腦，戰爭只不過是工具”。可見，既然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的最高目的就是政治與經濟上的目的，因此，戰爭絕不是用來解決一般性問題的，更不是一種只追求殺人或毀物的殘忍的冒險。然而，人類戰爭從古演變至今，可謂是物理戰，由于受科技水平的制約，戰爭指向者只有在大規模毀傷人類自身和嚴重破壞人類生存環境的情況下，直接通過軍事作戰攻擊并摧毀敵人戰爭重心和戰爭基礎來實現政治目的。這在軍事上主要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和摧毀敵方支持戰爭的物質基礎，在經濟上則表現為攻城掠地和搶劫財富與資源。然而，人類戰爭史表明，盡管武器裝備的不斷發展把戰爭演變成血腥的暴力廝殺，單純的有人參與的物理戰并不能有效地解決國家之間的沖突，也不能完全實現其政治目的，戰爭演進的軌跡在物理戰的框架下向無人化戰爭延伸乃必然趨勢。正所謂，“作為物理戰的極致，就是發展無人兵器，比如說無人作戰飛機，當對方也采取同樣的手段時，戰爭就成了名副其實的電游，只是電游的操作手是個人，并且在虛擬空間進行，而無人化戰爭的操作手是國家，在現實空間進行”。

　　3.戰爭道義的掣肘

　　戰爭從誕生之初起，并不天然就受到道義的考量，如在遠古蒙昧時代的低級階段，人類不可能有戰爭的道義感知。中世紀時，出現了正義戰爭理論。現代意義上的戰爭倫理問題，起源于20世紀，1905年，出版了亨利·沃納的《武力的倫理》一書，這是世界近現代歷史上第一部有關戰爭倫理的系統專門著作。事實上，作為一種常見的社會行為，由于戰爭深刻影響到人類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因此，對戰爭行為的道德拷問便構成了戰爭的倫理信條，相關觀點包括和平主義、現實主義及戰爭主義。和平主義是一種認為戰爭或使用武力在道義上完全錯誤的學說。在和平主義者看來，使用武力即是罪惡，戰爭是無所謂正義與非正義的。它嚴格要求個人避免使用武力，并且鼓勵每個人立即摒棄各種訴諸戰爭、武力和軍國主義的觀念。現實主義認為，戰爭或使用武力是一種同道德無關的活動。美國的漢斯·摩根索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的理論大師，他就傾向于從人性的角度否認戰爭與道德的聯系。在他認為，“權力欲存在于人性的結構之中，而且是不可更改的。人的這種本性決定了世界是不完美的。爭奪強權的斗爭使世界永遠處于沖突之中”。戰爭主義或軍國主義是曾經給人類帶來過巨大災難的一種道德立場，戰爭主義者認為，動武、打仗是道德高尚的行為，動武本身就是正義，無需講什么開戰正義、交戰正義。可見，“戰爭主義其實也是戰爭方面的道德虛無主義”。兩次世界大戰及核武器運用于戰爭引發的災難性后果，已經宣告了戰爭主義的破產。如今，戰爭倫理及道義的理念已經深深地根植于了人們的觀念中，以往戰爭毫無顧忌地殺人的行為日益面臨著嚴肅的道義考量，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無人化戰爭的崛起才越發引起世界主要軍事大國的關注，相關無人化兵器的研制也逐漸成為軍事技術發展的新增生點。

　　二、戰爭“無人化”的三大倫理困境

　　當代戰爭倫理的主要流派是現實主義，它由戰爭權利倫理、戰爭行為倫理及戰爭責任倫理三部分構成一個完整的規約體系。對此，軍事倫理學者路易斯·亨金在《真理與強權：國際法與武力的使用》中曾指出，“從權利、行為及責任三個層面探究戰爭的倫理問題，可以追溯到戴維·麥克萊倫、約翰·勞特派特等人的洞見，有關約束戰爭的道義基礎，人類的認識也許剛剛起步”。無人化戰爭作為現代高科技戰爭發展的前沿形態，雖然它在達成精確化打擊、區分性作戰及降低戰爭物資損耗等方面，呈現出超越以往機械化時代戰爭的跡象，然而，未來高端無人化戰爭形態對戰爭權利之開戰正義、戰爭行為之交戰正義及戰爭責任之戰后權利等倫理問題，也帶來了不可回避的潛在挑戰，這需要從軍事倫理方面進行理論呼應。

　　1.戰爭權利倫理：開戰正義問題

　　在人類戰爭的道義追問方面，有關戰爭的權利倫理問題，在中世紀時期就有萌芽，在進入20世紀后，以國際社會簽定《巴黎非戰公約》為標志，有關戰爭權利倫理的界定日漸清晰，按照公約的相關條款，軍事對抗中某一國家的行為決策主體發動戰爭，應當明確地區分出非法戰爭與合法戰爭，對于非法戰爭就應該約束性地使用武力，甚至于對于明顯屬于侵略性的非正義戰爭而言，國際社會應該通過協商決議“禁止使用武力”。而對于合法性的正義戰爭，訴諸武力的條件一般被公認為體現在六個方面： “正當理由、正當目的、合法權威、成功的可能性、相稱性及最后手段。”然而，從美國近幾年運用無人機發動戰爭來看，盡管這里尚不構成完全的無人化戰爭，但相關戰爭權利倫理問題就已經凸顯了出來。具體而言，美軍在運用無人機作戰時，宣稱的正當理由是自衛性，即美國認為“基地”恐怖組織在阿富汗政權的偏袒下發動了針對美國人民的恐怖襲擊，給美國造成了重大的創傷，因此，美國在巴基斯坦運用無人機進行作戰完全具有正當理由。顯然，這里的評判要點在于，美國無人機的作戰行動是否得到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政府的認可。對此，根據曾任巴基斯坦總統的佩爾韋茲·穆沙拉夫的說法，巴基斯坦政府曾秘密批準美軍運用無人機在其本土上進行作戰。此外，美國情報部門也曾承認，巴基斯坦的軍方情報機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也曾就無人機的使用問題達成過秘密協議。當然，巴基斯坦對美軍無人機作戰默許的條件是美軍協助其清剿特定的政治對手，“這表明美國的無人機作戰具有干涉巴基斯坦內斗爭的第二重性，不僅顯示了‘反恐戰爭’的擴大化，同時也顯示出其干涉性……這樣的行為一旦增多，勢必削弱立足于自衛權之上的無人機作戰正當理由的可信度”。

　　2.戰爭行為倫理：交戰正義問題

　　按照軍事倫理之作戰目的的道義性不能等同于作戰手段的正當性思想，“交戰正義”強調相稱性和區別性，但就在這兩方面也極具爭議性。按照軍事倫理學者邁克爾·沃爾澤的觀點，對于美國發動的所謂反“恐”戰爭，“它其實名不副實，事實上介于一場‘真正的戰爭’和‘警察行動’之間。因此，運用的手段應該是 ‘非戰爭武力’，并應受到相關國際戰爭法的規約”。的確，無人化作戰手段的使用可以降低軍事沖突的烈度，減少人員的傷亡，從美軍近幾年發動的具體作戰行動來看，這也確實為其發動戰爭消除了許多反對的意見，因此，表面上美軍一直在宣稱，這種無人化作戰與其謀求的反“恐”任務是相稱的，具有開戰的正當性，且也是無可替代的最后手段。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根新美國基金會的相關數字統計，從2004年到2013年，美軍無人機在巴基斯坦和也門執行了428次攻擊任務，造成的死亡人數在2439至3982之間，其中在巴基斯坦境內的攻擊達355次，造成的死亡人數在2003至3321之間。

　　除了相稱性之外，區別性主要指的是在作戰中能夠區分對待軍事和民事目標，確保“非戰斗人員豁免權”以及“非軍事資源的免毀性”，在以往的戰爭倫理中，針對這兩點達成了眾多戰爭倫理規約，分布在戰爭法的海牙體系和日內瓦體系之中。對此，邁克爾·沃爾澤也曾強調，政府從事戰爭并沒有濫殺的權力，相反，應當嚴格區分戰斗人員與平民，并在作戰中對后者給予恰當的保護。然而，在無人化戰爭中，這種區分性原則往往很難達到執行，“附帶殺傷”問題一直受到非議。比如，在美軍運用無人機進行的戰爭中，對平民的殺傷根本達不到其所宣稱的“個位數”，在2006年至2013年美軍于巴基斯坦發動的反恐戰爭中，無人機殺死2514名武裝人員的同時也“誤殺”了153名平民，如果將統計年限前推到2004年，根據英國新聞調查局的統計，平民被“誤殺”的數字則在168到 307之間。顯然，如果美軍真想達到所謂的反“恐”目的，其完全有理由確保無人機的作戰使用不造成平民的傷亡，但從現實性來看，由于透明性的不足以及無人化作戰平臺自身的不可靠性，相關作戰行動還是造成了一種事實上的武力濫用行為，對相關作戰倫理道德規約產生了沖擊。

　　3.戰爭責任倫理：戰后權利問題

　　當一場戰爭結束以后，必須清算戰爭的罪行、對相關責任主體要進行制裁，并確保戰敗者的權利，這也被稱為是“戰后正義”。對此，無論是早年的約翰· 羅爾斯、馬克斯·韋伯，還是現代的倫理學者，都肯定這一方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在無人化戰爭中，作戰主體遠離戰場，無人化武器以一種“非人性化”的方式殺人，像電子游戲一般視生命為草芥，沒有承擔戰爭危險的倫理性，也沒有對戰爭苦難的情感體驗，“隔離因素”將戰爭的發動者與實施者區分了開來。也正因此，有關戰爭責任的倫理問題就出現了，到底參戰的自主機器人是不是戰斗員?又應當承擔何種戰爭的責任?按照1949年日內瓦四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第四十三條對于戰斗員的定義：沖突一方武裝部隊的任何戰斗成員都是戰斗員。然而，無人化戰爭中的機器人戰士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嗎?對此，2008年，美軍海軍研究辦公室發表的一份報告就認為，運用于戰爭的自主機器人無法承擔法律責任。約克大學的電腦科學家羅伯·亞歷山大對此評論說：“機器人還無法分辨平民和士兵，當然無法為它自己的行為負責，至少根據可以遇見的技術是不可能的。”如果軍用機器人自己沒有辦法承擔責任，是否需要其“代理人”對其戰爭行為負責呢? 這又引發了新的問題，誰是無人化戰爭中軍用機器人的“代理人”?到底是作戰部隊的程序開發與編寫者呢?還是戰場指揮官呢?相關戰爭責任的追究顯然已變成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三、無人化戰爭倫理困境的社會調適機制

　　世界各主要軍事大國對軍用無人作戰系統的研制始于20世紀 80年代，目前，已開發出部分無人作戰系統投入實戰使用。隨著仿生學、腦生理學、人體科學、生物工程學和納米技術、微電腦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軍用無人作戰武器或平臺正向微型化、智能化方向發展，未來無人作戰武器或平臺將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聰明，并且將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戰場上。為了避免無人作戰武器或平臺因程序混亂而敵我不分、濫殺無辜或造成巨大破壞，不僅需要制定人道規則控制管理己方無人作戰系統，還應制定通用人道規則，控制管理敵我雙方的軍用無人作戰系統，或制約敵我雙方對軍用無人作戰系統進行合理使用。

　　1.完善監督機制

　　盡管國際社會對各國武器裝備的研制沒有強制的約束力，相關國家在研發尖端武器裝備及籌劃相關作戰運用的過程中，也極力進行保密處理，刻意隱瞞相關進展及動向，然而，充分運用目前的國際戰爭法體系，依然能夠有效地對目標對象實施監督。比如，聯合國武器審查委員會就建立有定期通報的審查機制，對有關國家研發“超殺武器”進行核查、監管及規約，也正是依托這一機制，精神殺傷性武器、高爆核武器及生物化學武器等這些明顯違背人類戰爭倫理的武器，都得到了相對有效的監管，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出人類整體理性對戰爭演化的約束與引導能力。

　　2.強化制裁措施

　　所謂制裁，就是對違法者依其法律責任而實施的強制性懲罰措施，或是強制法律責任主體履行法律義務。對于無人化戰爭對戰爭倫理引發的困境，國際社會仍需要強化制裁措施，特別是對于明顯違背宣言，在作戰運用中造成大量平民傷亡的情況，要追究無人化武器或平臺背后“代理人”的相關責任，并進行實質性懲治。即使由于責任主體的難以界定等困難，最終的制裁可能也只能落實到相關國家的政府和軍方層面，但通過這樣的輿論造勢，仍然能有效地對目標對象形成威懾，促使其在今后的無人化戰爭中考慮相關“作戰后果”，收斂性地發起有關軍事作戰行動。

　　3.促進國際合作

　　20世紀以前的國際合作基本上是雙邊或區域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合作開始具有全球性。1919年通過的《國際聯盟盟約》就表達了會員國 “增進國際合作”的愿望，1945年《聯合國憲章》以及1970年《國際法宣言》等國際法律文件對此進行了追加性強化。管制無人化武器或平臺往往是通過國際法來實施，而國際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就是國際合作，它是指各國不論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上存在何種差異，均有義務在有關國際性共同問題上彼此開展合作。無人化戰爭倫理困境的社會調適涉及到軍控裁軍、國家安全等敏感問題。因此，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協同合作，相關調適必將難以取得實質性的效果。畢竟，無人化戰爭倫理的困境，實質上有關現代科技的利用引發的全球性問題，它的有效化解或消減，切實需要通過加強國際合作來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