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蘇俄完成了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飛躍，開始了社會主義的偉大進程。而在中國改革開放前，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是在蘇聯模式的框架下運行的，沒有邁入制度創新的里程。

　　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是人類的一場偉大實驗。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提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則。蘇俄開始了社會主義的實踐，并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功。這一成功代表了社會主義原則設想在蘇聯時空條件下的具體化，當然也成為其他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的國家的唯一楷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范圍內取得的輝煌勝利，使社會主義獲得了更加廣泛的影響。根據有關統計，從1955年到1988年，共有55個民族獨立國家的執政黨提出要走社會主義道路。(P364)毫無疑問，社會主義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態勢。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原則和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不同，制度具有更鮮活的時代屬性。以蘇聯為代表的制度模式一方面當然發揮過不可抹殺的歷史引領作用，另一方面當然也需要隨著歷史的延伸而不斷地發展和變革，但恰恰在這一問題上，蘇聯模式對社會主義予以了固化和僵化。

　　由此，不可避免地創造了輝煌的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歷了生產力迅猛發展和種種社會變化后，一些弊端開始顯露，并且逐步積累。蘇聯率先的社會主義實踐，也首先遭遇和意識到問題的存在。然而，斯大林之后的赫魯曉夫在總結經驗教訓時，將之歸結為主要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赫魯曉夫總結說，斯大林的錯誤“在許多方面是他的個性、他的性格中的重大缺點造成的”(P424)，即把重心放在領導人個人缺點上。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的秘密報告中指出，個人崇拜給予黨的各項原則，黨內民主以及革命法制秩序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危害”，是造成一切危害的“根源”。所以，他以“反個人崇拜”來開拓他的“新里程”。

　　在這樣一種思想的引導下，對斯大林錯誤的糾正，并沒有啟動對制度機制的反思，盡管赫魯曉夫也推進了一些改革，但不僅隨意性很大，效果不明顯，而且沒有制度創新的理論思維。所以，一些體制機制方面的弊端甚至更加嚴重。蘇共22大上，赫魯曉夫一人包攬開幕詞、總結報告、蘇共綱領報告、總結發言、閉幕詞五項重要議程，集權體制的傾向更加嚴重。(P436)從經濟體制來看，有學者估計蘇聯政府指定800萬個價格。(P144)由于蘇聯的主導，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追求始終被壓抑，難以啟動制度創新的進程。

　　可以看出，制度的成長，決定著社會主義的興衰成敗。因此，對社會主義存在問題的分析，是歸結到領導人的錯誤，還是更深層的制度和體制原因，這成為一個歷史的“坎”。當中國結束“文化大革命”總結其慘痛教訓時，也出現過被阻隔在這一“坎”下的傾向，很多人十分關注毛澤東的錯誤，糾葛在毛澤東的個人思想、作風乃至形象方面。其實，如果按照這一路徑進行再多反思，同樣既不可能對現實社會主義以根本性的提升，也不可能超越蘇聯此前的作為。

　　然而，要作出社會主義制度存在問題的論斷需要巨大的理論勇氣。長期以來，社會主義是先進上層建筑、先進社會制度的理念，伴生了社會主義制度不容懷疑的思想。從蘇聯開始就認為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是生產力的落后，認為社會主義面臨的主要挑戰在于落后的生產力與先進生產關系和先進制度的巨大反差和矛盾。當然這一矛盾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制度本身是否就已經是確鑿不移、不再變革的東西?如果是這樣，制度的發展屬性、源于制度演進的動力就被抽取掉了，制度變成模式，模式變成僵化的框框——這實際上成為制約社會主義發展的關鍵性問題。

　　二

　　中國的改革開始了社會主義制度創新的歷程，通過制度創新，超越了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一方面以制度創新為標志，使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制度成長階段;另一方面，以中國特色為旗幟，昭示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了多樣化探索的新時期。

　　從對領導人錯誤的關注，到制度創新的重視，鄧小平作出了重大貢獻。在總結經驗教訓時，鄧小平講：“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P333)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制度問題有全新的思考，把生產力的落后仍然歸咎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問題，所以，改革“這場革命即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P135)。并且斬釘截鐵地說：“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筑非改不可”。(P131)

　　制度創新就這樣被推到基本理論和原則的再認識，因而也就啟動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深入思考。作為唯物史觀的楷模，馬克思、恩格斯僅是對社會主義作過一些概略的原則闡述，像公有制、計劃經濟等，都是他們在批判資本主義時對未來社會的設想，并沒有提出社會主義本質的概念。他們對未來社會最精練、最經典的概括就是“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種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P189)”。

　　很顯然，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始終追求的價值目標，這一價值目標需要創造制度來加以實現。而公有制、計劃經濟等實際上都是制度設計。社會主義本質的提出，是上承社會主義不變的價值目標，下啟社會主義制度設計的時代進程。本質不同于制度，它把與時俱進的屬性還給了制度;本質又高于制度，因此它引導制度創新，并且比價值目標更容易親近和牽引制度。所以，本質的追求，啟動了社會主義制度創新的新里程。

　　在本質的探究中，鄧小平把社會主義本質歸納為五句話，其中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公正是兩個基本支撐點，因此，就將所有制問題、經濟調控方式以及分配原則等等過去認為是不可觸動的制度方面的問題，統統納入了制度創新的范疇，從而使社會主義制度出現了自誕生以來的最大變革。

　　制度創新帶來了兩個影響深遠的社會主義運動的變化：

　　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確立。制度創新使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社會主義已經完全不同于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盡管中國和蘇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出現了分歧，60年代初就出現了中蘇兩黨的大論戰，但中國社會主義具體的制度設計仍然是仿效蘇聯的。中蘇兩黨之爭集中在對斯大林的評價、戰爭與和平、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各國無產階級政黨之間

　　的關系、暴力革命等這樣一些問題上。實際上并沒有動搖蘇聯模式。而改革開放帶來的制度創新，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發展的基本方面，則真正使中國脫離了蘇聯模式，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

　　二是社會主義運動開始了民族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時期。20世紀的前大半段，強調社會主義運動的民族特色是受到無情打壓的。1960年蘇共中央在一封給中共中央的《答復信》中，嚴厲指責和攻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認為這種提法就是搞民族主義。然而中國堅定不移地朝著這一方向前進，中國的改革正是高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旗，這深刻地影響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潮流。繼中國之后，越南在2001年召開的“九大”上，系統地闡述了胡志明思想，認為“胡志明思想是關于越南革命基本問題的一套全面、深刻的理論和政治觀點體系;是在我國具體條件下創造性運用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繼承和發展優良民主傳統價值觀以及吸收人類文化精華的產物”(P193)。古巴強調走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既不學蘇東，也不完全照搬中國、越南。1991年11月，拉美和加勒比地區22個共產黨和工人黨開會，號召共產黨“保持清醒頭腦，尋求獨立的發展道路”(P998)。

　　中國的改革，通過制度創新，超越了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一方面以制度創新為標志，使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制度成長階段;另一方面，以中國特色為旗幟，昭示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了多樣化探索的新時期。

　　三

　　中國的制度創新建立在當代人類制度文明成果的基礎上。中國制度創新最鮮明的特點是其開放性。改革同開放聯系在一起，這使得制度創新獲得了寶貴的借鑒資源，也使得中國的制度創新站在了時代的前列。

　　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關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資本主義制度在一些方面已經超越了現實的社會主義。他告誡道：“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并舉例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美、法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P333)

　　借鑒資本主義的制度文明，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大突破。馬、恩在思考生產力落后狀態下的社會主義運動問題時，曾經涉及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學習的問題。他們對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看法、跨越“卡夫丁峽谷”的著名論斷等，都包含了這一內容。馬克思盡管肯定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但強調了必須“吸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9](P451)。不過，“一切肯定成果”是一個抽象的、原則性的命題。

　　列寧也提出了向資本主義學習的問題，但主要是學習先進生產力以及先進的管理模式。列寧的態度是明確的，他對泰羅制的分析是其代表：“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羅制，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應該在俄國組織對泰羅制的研究和傳授，有系統地試行這種制度并使之適用。”[10](PP491-492)值得注意的是，列寧主張可以適當地利用資本主義的經濟機制，著名的新經濟政策是其代表。他說：“而我國新經濟政策的實際目的就是實行租讓;在我國條件下，租讓無疑就是純粹的國家資本主義類型。”[11](P771)但列寧去世后，新經濟政策并沒有堅持下來。

　　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馬克思“一切肯定成果”的命題，他談到：“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12](P41)

　　但實際上無論是“一切肯定成果”還是“一切國家的長處”，都是與資本主義制度相對的東西。所以，社會主義制度的創新具有明顯的局限性。

　　對經濟制度的創新，突出地體現在市場經濟的借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把計劃經濟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13](P633)列寧也談到：“只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14](P124)這樣一種認識，本來是歷史性的認識，卻長期阻礙了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

　　鄧小平的重大貢獻，就在于從資本主義屬性中剝離出人類制度文明的成果，使社會主義對人類先進文明成果的借鑒達到新的歷史高度。既突破了經典作家的認識，也突破了當代意識形態的局限性。時至今日，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社會的許多人，仍然把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屬性聯系在一起。但市場經濟的實踐已經證明，這樣一種制度文明的成果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社會主義就會譜寫新的輝煌篇章。

　　從政治制度的創新來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置于全球開放的視野下進行，大膽地吸收人類政治文明的成果，特別是破除了排斥西方發達國家政治文明成果的傾向。如果不是這樣，很難設想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能夠取得長足的進步，人權和法治的推進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法制建設上，根據鄧小平“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P332)，必須加強法制建設的思想，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積極吸收當代人類先進法治成果的基礎上，促進社會主義的法治建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對外開放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提供了強大的動力。當中國打開國門走向世界時，法律的交往不僅是重要的渠道，遵守國際法規更是國家間平等、友好交往的基礎。社會主義的中國應當成為遵守國際法的模范。隨著交往的廣泛開展，一些先進的法治理念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發展進程，如權力必須在法的軌道上運行、公平競爭、透明運作、協商原則、信息公開等，而且在實踐的層面大大加快了中國法治的進程，僅僅加入WTO就促進中國制定和修改了一大批有關的法律法規，使法制建設登上了新的臺階。

　　改革開放走向世界的進程，也是中國法治建設凱旋前進的里程，形成了三個大的跨越：人治為主導向依法治國的跨越;依法治國向依法行政的跨越;依法行政向依法執政的跨越。它完成了一個從公民守法，到政府守法，再到執政黨守法的全方位跨越。

　　推動社會主義人權建設的過程，也是一個主動與人類政治文明、制度文明成果接軌的過程，是批判和借鑒的過程。正是在積極參與國際人權對話和交流中，社會主義的人

　　權制度和法規不斷完善。1991年11月1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首次以政府文件確立了人權概念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中的地位。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首次將“人權”概念寫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主題報告，使人權成為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政治建設命題。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首次將“人權”概念引入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人權的制度和法規建設，不僅對中國而且對社會主義也是意義深遠的。它使馬克思主義人的解放的主題回歸到制度的平臺上，使社會主義對平等和自由的追求更依賴于體制的保障。當代社會主義運動也擺脫了本不該有的社會主義不講人權的誤區。

　　人權建設對中國制度創新的拉動是巨大的，迄今為止，中國已批準了20多項國際人權公約，包括構成國際《人權憲章》最基本內容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很重要的是，這樣一個對國際法認可的過程，也聯動著國內相關的法規和制度完善的過程。中國已經在政治權利，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婦女、兒童、老人及殘疾人權利，少數民族、歸僑僑眷權利等方面，構建起越來越完善的保障制度。很難設想，如果沒有開放的胸襟和廣泛的對外交流，中國會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所以，無論怎樣分析中國特色，其鮮明的時代屬性和開放性都無法忽視，這內涵著中國制度創新對當代制度文明成果的容納和萃取。而這樣一個中國特色的道路正是在制度創新的機制中運作和前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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