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軍備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有著特殊地位。西方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軍備經學說慣于從需求與利潤率兩個維度分析軍備生產的反周期效用，但這些學說至今仍缺乏堅實的理論建構并難以得到現實經濟數據的支持。近十余年來，部分國外學者超越傳統闡釋框架，從新自由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現實出發，從金融化、資本積累等角度研究軍備生產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危機的關系，這些探討為我們深入研究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以及帝國主義軍備發展的趨勢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關鍵詞：軍備生產;軍費開支;金融化;新自由主義;經濟危機

　　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軍備生產或軍費開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結構性危機有著十分微妙的聯系。盡管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們對此所言甚少，但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不少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已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軍國主義及軍備經濟的關系發表了頗為深刻的見解。

　　盧森堡在1913年出版的《資本積累論》中就提出，軍國主義不但“在資本的歷史上，完成一種十分確定的任務，它與積累的每一個歷史階段相伴隨”，而且它本身就是資本積累的一個領域，是“實現剩余價值的一個卓越的手段”。她還指出，軍國主義實質上就是將向工人和農民征稅所得用于軍需品生產，一方面“保證資本能夠維持常備軍，即資本主義統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它能取得資本進一步積累的廣大領域”。盧森堡對資本主義軍備經濟的分析，顯示出了作為革命家和理論家的遠見卓識，她的某些具體觀點對其后的曼德爾(E.Mandel)和比萊斯(R.Beilais)等人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與此同時，布哈林也在其《過渡時期經濟學》中提到，軍事生產吸收了剩余價值并妨礙了擴大再生產。

　　二次大戰后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軍費開支水平與戰前相比有了一個“質的變化”。冷戰格局，相對繁榮的經濟和高昂的軍費開支并存，使得不少馬克主義者、凱恩斯主義者以及其他非正統學派經濟學家，包括斯威齊(P.Sweezy)、巴蘭(P.Baran)、曼德爾、韋斯科普夫(Weisskopf)、莫斯利(Moseley)、基德隆(M.Kidron)和羅恩·史密斯(R.Smith)等，開始重新審視并深化對軍備問題的探討，所謂“永久軍事經濟”學說，也形成于這一時期。這些觀點在當時和后來，在不同經濟學陣營里引起了一些爭論(包括80年代在一些后凱恩斯主義雜志上的交鋒)。1980年代后，資本主義進入新自由主義時期，其軍備經濟與軍費開支也表現出了一些新特征，由此催生出了一些與傳統闡釋不同的“替代理論”，這些理論多來自法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如杜梅尼爾(G.Dum6nil)、列維(D.L6W)、比萊斯和塞法蒂(c.Serfati)等。事實上，在熱衷于對現實的美國經濟危機進行分析闡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陣營中，也有部分學者重新提出軍費開支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相關性的問題;還有學者認為，80年代以來，非生產性支出(如軍費開支)降低了資本有機構成對利潤率的向下壓力，從而延緩了利潤率危機，等等。這些理論觀點，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陣營就當前危機進行爭鳴的一個環節，也應引起我們的充分關注。

　　一、馬克思主義傳統軍備經濟理論中的“供給”與“需求”

　　1.軍備生產的特殊性質

　　軍備生產，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有著頗為特殊的地位。首先，軍備生產被視為是“非生產性”的，因為軍需品一旦生產出來，便不再進入再生產過程。生產資料的消耗需要一定時間，但這種消耗是再生產過程的一部分，而軍需品的使用則不是生產性的，也可以說，要么閑置，要么毀滅現存資本。其次，軍備生產和銷售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一般市場和競爭機制約束。購買者國家和軍企業締結軍備生產合同，而絕大部分軍需品有著唯一指定的用途，不進入市場自由流通。軍事采購中還存在有利于生產者的信息不對稱，因而軍備生產者可能獲得超額利潤，或者回避市場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最后，軍備生產在國家和軍工巨頭的高研發投人下，往往形成技術革新，新技術在轉為民用后，將給經濟提供刺敵;曼德爾就將戰后持續的技術革命和經濟繁榮，稱為軍事技術革命的“副產品”。

　　2.馬克思主義傳統軍備經濟理論中的“需求派”

　　軍備產品也有需求和供給兩方面。二次大戰后直到198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軍備經濟理論，正是分別從這兩方面來解讀軍備生產的經濟學意義的。重視軍備經濟的需求方面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有斯威齊、巴蘭、韋斯科普夫、馬格多夫(Magdoff)等，此外還有卡萊茨基(Kaleeki)和萊赫(Reich)等。其中，巴蘭和斯威齊的里論較有代表性。巴蘭在《增長的政治經濟學》(1957年)中提出了“經濟剩余”諸概念。其中，“潛在經濟剩余”被界定為“一定自然條件和技術條件下，利用可獲得的生產資源所可能生產出來的產品和可認為必需消費品之問的差額”，它可表現為“非生產性勞動”的存在，“包括為了滿足在資本主義特定條件和生產關系下產生的產品和勞務需求而從事的全部勞動”，即從事制造軍備、各種奢侈品和炫耀品的勞動，還有政府官員、軍事設施人員、教士、律師等。又因軍備生產要求政府較多干預，這種“軍備導向的政府管理”制約著大企業的研發，因而也造成社會總福利的損失。

　　在巴蘭看來，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在任何既定情況下，投資量總是小于在充分就業條件下產生的至濟剩余量，它最終導致就業不足或生產過剩。”雖然最初資本主義可通過向非壟斷部門投資或者發展新行業來吸收剩余，但當這些手段漸次耗竭后，它只好依靠“外部力量”的刺激，即以推進充分就業為名的各沖政府行為，如轉移支付、公共消費開支、少量生產性投資等，最后，訴諸各種非生產性的政府行為和帝國主義政策：對外貿易、投資、在世界范圍內爭奪市場等。這不可避免再次引出軍備經濟的問題——“為‘保護’每外領土或推行海外政策所必須的軍事機構方面的開支，以及為它所支配的一些地區和在其他一些競爭性戈‘不確定’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宣傳、顛覆和進行間諜活動而設置的龐大機構方面支出——所有這些都達到了驚人的數字”。巴蘭在后來與斯威齊合著的《壟斷資本》(1968年)中則專辟了一章：“剩余的吸收：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研究了“軍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提出“美國寡頭統治集團之所以需要有一個龐大的和日益增長的軍事機器，是它遏制、壓縮和最后摧毀競爭的世界社會主義制度的這個目標所產生的邏輯的必然結果”。

　　3.馬克思主義傳統軍備經濟理論中的“供給派”

　　另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更加注意軍備生產的供給面，即軍備生產或軍費開支對于平均利潤率的影響。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提出了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作為資本積累的重要動力和指標，利潤率長朝下降趨勢將引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這一原理為基礎，美國托派學者埃德·沙德(Ed Sard)、基德隆和后來的克里斯·哈曼(c.Harman)提出并發展了“永久軍事經濟”學說。其中，基德隆和哈曼的觀點具有代表性。基德隆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封閉的循環體系，而軍備生產則是該系統的一個“滲漏機制”。這樣，高水平軍事支出起到了抽走資本積累的作用，并滲漏了大量的剩余價值。其后，哈曼在經驗證據和國際政治理論層面對這一理論體系進行了補充和完善。

　　曼德爾本人的軍備理論似可劃歸“重視軍備經濟的供給面”一類，但其觀點有一個演變過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簡論》立場與巴蘭等頗為接近，認為軍費開支的重要性表現為：“總需求分為兩個部分：對消費品的需求和對資本品的需求(機器和設備)，社保基金的增長保證了危機爆發后對消費品的需求不致猛降，而公共開支(特別是軍費開支)則使得對于資本品的需求不致出現猛降這樣，新資本主義便至少是暫時地，緩和了(危機的)廣度和深度。”直到在《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晚期資本主義》等著作中，曼德爾才在批判“持久軍事經濟”學說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晚期資本主義之所以求助于軍備生產，是因為在腐朽的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不能‘通過正常途徑’為所積累的全部資本找到有利可圖的使用方式”。軍備經濟正是起到了一個使用剩余資本進行“經濟擴張”的作用：“投資的資本總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