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協商民主(有的譯為審議民主)是20世紀后期西方學術界開始關注的新領域。協商民主理論源自并超越了自由民主和批評理論。它強調在多元社會現實的背景下，通過普通的公民參與，就決策和立法達成共識。其核心要素是協商與共識。協商民主有助于矯正自由主義的不足，同時也有助于不同層面的政治共同體的政治實踐。

　　關鍵詞：協商民主 西方 政法職稱論文發表

　　一、對西方協商民主的思考

　　在西方，人們對民主的期待經歷了從政治選舉權的普及到民眾參與品質的提升等多種努力，然而現實總是不能令人滿意。代議制民主在現實政治中更多的表現為形式和程序，民主淪為象征性的、符號式的、表演式的，“較多的民主卻意味著更少的實質”無效的公共政策、普遍的政治冷漠、膨脹的行政權力、種族間的多元文化沖突等。這些日益凸顯的弊端，再次激發了人們尋求民主政治發展的新途徑。同時，隨著工業化與全球化的發展、科技以及生產的加速，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都出現了異化，人類“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風險成為現代乃至未來社會的核心，與以前的風險相比，現代風險更具有不確定性、難控制性、突發性，并且隨著全球化的推進，還表現出高度的傳播性和滲透性，這些新特性打破了科學家對知識和理性的壟斷、超越了單個民族-國家的控制以及僅僅以人類為中心的政治形式，人們亦不能希冀再用舊的觀點和思維來解決。風險社會的出現呼吁人們之間的相互尊重、共同參與、理性討論，需要尋求一種新的反思性思維，需要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廣泛參與和有效表達，即沿著協商民主的方向群策群力，才能從容應對。與古希臘民主理論、精英式民主理論及參與式民主理論相比，協商民主具有一定的理論進步性。20世紀80年代，約瑟夫•畢賽特最先提出了協商民主，90年代以后，哈貝馬斯和羅爾斯開始論述協商民主，在理論層面闡明了協商民主的理論設想、理想程序、理想目標等內容。理論設想中的協商民主蘊含著政治平等、合理論證、公共理性、偏好轉變等基本要素，并明確包含了民主、協商兩方面的內容。在目前的政治發展中，協商民主進入了實驗環節，以美國為例，形成了協商民意調查、21世紀城鎮會議、調解團體、全民公決、專題小組、公民陪審團等實踐形式。作為從理論走向實踐的橋梁，協商民主實驗反映出了西方特定環境、特定制度設計下的實踐嘗試。通過實驗，也凸顯了理論與西方政治現實之間的張力。在現實中，協商民主不是一種孤立的新生事物，它深深根植于當代西方的客觀環境中，面臨著經濟不平等的侵蝕、集團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博弈、多黨競爭制度和選舉制度的缺陷、政治不平等的普遍化、文化多元性與一致性的挑戰、人們實際參與協商的能力不足等難以逾越的困境，這就使得它在西方的發展僅能停留在理論層面上，在實踐層面上則很難有所突破。

　　二、對我國協商民主的比較分析

　　我國的協商民主更多的體現著自己的特殊規定性，與西方的協商民主屬于不同的思想體系，擁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并表現出不同的實踐形式，也正是這些本質上的不同，協商民主在我國發揮著獨特的優勢。

　　第一，中西方協商民主在政黨制度上相區別。西方實行競爭性的政黨制度，各個政黨圍繞選舉進行激烈爭斗，彼此之間呈現出對抗競爭甚至不惜相互傾軋的惡劣關系。在我國，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型政黨制度，一黨領導多黨合作，一黨執政多黨參政，政黨之間相互監督。這既不同于西方國家通過選舉實現輪流執政的競爭對抗關系，也不同于一黨獨大式的統治形式。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各個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各黨派都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政黨之間是團結合作、相互監督的親密友黨關系，能有效避免各黨之間的相互猜疑、互不信任甚至爭斗，既民主又高效。

　　第二，中西方協商民主在價值取向上相區別。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在發展中偏重個人主義，強調個人自由、個人利益和價值的實現。落實在協商民主實踐中，個人主義、個人利益絕對至上的價值取向容易忽視人們之間的合作及社會關系的廣泛化，會造成人際關系的冷漠、社會的混亂及分歧沖突的固化。我國則偏重集體主義，集體利益優先。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仁”“禮”“義”以及“和為貴”“和而不同”等傳統命題尊重多樣性、自主性、和諧性，提倡禮讓、包容、和諧共生，重視合作凝聚之力，這種價值取向更容易促成共識的達成，較之西方具有明顯的優勢。

　　第三，中西方協商民主在發展目的上相區別。協商民主在西方的誕生，很大一部分是出于解決當代自由主義民主諸多困境的緣由，其目的是使現有資本主義民主能得以持續運轉，使資本主義的階級矛盾有所緩和，從而更有利于對人民進行統治。所以，這樣的發展目的得不到民眾的廣泛支持，并使西方協商民主最終歸于失敗。在我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是實現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各種社會力量聯合、團結的主渠道，是一種受憲法保護的制度安排，是確保人民民主、民眾權利得以落實的必須和應當環節。在我國發展協商民主不是暫時性的政治手段和方法，而是我國革命、改革與現代化建設實踐不斷完善的產物，是以實現真實民主和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為發展目的，在實踐中能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

　　第四，中西方協商民主在發展路徑上相區別。西方協商民主的發展從理論研究起步，在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共和主義民主理論、批判理論等基礎上，眾多學者著書立說，相互論戰，展開了相關理論性探討。但近年來通過實驗的方式在實踐層面嘗試時，僅以有限的幾個非正式組織、學術團體、個別學者的支持為動力，既缺乏政府和政黨組織的認可和支持，也缺少普遍的社會關注，更沒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來保障，這就極大地限制了西方協商民主的發展廣度和深度，也使其理論和實踐相脫節。我國的協商民主堅持理論發展與實踐發展相結合，既注重吸取古代協商實踐的有益成分，又注重結合現代實際問題的解決使協商民主不斷創新和完善。同時，我國的協商民主堅持廣泛的、多層次的制度化發展，既有國家權力機關、政黨組織、社會團體之間的協商，也有在基層社區、廣大農村之間的協商，且在發展中側重于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的雙向互動，能充分發揮宏觀領域協商與微觀協商的互動效應。而且，結合協商民主的發展實際，我國及時出臺相關的政策和法律，為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充足的保障。

　　三、小結

　　批判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堅持批判性意味著不崇拜任何東西，以運動和發展的觀點來看待事物，能從肯定中看到否定，能促進現存事物的革命性轉化并創造美好的未來。研究美國政治制度的張友倫先生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具有美國特色，它適合美國的歷史和國情，所以能為美國人所接受，……但它絕不是一種完美無缺、放之四海皆準的制度，它有優點也有缺點，甚至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所以，只能借鑒，不可以照搬，更不能作為衡量民主的準繩。”我們認為，建立在對自由主義民主批判基礎上的西方協商民主，并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西方社會面臨的所有問題。協商民主在西方的誕生，是西方民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對自由主義民主嚴重缺陷的一種自我認知，是一種自我挽救與掙扎的策略而已，是西方制度內的協商。盡管它以激進的姿態批判自由主義民主，但它“只是方法論上的創新，而不是本體論上的革命與顛覆。”因此，它對自由主義民主的批判不會天然的增加自身的合理砝碼，亦無法證明借助協商的手段就不產生出新的問題來，在實踐層面上也很難有所突破。協商民主是我國革命、改革與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長期實踐的產物，既是對傳統協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立足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有益探索。在我國，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共同發揮作用，人們在投票制定公共政策之前充分協商、交換意見，在民主集中的原則下既包容了大多數人的要求，又兼顧到少數人群、弱勢群體的利益，極大地拓寬了民主的范圍和深度。通過比較分析、科學鑒別，在結合我國的語境來審視民主政治發展時，我們既要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要立足國情，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帶著自己的思考走進和走出西方民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