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法治浙江”是“法治”的重要窗口，“法治浙江”展示了社會主義法治優越性。而“法治浙江”之所以能夠成為展示社會主義法治優越性的重要窗口，完全緣于“法治浙江”自身的先驅地位、實踐經驗和獨特優勢。當然，在建設和維護“重要窗口”的背景下，如何深化“法治浙江”建設，也是需要我們理性思考的重大課題。

　　關鍵詞：法治浙江社會主義法治優越性重要窗口

　　“法治浙江”是習書記同志主政浙江期間推出的一項重大制度建設工程。15年來，浙江歷屆省委秉持“一張藍圖繪到底”的精神，在習書記同志開創并奠定的堅實基礎上，一任接著一任干，領導全省干部群眾“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志存高遠，砥礪前行，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果、制度成果和實踐成果，探索形成了一條經濟先發區域法治先行的發展道路，推動“法治浙江”建設總體上走在全國前列，并努力爭取成為“法治示范區”。從“法治浙江”到“法治”，歷史呈現出了延續性和遞進性，“法治浙江”的理念、制度安排和建設方法在全國范圍產生示范效應，“法治浙江”成為堅持走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全面展示社會主義法治優越性的重要窗口。

　　一、“法治浙江”充分展現社會主義法治的優越性

　　“法治浙江”既是“法治”的預演，也是“法治”的重要示范窗口。浙江省委根據習書記總書記對浙江提出的“努力成為新時代全面展示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要求，明確設定了“法治浙江”建設的新目標——在全面推進“法治”建設中持續走在前列，把“法治浙江”打造成堅定不移走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全面展示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優越性的重要窗口。“法治浙江”作為法治建設重要窗口，將進一步展現社會主義法治的顯著優越性。

　　（一）“法治浙江”展現社會主義法治在促進市場經濟發展上的顯著優越性

　　市場經濟是人類到目前為止所發現的最有效率的經濟生活形態。自從市場秩序成為人類經濟生活領域的支配性制度安排以來，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財富急劇增加。馬克思、恩格斯說，資產階級在其統治不到100年的時間里，人類創造的生產力和社會財富超過這之前一切世代的總和，其中部分原因應歸具有神奇魔力的市場秩序。新國內生產總值的快速增長和社會財富總量的劇增，也主要是在改革開放和實行市場化改革之后實現的。1978年浙江全省GDP總量123.72億元，而2019年全省GDP總量超過了6萬億元，達62352億元，人均GDP達到107624元（合15601美元）。①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和繁榮發展離不開的法治制度安排。如果不從法律上確認經濟實體的法人資格，如果缺乏維護市場秩序的法治保障，如果缺乏對不正當市場行為進行懲防的法治體系，市場經濟不能建設起來，②更談不上繁榮發展。浙江相對較早重視市場經濟的法治建設。我國歷史上第一部保護民營企業的地方性法規和質量立市法規誕生在浙江溫州。改革開放40多年來，省人大及常委會以及得到立法授權的設區市人大制定了大量的類似于《浙江省專利保護條例》《浙江省反不正當競爭條例》《民營企業發展促進條例》的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③旨在規范市場競爭行為、協調市場主體利益關系、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司法系統積極開展能動司法，在產權界定、契約履行、企業重組、破產保護等方面給予企業以有力的支持，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再創輝煌。④由于有相對更健全的法治體系，浙江的資本自由度相對更高，發展空間更大，老百姓創業創新激情更足，市場經濟活力也更充沛。

　　（二）“法治浙江”展現社會主義法治在推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上的顯著優越性

　　現代社會，法治與治理具有緊密邏輯關聯，法治是治理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各個都是通過法治化來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法治浙江”充分展示了社會主義法治在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的顯著優越性。自從省委作出建設“法治浙江”的倡議決策以來，浙江在“依法執政、科學立法、嚴格司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領域都有實質性的長足進步，人們的法治意識和法治思維明顯增強，黨政機關依法辦事的體制機制越來越健全，有關立法、執法和司法的正當法律程序也日見完善，“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會主義法治風尚蔚然成風，在法治的軌道上行使權利、維護穩定已經成為浙江干部群眾的行為選擇。伴隨著“法治浙江”的不斷推進，浙江的地方治理體系逐漸完善，治理能力不斷增強。政府職能轉變到位，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基本理順，治理重心下移，治理權力下放，治理資源下沉，基本形成了一種“多中心、扁平化、彈性大、能力強”的現代地方治理體系。“法治浙江”的實踐表明，法治是治理體系的核心關鍵結構，法治建設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強大推進器，社會主義法治在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具有顯著優越性。

　　二、“法治浙江”何以成為展示社會主義法治優越性的重要窗口

　　（一）“法治浙江”建設具有先行先試的領先優勢

　　浙江是一個市場經濟先發地區，伴隨著市場經濟的萌芽與發展，人們的權利意識、契約意識和規則意識逐漸蘇醒。1988年，一個老實巴交的溫州農民鼓起勇氣狀告蒼南縣政府，為自己爭取合法權益。這是新成立以來民告官第一案，對于浙江乃至整個法治建設都具有里程碑意義，并直接推動了《行政訴訟法》的出臺。2004年，武義縣后陳村針對村務管理中因缺乏監督而引起的矛盾爭議與沖突，創造性地建立了村務監督委員會，并通過了《后陳村村務管理制度》和《后陳村村務監督制度》，創立了村民自治中管理權與監督權相分離的自治工作模式。這在全國也屬首創，對于后來在層面上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起到了開先河的作用。而自從浙江省委作出建設“法治浙江”倡議決策后，浙江的法治建設更是勢如破竹迅速推進。2006年，杭州市余杭區以“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聘請第三方運用科學的技術與方法對全區的法治建設狀況進行調查摸底和指數評估，以法治指數評估促進區域內法治建設。2008年，浙江全省開展“創建法治縣（市、區）工作先進單位考評活動”；2012年，根據省委要求，省政府法制辦會同有關部門起草了《浙江省法治政府建設實施標準》和《浙江省法治政府建設考核評價體系》，建立了政府內部評價、專業機構評估和社會滿意度測評三者相結合的機制，對設區的市政府和省政府直屬各有關單位的法治政府建設情況按年度進行考核評價。司法行政部門認真貫徹落實習書記同志主政浙江期間“（要讓人民群眾）愿意打‘官司’、懂得打‘官司’、打得起‘官司’、信得了打‘官司’的最終結果”①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國率先建立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大力加強法律援助工作，實現了“應援盡援”“應援優援”的工作目標。針對民間融資難、民間融資亂的問題，2013年11月，省人大審議通過了《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這是我國首部金融類地方性法規，為民間金融健康發展提供了制度框架。浙江是一個互聯網大省，網絡技術先進，網絡社會發達，矛盾糾紛也相對多發，針對這一現實，浙江以“敢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積極爭取并成功創辦了互聯網法院，創新出了一種司法新模式。2013年底，浙江省委、省政府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在政府系統率先開展了“四張清單一張網”的政府改革運動，決心打造“審批事項最少、辦事效率最高、權力運行最規范”的法治政府。2014年，省委決定深化“法治浙江”建設。2016年，省委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通過“一窗受理、集成服務、一次辦結”的服務模式創新，讓企業和群眾到政府辦事實現“最多跑一次”的行政目標。“法治浙江”先行先試的高潮之作是2019年省委十四屆六次全會通過的《關于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高水平推進治理現代化的決定》，在全國率先亮出“法治示范區”“省域治理現代化”的奮斗目標。

　　（二）“法治浙江”建設積累了豐富實踐經驗

　　第一，在堅持法治原則精神統一的前提下，從浙江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進行法治建設的實踐。我國是一個單一制，省、自治區、直轄市是統一內部的普通行政單位，法治的框架、原則和精神必須統一。在此前提下，各地區又可以從地方實踐情況出發，因地制宜地進行立法、執法和司法的體制機制、方式方法創新。這既有利于法制在各地方的落實，也有助于豐富法治生活的具體形式，更為層面的法制建設和法治創新提供有價值的地方性經驗。浙江省委、省人大和省政府以及其他部門始終注重緊貼地方實際，突出地方特色。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在維護法治統一的前提下，制定帶有地方特色性、實施性的制度，以推進和保障地方改革發展。大量的制度創新實踐表明：“法治浙江”既堅持了法治的原則精神，又具有鮮明的浙江地域特色。

　　第二，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突出重點，對準省委重大決策部署推進法治建設。法治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全面推進，但在一個階段內又必須重點突破。為此，浙江省人大堅持立法決策與改革發展重大決策相結合，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和“根據需要與可能、突出重點、統籌兼顧、急需先立”的立法原則，結合浙江實際，提出了一個屆期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工作的重點項目，集中立法資源確保事關浙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重要地方性法規如期頒布。省政府也緊緊圍繞省委中心工作，及時向省人大提出政府行政管理方面的立法建議，或者在法律授權范圍內及時制定急需的政府規章，為政府管理行為提供法律依據和規則約束。在政府管理實踐中，各級政府把法治建設的重點放在著力提高制度質量，著力促進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著力化解社會矛盾糾紛，著力提升法律服務能力上。司法機關在做好常規司法工作為社會提供公平正義的同時，也努力圍繞中心，自覺服務工作大局。在企業轉型升級的大潮中，堅持涉困企業的差異化處置；依法保障金融改革，推進民間金融體制創新；依法妥善處理“三改一拆”和重點工程建設涉案問題，為中心工作提供司法推力；支持“四大倡議舉措”和創新驅動發展倡議全面實施；切實參與社會管理創新，提高社會管理的法治化水平。各級司法行政機關也緊扣“轉型升級”“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最多跑一次”改革這些中心工作，搭建服務平臺，努力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

　　三、作為“法治”重要窗口的“法治浙江”應如何深化

　　作為“法治”重要窗口的“法治浙江”，不僅要展示浙江在法治建設上的過去和現在，更要展示浙江在法治建設上的未來。我們應在建設和維護“重要窗口”這個新的歷史背景和使命定位上重新審視，思考作為“法治”重要窗口的“法治浙江”應如何深化這個重大課題。

　　（一）在充分認識法治作為治國理政基本方式的制度優越性上應進一步深化，堅定對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黨的十八大明確指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②習書記總書記也多次強調法治作為治國理政基本方式的制度優越性，他指出：“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對于各國治理和社會治理具有普遍意義。”③他還說：“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穩定的治理。”④15年來“法治浙江”的地方性實踐以及十八大以來“法治”的全國性實踐都表明法治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創造人民群眾幸福美好生活、維護政治與社會穩定、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存方面都具有無比優越性，是最有利于一個和地區穩定發展和繁榮、最有利于改善民生福祉創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制度安排。我們應在實踐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對法治作為治國理政基本方式之制度優越性的認識，堅定對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自信，這是浙江在法治建設道路上砥礪前行的強大精神動力。

　　（二）在黨委“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的實踐探索上應進一步深化，形成更加科學健全的體制機制和方式方法

　　黨領導和推動法治建設不僅是一個政治原則，更是一項具體行動，其具體表現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四個方面。經過“法治浙江”建設15年的努力，黨委“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經形成，今后，應在完善具體的體制機制、行為程序以及改善方法藝術上進一步深化實踐探索，尤其是一些由政權機關及其職能部門提交黨委進行政治性、程序性、職責性把握上。進行更有創造性的探索，明確政治性、程序性、職責性把握與私情插手或包庇性插手之間的界線，防止以領導和政治把握之名行非法不正當干涉之實。切實落實黨委書記作為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的政治責任，建立各系統法治建設工作年度報告制度以及重大法治事件問責制度。

　　徐邦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