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紅軍長征前后，中共中央與留守的中央分局之間保持了密切的聯系?‍‌‍?‍‌‍‌‍?‍?‍‌‍?‍‌‍?‍?‍‌‍?‍‌??‍?‍?‍‌‍?‍?‍?‍‌‍‌‍‌‍‌‍?‍‌‍?‍???‍?‍?‍?‍?‍?‍?‍‌‍?‍‌‍?‍‌‍‌‍‌‍?。長征前夕，中共中央對蘇區開展游擊斗爭作了機構、人員、物資、指導思想等部署；長征初期，雙方保持了較為頻繁的聯絡，黨中央向中央分局通報了一路上的戰況，且根據后者提供的信息給予指導?‍‌‍?‍‌‍‌‍?‍?‍‌‍?‍‌‍?‍?‍‌‍?‍‌??‍?‍?‍‌‍?‍?‍?‍‌‍‌‍‌‍‌‍?‍‌‍?‍???‍?‍?‍?‍?‍?‍?‍‌‍?‍‌‍?‍‌‍‌‍‌‍?。中央分局根據黨中央的諸項要求，為長征初期的中央紅軍提供了許多便利和幫助，如迷惑敵人、拖住敵軍、協助作戰、穩固后方、收容運輸、通報敵情?‍‌‍?‍‌‍‌‍?‍?‍‌‍?‍‌‍?‍?‍‌‍?‍‌??‍?‍?‍‌‍?‍?‍?‍‌‍‌‍‌‍‌‍?‍‌‍?‍???‍?‍?‍?‍?‍?‍?‍‌‍?‍‌‍?‍‌‍‌‍‌‍?。1935年3月9日雙方的電臺聯絡中斷，直到1937年10月9日才恢復聯系。事實證明，中央分局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賦予的任務，積極配合了紅軍主力的長征。

　　［關鍵詞］中共中央；長征；中央分局；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聯系

　　眾所周知，紅軍長征與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史上留下了悲壯的一幕，其艱苦斗爭歷程所積累的寶貴經驗及孕育的偉大精神，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深遠影響。事實上，長征開始只過了數月，中共中央與留守的中央分局便失去了聯系。關于兩者之間的聯系，長期以來學界的成果多集中于長征前中共中央對中央蘇區游擊戰爭的部署與準備，中央分局根據中央的要求開展游擊斗爭，共產國際對于留守中央蘇區的指示等，而未全面分析雙方的互動聯系，特別是未詳細考察中央分局在失去聯系前對中央紅軍主力長征的幫助。本文將通過電文等史料，著重研究長征前后兩者之間如何保持密切的聯系，及此對長征勝利的重要作用，并考證雙方聯絡中斷和恢復的具體過程。

　　一、中共中央對中央分局的指導和幫助

　　中共中央在決定倡議轉移的同時，還在中央蘇區留下一部分正規紅軍和地方武裝，盡可能地保護原有蘇區領土與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牽制國民黨軍的兵力，以配合大部隊的倡議轉移。這樣安排既是基于現實、情感與策略的考慮，也是貫徹共產國際的要求。

　　(一)中共中央在長征前對留守的準備工作

　　在紅軍主力突圍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對蘇區開展游擊斗爭作了各項安排與部署，包括機構、人員、物資、指導思想等。

　　1.留下部分干部，并成立領導機構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召開會議決定：紅軍主力和中央領導機構突圍轉移后，在中央蘇區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分局(簡稱中央分局)，同時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簡稱中央政府辦事處)，并且組織中央軍區。經研究，把項英和陳毅留下來擔任黨政軍主要負責人，領導南方各根據地的游擊斗爭。

　　為了便于統一領導留守工作，中革軍委于9月7日下令，贛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項英從于都趕回瑞金，因“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王稼薔即王稼祥。同志在病假中，以項英同志暫代理其職務”[1]P3750。

　　西方軍總指揮、江西軍區司令員陳毅指揮部隊在老營盤戰斗中腿部負重傷。中央對此非常關注，朱德、周恩來于9月1日給江西軍區政委彭雪楓去電：“同意陳毅同志回博生休養，但須看途中擔架是否適宜，并待稍愈時即來瑞休養。藥此間已令總衛生部趕送去”[2]P123。看到陳毅病情短時間內難以好轉，而且缺乏藥品，中革軍委又致電六師，并讓陳毅安心養病：“唐醫生已于廿九號由博生轉你處診傷。徐醫生內外科技術均較強。阿母那丁及〔鏈〕球菌苗各四支，前日已送博生轉江背洞八后院”，“你所要藥品已于今晨送來”[2]P124。

　　項英和陳毅都是臨危受命。項英工人階級出身，在黨內資歷老、地位高，對蘇區的情況也比較了解，尤其是組織紀律性很強。臨行前，周恩來代表中央對陳毅說：“你是高級干部，本來應該把你抬走，因為你在江西……有影響，有名望，又懂軍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無法向群眾交待”[3]P497。可見，把陳毅留下來除了身負重傷之外，還考慮到他比較懂軍事，有號召力，游擊戰的經驗豐富。

　　中央任命：項英、瞿秋白、陳毅、陳潭秋、賀昌等為中央分局委員，書記項英，宣傳部長瞿秋白，組織部長陳潭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副主任梁柏臺，秘書長謝然之。中央軍區司令員原擬陳毅擔任，因其重傷未愈，改由項英任司令員兼政委，龔楚任參謀長，賀昌任政治部主任。留下來的領導人還有何叔衡、周以栗、阮嘯仙、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陳正人、胡海等，這些人由于身體等原因，都沒有安排重要工作。

　　2.部署開展游擊戰爭

　　9月13日，中革軍委發布《改組各級軍事部的命令》；9月19日，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向中央蘇區各省、縣發出《戰區工作指示信》；9月30日，中革軍委發布《鞏固和擴大地方部隊及自給問題的訓令》；10月，毛澤東編寫了《關于游擊隊動作的指示》，并以中革軍委的名義印發給各縣、區游擊司令部；10月3日，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發展群眾的游擊戰爭告全蘇區民眾》。

　　(二)中共中央在長征初期對中央分局的指導

　　長征出發前，中革軍委二局局長曾希圣根據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的指示，留下王震、嚴重、鄔一之、蕭滿德、林厚佑、林仁貴等少數人員和部分裝備器材，接受中央分局的領導，就地堅持游擊斗爭?‍‌‍?‍‌‍‌‍?‍?‍‌‍?‍‌‍?‍?‍‌‍?‍‌??‍?‍?‍‌‍?‍?‍?‍‌‍‌‍‌‍‌‍?‍‌‍?‍???‍?‍?‍?‍?‍?‍?‍‌‍?‍‌‍?‍‌‍‌‍‌‍?。[6]P72這樣就為雙方之間能隨時保持聯絡提供了人員、器械與技術保障。

　　長征初期，雙方保持了較為頻繁的聯絡，一方面黨中央向中央分局通報了一路上的戰況，另一方面根據后者提供的信息給予指導，包括要求對轉移中的紅軍主力提供各種支持。后來隨著轉戰途中戰事的極度緊張頻繁、環境復雜惡劣、急行軍等諸多因素，導致溝通不及時、不充分，影響了對中央分局的指導。

　　10月22日，中革軍委發給項英的一份電報非常具有典型性。開篇便說，“敵情另電告”，“我野戰軍主力本二十二日晚可前進至信豐東南地區，并逼近信豐河邊，有消滅粵敵第一 、二師之一部之任務”。這里通報了中央紅軍的進展情況，雙方進行重要軍情(含敵情)共享日后成為了常態。電報中還宣布成立中央軍區，并規定其統領的部隊，“中央軍區應從二十二日起，即宣布成立，項兼軍區司令員，并指揮江西、福建、閩贛、贛南及閩浙贛五個軍區(閩北分區在內)，及各直屬的地方獨立部隊與二十四師和十軍”[7]P80。另外，隨著粵軍的撤退，要求贛南軍區在襲擾之余，迅速占據并擴大影響，爭取廣大民眾，開展游擊斗爭，并劃定了各地方部隊的活動區域。在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同時，要注意收容野戰軍的傷病員，阻攔紅軍的逃亡人員，發動群眾運送糧食彈藥等。

　　二、中央分局對中央紅軍長征初期的幫助

　　中央分局根據黨中央的諸項要求，為長征初期的中央紅軍提供了許多便利和幫助，直接或間接掩護了主力部隊的轉移，功不可沒，具體如下：

　　(一)迷惑敵人

　　根據中央嚴格保密的要求，也為了盡可能久地拖住敵軍，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央分局和以陳毅為主任的中央政府辦事處采取了有效措施，制造許多迷惑敵人的假象。如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全套機構被保留下來，各部門、各機關仍保留原名稱，牌子照掛，工作任務和工作制度不變，照常辦公，留下的各部門負責人繼續各司其職。《紅色中華》報也作了有力的配合，接上之前的期號繼續出版，版面樣式一切照舊，甚至用原印刷廠的機器印刷，宣傳的內容也保留了原有的戰訊擴紅、征收公糧、優待紅軍家屬、瓦解白軍士兵等，沒有透露一絲一毫主力紅軍轉移的消息。

　　據陳毅回憶：“敵人卻還搞不清楚紅軍出動的情況，一個判斷說：‘朱毛出去是少數，大部分留下在中央蘇區。’一個說法是：‘朱毛出去是主力，留下是少數。’種種說法，一個月都沒有弄清楚。以后才查明大部隊走了。”[3]P499

　　因此，在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的領導下，廣大軍民保守秘密，通過各種途徑給敵人以較大的錯覺，認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政府機構仍照常辦公，從而成功掩護了中央紅軍從中央蘇區突圍轉移西征。

　　(二)拖住敵軍

　　隨著中央紅軍主力陸續撤出主陣地，集結并突圍，中央分局所領導的留守部隊在前一二個月最緊迫的任務就是秘密與其換防，并掩護主力轉移。

　　由于敵軍尚未摸清紅軍的倡議意圖，朱德、周恩來于1934年10月8日給留守的紅二十四師發電，以達到迷惑和遲滯敵人進攻的效果，“你們應乘此時機，實行偽裝，積極迷惑敵人，派出小部隊向敵人游擊，并偽裝居民，到有關地區散布謠言，說大紅軍到了，要進攻溫坊，進攻朋口，大家準備歡迎等工作”，“你們應不斷與敵保持接觸，并派小部隊于夜間擾亂敵人，使其更加迷惑動搖，藉的〔以〕遲滯敵人前進”[2]P160。

　　10月13日，朱德再次緊急致電項英，明確了中央軍區的主要任務，如各獨立團與主力紅軍進行換防，嚴密封鎖消息以掩護主力撤離；對敵不是進行正面的防御戰，而是要開展游擊戰，擾亂敵軍的進攻部署；不斷破壞敵軍修筑的堡壘；實施堅壁清野等。為了敦促中央軍區上下各部之間及時溝通信息、協同作戰，還要求“中央軍區盡可能保持現有的電話線與各軍區聯絡外，對無電話的與直屬分區直接指揮的各獨立團，應建立按時的用徒步通訊的報告與通訊制度。軍區與各分區及各獨立團間，亦應如此”[7]P74。

　　可以說，由于嚴守秘密，對敵騷擾工作開展得比較巧妙，加上受前四次“圍剿”失敗的深刻教訓，國民黨軍一開始并不知道紅軍已經換防，這樣紅軍主力就在敵軍幾乎沒有察覺的情況下較為順利地集結、突圍。所以，留守部隊的拖敵、擾敵工作成效顯著。

　　三、中共中央與中央分局聯絡的中斷和恢復

　　中央分局與黨中央的無線電聯絡因故中斷，對此，最具說服力的應該是項英與陳毅的回憶，因為兩人是主要領導人，又是親歷者，對具體過程非常清楚。

　　此前，中共中央已經與共產國際、上海中央局都中斷了聯系。那么，中央分局與上海的聯系暢通嗎？項英于1935年1月17日給博古的一份電文中寫道：“上海電臺關系還未找著，此間除德生外均未到過上海。已派人到汕頭、香港找朱老板，是否找到尚不知。除此外無法與上海接頭，你們有辦法否？”[2]P236可見，雖經努力，仍無法與上海黨組織建立聯系。

　　突圍在即，項英于2月21日給中央緊急去電，特別指出了今后與中央無線電聯絡的困難，言語間透露出無奈與焦急。“我們在展〔輾〕轉中無相當時間立足，則攜帶電臺行動時有被擊危險，將來與中央及各地關系更成問題”，“中央局對我們還有指示否？因我們一二日后要行動，以后聯絡甚困難”[2]P256-257。

　　四、結語

　　抗戰全面爆發后，南方游擊區最高領導人、中央分局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接到黨中央的指示趕赴延安匯報工作，以驚人的記憶力和對黨和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于1937年12月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門作了《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報告。報告內容非常詳實，是項英、陳毅三年來一起出生入死、認真總結這段歷史后，共同歸納出的經驗教訓，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也是紅軍將士用生命寫就的。其中在談到三年游擊戰爭歷史作用時寫道，“基本上是完成了黨所給予我們的任務”[2]P484。四天之后的12月11日，他又在《解放》周刊第1卷第27期上發表題為《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經驗對于當前抗戰的教訓》一文，再次指出“我們配合主力紅軍，堅持了三年的游擊戰爭”[2]P558。可見，項英從中央分局的角度作出了兩個判斷：基本完成了中央賦予的任務，積極配合了紅軍主力的長征。

　　中央政治局經討論于1937年12月13日正式作出《對于南方各游擊區工作的決議》，對三年游擊戰爭的歷史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基本上正確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賦予的任務，“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的同志在主力紅軍離開南方后，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正確的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其次，游擊區成為中國人民下一步抗戰的倡議支點，保留下來的革命火種也將成為抗日主力之一，“能夠保存各游擊區在今天成為中國人民反日抗戰的主要支點，使各游擊隊成為今天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部”。最后，號召全黨學習廣大游擊將士的艱苦奮斗精神和革命意志，“他們的長期艱苦斗爭精神與堅決為解放中國人民的意志，是全黨的模范。政治局號召全黨同志來學習這些同志的模范”[2]P564。

　　上述表述反映黨中央基本認可了項英報告中的主要內容，并結合當時中國革命的總體形勢，從全局、發展的角度評價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同時，從某種意義上也對長征前后黨中央與中央分局的相互聯系給出了客觀、科學的評價。

　　［參考文獻］

　　[1]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13[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

　　[2]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綜合篇[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

　　[3]陳毅，等.回憶中央蘇區[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孫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