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關鍵轉折期?‍‌‍?‍‌‍‌‍?‍?‍‌‍?‍‌‍?‍?‍‌‍?‍‌??‍?‍?‍‌‍?‍?‍?‍‌‍‌‍‌‍‌‍?‍‌‍?‍???‍?‍?‍?‍?‍?‍?‍‌‍?‍‌‍?‍‌‍‌‍‌‍?。在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黨內法規在黨的建設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領導制定了一系列黨內法規?‍‌‍?‍‌‍‌‍?‍?‍‌‍?‍‌‍?‍?‍‌‍?‍‌??‍?‍?‍‌‍?‍?‍?‍‌‍‌‍‌‍‌‍?‍‌‍?‍???‍?‍?‍?‍?‍?‍?‍‌‍?‍‌‍?‍‌‍‌‍‌‍?。基于歷史梳理和文本考察，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建設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這一時期黨內法規建設的內容大致包含了：關于黨的組織工作的黨內法規、關于黨員干部學習與教育的黨內法規、關于加強黨的紀律性建設的黨內法規等三個方面。歷史經驗在于：堅持民主集中制，維護全黨集中統一；注重靈活性、及時性同原則性的緊密結合；堅持守正創新三個方面。

　　【關鍵詞】 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黨內法規建設；歷史經驗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關鍵轉折期。從時間上來考察，延安時期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隨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吳起鎮、落戶陜北開始，至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主動東渡黃河離開陜北、迎接革命勝利曙光為止。從黨的發展歷程上考察，延安時期與井岡山時期、西柏坡時期共同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的歷史，其中延安時期跨度長達13年，歷經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是時間最長、斗爭環境最復雜的一個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由弱小走向強大，不斷豐富理論、積累經驗的重要歷史時期。這一時期內，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首先提出“黨內法規”這一名稱，并不斷探索黨內法規建設，制定了一系列黨內法規，將黨的一些抽象和高度概括的原則細致化、具體化，為建設一個富有凝聚力的強大政黨打下了堅實基礎。

　　隨著實踐的不斷變化，中國共產黨相繼經受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考驗。面對考驗，如何更好地發揮黨內法規在黨的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是貫穿始終的問題。延安時期黨內法規建設的實踐，也為此后黨內法規建設提供了經驗，不斷推動著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建設的進程。梳理延安時期黨內法規建設的相關內容，對于當前加強全面從嚴治黨、依規治黨具有一脈相承的借鑒意義。

　　一、延安時期黨內法規建設的背景

　　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重視黨內法規建設有其必要性。

　　其一，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面對變幻發展的革命形勢，需要制定符合革命斗爭規律的黨內法規以統一全黨思想，保障組織凝聚力、戰斗力，為革命事業順利進行提供可靠保障。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經歷長征最終抵達陜北，開辟了西北革命根據地，挽救了革命事業。但當時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斗爭形勢仍舊嚴峻，如何在戰爭勝利后帶領全國人民奪取革命的最終勝利，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新的形勢、新的變化需要中國共產黨及時指明革命事業的目標與方向，提出科學的路線和方針，并借助黨內法規的作用為建設一個強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性政黨提供制度保障。

　　其二，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不斷發展壯大，需要制定和完善相應的黨內法規來加強黨的管理，提高組織行動效率。從七七事變前夕到抗日戰爭勝利，中共中央派出機構由2個增加到8個，省（區）委由17個發展到30余個，地委、縣委和基層組織遍及全國大部分地區；在政權組織方面，中共中央派出機構同級的邊區政府由1個發展到5個，與省（區）委同級的政權組織發展到26個；在軍事組織方面，中共中央派出機構同級的大倡議區一級軍區從無發展到5個，各一級軍區和八路軍、新四軍各師之下新建與省、區委同級的二級軍區發展到26個，與地委縣委同級的軍分區、縣游擊大隊在抗日根據地、游擊區普遍建立，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華南抗日游擊縱隊，由建軍時的數萬人發展到120萬人，民兵發展到220萬人；在群眾團體組織方面，各抗日根據地乃至游擊隊，各級人民武裝抗日委員會和工人、農民、青年、婦女、文化界抗日救國聯合會等抗日群眾組織普遍建立起來。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權、軍事、群眾團體組織的建立和發展，需要制定黨內法規強化制度建設，包括機構的設置與任務、黨員發展的條件、黨費的收取、黨內上下級關系等，以具體可行的規章制度來提高黨的組織水平，從而提高黨組織的領導能力。

　　二、延安時期黨內法規建設的具體表現

　　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黨內就制定了黨章及其他規章制度以規范黨的政治生活。隨著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的不斷成長，黨內法規也更加系統化。1938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從中央以至地方的領導機關，應制定一種黨規，把它當作黨的法紀之一部分。一經制定之后，就應不折不扣地實行起來，以統一各領導機關的行動。”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首次公開使用“黨規黨法”的名稱。今天的“黨內法規”概念雖與當時提到的“黨內法規”概念存在一些差異，但延安時期制定的一系列黨內法規，既為當時中國共產黨加強黨建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也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展革命提供了根本遵循。延安時期制定的黨內法規大致包含了以下三方面內容。

　　（一）關于黨的組織工作的黨內法規

　　延安時期關于黨的組織工作的相關黨內法規是黨章中組織原則的細化，通過制定具體的組織法規將黨章中抽象的原則變為具體的、操作性強的規章制度，涉及到黨員發展與管理工作，以及黨的各級組織的組織原則、工作規則等。

　　1.黨員發展與管理。黨員發展與管理工作事關黨的戰斗力、凝聚力的發揮。延安時期，面對復雜嚴峻的斗爭形勢，做好黨員發展與管理工作既要克服關門主義傾向，又要嚴格黨員發展與管理標準，明晰黨員權利與義務。

　　為兼顧黨員發展的質與量，中國共產黨不斷完善黨內法規建設，出臺了一系列措施。1938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指出：“為了擔負起擴大與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神圣的任務，強大的黨的組織是必要的……大膽向著積極的工人、雇農、城市中與鄉村中革命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堅決勇敢的下級官兵開門。”并針對不同成分的新黨員設置了相應的考察候補期。決議一經發出，黨組織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吸收了很多有理想的優秀分子入黨。此外，中國共產黨還對入黨申請人的候補期及批準程序作了明確規定。例如，七大黨章規定了工人、苦力、雇農、貧農、城市貧民、革命士兵入黨，須有兩名正式黨員介紹，經歷六個月的候補期；中農、職員、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入黨需經歷一年的候補期；其他成分的入黨申請者，必須經過縣委、市委或相當于縣委之黨委的批準，并經過兩年的候補期才能轉為正式黨員。

　　在黨費收繳方面，1938年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央關于征收黨費的通知》，明確規定了黨費收繳的具體細則。在黨員的權利保障方面，1941年7月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央關于地方及軍隊中各級黨部取消、改正與停止黨員處分手續的決定》。對黨員權利作出了規定：“凡黨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皆有權請求取消、改正或停止其所受處分：甲，因過去某時某地黨的組織原則錯誤，而受到根本不應有的處分，或程度上過重的處分者，得請求取消或改正處分。乙，因為過去某一黨部在處理個別黨員問題時，由于該黨部在此個別問題上處理不適當，因而使黨員受到根本而不應有的處分或程度上過重的處分者，得請求取消或改正處分。丙，因過去確實犯了錯誤而受到應有的處分，但已認真改正了錯誤的黨員，經過處分后一定時期，得請求停止處分。”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頒布的有關黨員平反、改正的文件之一?‍‌‍?‍‌‍‌‍?‍?‍‌‍?‍‌‍?‍?‍‌‍?‍‌??‍?‍?‍‌‍?‍?‍?‍‌‍‌‍‌‍‌‍?‍‌‍?‍???‍?‍?‍?‍?‍?‍?‍‌‍?‍‌‍?‍‌‍‌‍‌‍?。

　　2.黨的組織制度與工作原則。延安時期，中共中央制定的系統的黨內法規起到了健全黨的工作部門、厘清部門間的職權分工的重要作用，并把對黨的各級機關的領導任務集中到各級黨委上來，很好地維護了中央權威，保證了團結統一。

　　針對當時的黨內狀況，中共中央在1938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和《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規定了各中央委員不得在中央委員會以外對任何人發表與中央委員會決定相違反的意見，亦不得有任何相違反的行動；各中央委員如果沒有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及中央書記處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義向黨內黨外發表宣言與文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須完全執行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的決議和指令。六屆六中全會對全黨集中于中央的統一領導作出了制度性規定，奠定了延安時期維護黨中央權威的一元化領導體制。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還注重通過黨性教育加強全黨的團結統一。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對加強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服從中央領導等作出了規定，要求必須加強對全體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的黨性鍛煉，使個人利益服從全黨的利益，局部利益服從于整體利益。

　　1938年11月通過的《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首次對黨的工作部門進行了總體性的規范部署，并詳細規定了各工作部門的具體工作職責。同時規定：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之下，得設立市委、區委、縣委、分區委和支部委員會，必要時得設支分部委員會；在區委以上黨的委員會必須設置以下部門：組織部、宣傳部、戰事動員部、民運部、統一戰線部和秘書處，并規定在區黨委之下，得設監察委員會。除上述職能部門外，中國共產黨還設置了中央研究室、黨務研究室、社會部等具有調查研究職能和保密職能的工作部門。黨的各個職能部門的完善，使黨內分工更加明確，便于更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此外，中共中央嚴格規定了上級黨委工作部門對下級黨委工作部門的指導與監察職責。如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對黨委領導制有了明確的規定：黨的領導一元化，一方面表現在同級黨政民各組織的相互關系上，另一方面則表現在上下級關系上，這一規定確保了各個部門的工作開展都在中央各工作部門的領導之下。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規范黨員的發展與管理，制定和規范黨的組織制度與工作原則，完善了黨組織的各項功能，維護了黨中央權威，保障了黨的集中統一。這一時期所取得的經驗成果，如完善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擴大黨內民主與實行集中統一領導等，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被寫入黨章，為之后推進黨的建設、奪取革命勝利集聚了智慧，凝聚了力量。

　　（二）關于黨員干部學習與教育的黨內法規

　　一個政黨是否擁有多數德才兼備的干部是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否得以貫徹執行的關鍵因素。為滿足延安時期復雜革命形勢和根據地建設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實施了諸多關于加強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理論素養和業務能力教育培訓的舉措，并制定了黨內法規，以保證計劃目標的達成。

　　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為了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教育、建設高素質的黨員隊伍，1940年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布《中央關于干部學習的指示》，其內容涉及干部學習的重要性、主要課程、教科書與參考資料的編輯和使用、教育對象、教育主體、組織和管理等，要求“全黨干部都應當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并針對干部的基礎情況將學習課程劃分為初級、中級、高級、時事政治和軍事課程。1941年12月中共中央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規定，關于馬列主義的教授與學習必須糾正過去只學習其形式而不注重領會其實質的錯誤，要提高黨員干部將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應用于中國實際問題的能力。此外，為保證學習時間，中國共產黨推行了干部每日兩小時學習制，并鼓勵由黨員干部學習帶動其他黨員學習，形成了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與科學知識的良好氛圍。

　　黨員干部的業務能力與政治定力對于實際工作的開展至關重要。194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規定，“任何工作部門的干部都必須學會精通自己的業務，這是第一個教育任務與學習任務”，規定了業務教育的學習范圍包括調研研究、對政策法令指示決定的研究、對各業務部門具體經驗的研究、對各業務部門的歷史知識和科學知識的研究等五個方面。引導在經濟和技術部門工作的黨員干部主動向技術型人才學習業務知識，在工作實踐中不斷提高業務能力。此外，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黨員干部的政治教育，采取督促黨員干部看報、作時事問題報告等方式開展時事教育，采取學習黨內決議、宣講黨的政策等方式開展一般政策教育，規定黨的干部除了精通其工作業務范圍內的情況與政策外，還要熟知一般的情況與政策，以避免黨員干部眼界僅限于自身工作范圍而忽視大局的現象。

　　三、延安時期黨內法規建設的歷史經驗

　　法規嚴明，則黨治國興；法規廢弛，則黨亂國衰。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取得的一系列成績，離不開中國共產黨制定的黨內法規對黨組織工作和黨員活動起到的規范作用，在黨內法規的支持下，加強黨的建設變得有規可循，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延安時期制定黨內法規的主要目的雖然是解決黨內出現的問題，其規范性在法規的適用范圍、主要內容和效力等級上略顯不足，功能性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超過了規范性目的，這使得黨內法規文件與黨的一般政策性文件之間的區別不夠明顯，但這些并不能否認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為發展和完善黨內法規進行的實踐和探索，這些黨內法規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當時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也為未來黨內法規的規范化提供了理論和實踐上的經驗。

　　（一）堅持民主集中制，維護全黨集中統一

　　不斷推進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需要以黨內法規建設作為制度抓手，準確把握“堅持民主集中制、維護全黨集中統一”這一黨內法規建設的重要原則和方向。

　　1938年，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黨規黨法的報告》中重申民主集中制的四個原則，強調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一切領導集中于中央。從《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到中共七大黨章，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集中制的規定與解釋不斷完善，對民主集中制在實際工作中的應用規范也逐漸系統化、具體化，有效保障了全黨的集中統一。從延安時期黨內法規建設的整體來看，堅持民主集中制、維護全黨集中統一是這一時期黨內法規建設所遵循的重要原則和方向。在這一時期堅持民主集中制、維護全黨集中統一體現在黨內法規建設的方方面面，從干部制度到檢查巡視制度，從中央組織制度到黨內選舉制度，都無一例外地遵循了堅持民主集中制、維護全黨集中統一的方向。從民主與集中關系的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在推動黨內法規建設時更加注重處理民主與集中的辯證關系，提出沒有集中的領導，民主便會偏離方向，黨的正確決策也會難以貫徹執行。反之，缺乏充分的民主，權力就無法得到應有的約束，黨的未來也會變得暗淡。因此，要在保障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黨領導下的高度集中。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黨內法規建設中所強調的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實行集中統一領導等原則方向，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被寫入黨章，為之后推進黨的建設，保障中國共產黨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提供了經驗、積聚了力量?‍‌‍?‍‌‍‌‍?‍?‍‌‍?‍‌‍?‍?‍‌‍?‍‌??‍?‍?‍‌‍?‍?‍?‍‌‍‌‍‌‍‌‍?‍‌‍?‍???‍?‍?‍?‍?‍?‍?‍‌‍?‍‌‍?‍‌‍‌‍‌‍?。

　　（二）注重靈活性、及時性同原則性的緊密結合

　　黨內法規的制定與實施應注重靈活性、及時性同原則性的緊密結合。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面對多種復雜斗爭環境，秉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在各地黨組織的設置與功能側重、黨員存在與活動方式等方面有所區分，如果機械地制定黨內法規、不顧實際執行情況要求全體黨員統一遵守，很可能會危及革命活動。因此，延安時期黨內法規的制定與執行，除了要求全體黨員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與中央權威外，還針對具體情況，實行了差別管理。除了規定一般情況下黨組織的設立與職能外，也對特殊情況下特定機構的設置與取消進行了考慮，在原則性基礎之上，充分考慮實際制定更具操作性的靈活政策，保證了革命事業勝利。但延安時期的黨內法規建設并沒有因其注重靈活性、及時性而忽略原則性。從《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到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從《中共中央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到中共七大黨章，延安時期黨內法規建設的一些原則性要求始終被堅持了下來。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堅持發揚黨內民主、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堅持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等原則貫穿延安時期黨內法規建設始終，成為這一時期黨內法規建設“走得直、立得穩”的定盤針。

　　參考文獻：

　　[1]《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三卷(上)[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4.

　　[2]《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四卷(上)[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10.

　　作者文/趙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