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當事人達成和解的輕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得以出臺，對于檢察機關辦理審查逮捕和起訴當事人達成和解的輕微刑事案件的指向思想和基本原則、適用范圍和條件、當事人和解的內容以及檢察機關的相應處理等內容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但筆者認為刑事和解協議的法律效力問題作為整個刑事和解制度的關鍵點規定得尚不完備，有待進一步明確和突出。

　　一、刑事和解協議的性質和價值

　　刑事和解協議是刑事和解制度運行所追求的結果之一，也是刑事訴訟當事人參與刑事和解過程最直接的目標。要正確認識刑事和解協議的性質，首先有必要將其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當事人達成的賠償協議以及自訴案件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區分開。刑事和解協議產生于“刑事和解”這個“典型定位于傳統訴訟體制的附近并部分地依賴正式法律和追訴體系來運作”①的過程之中。通過對比分析可以看出，刑事和解協議因為具有其自身的品性而與現行刑事法律規定的類似協議具有不同的屬性，筆者認為：刑事和解制度與訴訟制度并駕齊驅，既不是前置程序也非終結程序，而刑事和解協議可能產生于整個刑事訴訟活動的各個環節中，是刑事案件雙方當事人遵守合法、平等、自愿原則的基礎上，在司法主體提供的和解機會或由其申請啟動的刑事和解程序中由當事人平等協商、司法主體正確指引下達成的，以經濟賠償、賠禮道歉等具有類民事合同性質條款為主要內容的能夠很好地恢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的利益博弈結果。當然，筆者對于刑事和解協議的性質定位更多地是來源于對辦案實踐的總結，其科學的概括還有待進一步的實踐證明以及立法者的最后確認。

　　司法機關主持下的刑事和解，一方面讓被害人(方)可以真正參與到刑事糾紛的解決過程，通過與加害人直接接觸溝通而了解其犯罪的動機、目的，傾聽其認罪與真心悔過，通過表達自身合理訴求而與加害人達成包含有賠償、道歉等條款的和解協議;另一方面加害人通過與被害人(方)在法庭外正面接觸、暢談其作案的細節情況而使得其能夠真心悔過，爭取被害人(方)的諒解和刑罰上的輕緩，從而最終使被破壞的社會關系得以修復，這便是刑事和解協議的核心價值所在。當然，刑事和解制度的價值遠超于此，但對其核心價值的認識也會讓我們更準確地做好制度功能定位，也是進一步探究刑事和解協議效力問題的前提。

　　二、刑事和解協議的效力來源

　　一個文本甚至于一種制度的執行力強弱最終是由其效力來源所決定的，最根本的在于其是否具備效力來源的正當性，在我們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來說則表現為是否能夠被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所接受。基于法治現狀和需求，當下我國更倚重的政府主導型立法，但從根本上來講這是與法治發展、運行規律不符的，也不利于法律得到有效貫徹。因此有論者認為，為更好地推進社會矛盾化解、加強社會管理創新，提高刑事和解制度的強制力和普適性，立法機關應當盡早將刑事和解制度入法加以明確。

　　不可否認，良好社會風氣的營造和社會制度的廣泛推行有必要依賴于法律這種外在表現形式，尤其是關系社會穩定和諧的制度，但筆者認為，根據以往的司法實踐經驗教訓，在社會實踐尚不充分的基礎上倉促入法，不但不會增強其執行力，反而會影響制度的生命力，降低其應有的效用。前述的《意見》并非刑事和解協議的效力來源，其只能作為檢察機關辦理類似案件的工作指引，可以看出，在沒有相關法律規定作后盾的情形下，刑事和解制度仍然蓬勃發展，刑事和解協議普遍能夠得到執行，其效力來源于制度本身的科學性以及刑事訴訟當事人對該制度價值的充分肯定和信任，所以，要增強刑事和解協議的執行力，我們還應在司法實踐中加以運用該制度，更廣泛地暴露制度的缺陷和瓶頸，而不是盲目地呼吁將其入法或視其為降低訴訟成本、有效解決糾紛的“尚方寶劍”。

　　三、刑事和解協議的效力內容

　　筆者認為，刑事和解協議的效力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考察，一是刑事和解協議本身的有效性;二是刑事和解協議對訴訟進程的影響力。這兩個方面本身也存在著嚴密的邏輯關系，刑事和解協議要能夠對訴訟進程發生影響，首先要保證該協議的有效性，而這又是靠司法主體對協議達成過程以及協議條款本身進行嚴格、細致的審查來保障的。具體來看，刑事和解協議本身的有效性又需要協議條款的有效性和協議達成過程的有效性來支持，其中協議條款的有效性主要根據《意見》中規定的“當事人和解的內容”以及“對當事人和解協議的審查重點”等來判斷，而協議達成過程的有效性則要根據《意見》中規定的“適用范圍和條件”、“當事人達成和解的途徑”等與程序密切相關的內容進行審查。刑事和解協議對訴訟進程的影響力是和解協議效力的核心內容，這直接關系到檢調對接等后續程序的進程以及檢察機關對當事人達成和解案件的具體處理，因此有必要切實完善相關工作機制、適用正確的處理方式來達到訴訟經濟和保障人權的最佳平衡。

　　四、刑事和解協議的效力審查

　　對刑事和解協議有效性進行嚴格審查，這是保證刑事和解制度發揮應有功效、切實化解社會矛盾的必要舉措。對該協議有效性的審查應當從五個方面來加以明確：審查的主體、審查客體(內容)、審查方式、審查條件以及審查結果運用。

　　1.從審查主體來看，要能對刑事和解協議的有效性進行審查，要求審查主體既充分了解整個和解過程，又能對和解協議條款中的專業性問題加以判斷，因此審查主體以居中調解、參與整個刑事和解過程且對法律問題及其他相關專業問題有充分掌握的司法機關人員較為合適，但為了加強程序透明和公正，可以吸收非司法工作人員作為監督者參與審查，并且應當設置效力復審人員。

　　2.從審查客體來看，刑事和解協議的有效性應當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和解協議達成過程的有效性，二是和解協議條款本身的有效性。因此，審查刑事和解協議的有效性，主要從程序和實體上重點審查以上兩個方面。

　　3.從審查方式來看，和解協議的審查應當是由審查主體按照規定的程序主動啟動的。審查主體要通過程序倒查機制對刑事和解的申請、受理、和解程序的啟動、和解的主持以及和解協議的擬定、簽署等整個刑事和解程序進行嚴格審查。審查主體可以采取約談當事人、和解主持人及其他和解參與人，調閱和解記錄及和解協議等方式保證調查的實效性。

　　4.從審查條件即審查標準來看，對于刑事和解協議達成過程即程序的審查主要是審查和解程序是否符合自愿、平等的原則，程序的設置是否在當事人雙方達到了利益平衡以及對調解主體是否有必要的約束和監督。由于刑事和解協議的主要條款還是當事人在雙方特別是被害方利益上的承認與給付，具有準民事合同性質，因此可以參照民事合同有效性的條件加以審查：達成和解協議的雙方是否具備相應的行為能力;協議條款是否違背或規避現行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或有違社會公共道德以及善良風俗;協議條款是否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正當合法利益;協議條款所規定內容是否可實現;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之虞;雙方是否存在欺詐、脅迫、重大誤解等有違當事人真實意愿的情形。

　　5.從審查結果運用來看，刑事和解協議經過有效性的審查，能夠確定存在程序或實體違法或其他無效情形的，由審查主體作出和解協議無效的書面意見(無效確認書)送達雙方當事人，宣布和解無效，并告知當事人有一次申請復查的權利，當事人放棄該權利或經復審仍然確定無效的，則回歸正常的刑事訴訟程序。對于經審查確認為有效和解協議時，審查主體也要出具和解協議審查有效確認書，告知雙方當事人和解協議的效力及執行與否的后果，以這種方式來督促有效和解協議的順利執行，保障被害人正當利益得以實現以及為加害人提供真誠悔過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