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學傳播這項事業即有社會性維度也有知識論維度。理解科學傳播并成功地進行科學傳播實踐不能忽視兩個維度中的任何一個。對當前以公眾為主導的科學傳播的研究在理解社會性維度已有了許多成果，然而在理解知識論維度上卻缺乏清晰的理論。文章論證當代證言知識論和專長哲學為理解知識論維度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理論資源。

　　關鍵詞：科學素質 公眾理解科學 公眾參與 證言知識論 專長哲學

　　公眾參與在21世紀的科學傳播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是如此。與以提升公眾科學素質為主導和以加深公眾理解科學為主導的傳統科學傳播不同，以公眾參與為主導的科學傳播不再把公眾看成是科學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而是把公眾看作為具有知識論責任感的認知主體，并要求公眾與作為專家的科學家們進行多元的互動協商活動，以此來減少甚至消除公眾與科學家之間對科學和技術的理解和態度上的落差。建構更為有效的科學傳播和科學教育的實踐策略，不僅要求我們重視科學技術與社會、文化和物質環境之間的多元和多層次的關系，更需要我們能夠理解和說明科學家們與公眾之間的信任關系之所以可能的知識論層面上必要條件。目前的科學傳播理論在理解科學傳播的社會性維度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對科學傳播的知識論維度研究則相對缺乏。本文的目的就是探索研究科學傳播的知識論維度可能方式，更具體地說，就是探求成功的科學傳播在知識論層面上的必要條件。第一部分通過梳理近幾十年科學傳播如何從以提升公眾科學素質階段到加深公眾理解科學階段，再到以公眾參與為主導階段的發展過程，來展示當代科學傳播的基本特征和面臨的基本問題。第二部分著重揭示科學傳播的社會性維度，該維度中的一些重要的規范性特征會深刻地影響著當代科學傳播中的知識論規范。第三部分力圖揭示科學傳播的知識論維度，論證當代證言知識論和專長哲學為刻畫科學傳播得以成功進行的必要條件提供了有用的理論資源。

　　一、從科學素質、公眾理解科學到公眾參與

　　200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布了名為《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2006-2010-2020年)》(簡稱《科學素質綱要》)的文件。這份文件自從發布起，便成為指導著我國科學教育、傳播和普及實踐的綱領性文件。這份由六部分組成，其中第二部分界定了我國今后科學教育、傳播和普及工作的中、長期目標。其中中期目標是：“到2010年，科學技術教育、傳播與普及有較大發展，公民科學素質明顯提高，達到世界主要發達國家20世紀80年代末的水平”;長期目標則是：“到2020年，科學技術教育、傳播與普及有長足發展，形成比較完善的公民科學素質建設的組織實施、基礎設施、條件保障、監測評估等體系，公民科學素質在整體上有大幅度的提高，達到世界主要發達國家21世紀初的水平”。[1] 現在看來，這兩個目標的設定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目標設定者們的嚴肅和真誠的初衷不容懷疑，對當時我國全民科學素質低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平均國民科學素質的判斷也是正確的。值得懷疑的是這兩個目標預設了從20 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科學教育、傳播和普及，以及相應的公民科學素質會呈現一種相對穩定的線性發展勢態，并根據這個穩定的線性發展勢態來設定我國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要追求的目標。然而，這樣的設定并不符合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真實狀況。①[2] 實際上，自20世紀70年代起直至今日，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中科學傳播已經歷多次理論與實踐的變化或轉向，而這些變化與轉向不是以線性積累的方式進行的。

　　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曾被理解為為了彌補存在與科學與公眾之間的某種不足或欠缺(deficit)的某種努力。[3] 盡管這種被稱為 “欠缺模型”(deficit model)的理解方式在現在看來很成問題，但所作為我們理解20世紀下半葉直至今日科學傳播變化過程的切入點，還是頗為有用的。②[4] 一般來說，這段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提高公眾的科學素質(Scientific Literacy)階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增強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nece，簡稱 PUS) 階 段，90 年代中期到今 日 的 公 共 參 與(Public Participation or Public Engagement)階段。③[5]，[6] 由于這三個階段是絕大多數科學傳播工作者耳熟能詳的知識，下面只對三個階段的大致特征做出極為簡單的概述。

　　在第一階段中，欠缺的一方來自于公眾的科學素質的缺乏。對于科學素質，來自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們給出的定義不僅相同。一個頗具影響力的定義是提高科學素質運動的主要推動者之一米勒(Jon D. Miller)給出的。按照這個定義，科學素質大致包含以下四個方面：1)對科學事實的知識;2)對科學方法的理解;3)對科技對社會正面作用的認識;4)對迷信的拒斥。④[7]-[10] 這個階段的基本共識是，一旦公眾具備上述四個方面的科學素養，將會理解科學技術的正面意義，摒棄建立在迷信和不合理的理由之上的對科學技術的質疑，并最終與科學家們達成共識，進而支持國家的科學教育和研究計劃。因此，提高公眾科學素質階段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加強包括全社會在內的、更為廣泛的科學教育，改善科學傳播的環境，以及建立科學素質的調查與檢測標準等。在第二階段中，欠缺的一方式公眾對科學的正面態度。1985 年英國皇家學會的鮑德默爵士(Sir Walter Bodmer)發表的題為《公眾理解科學》(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報告，是這個階段的標志性事件。這篇報告指出由于公共媒體大量宣傳科學技術的風險和負面效應，使得公眾對科學缺乏信任，也造成了科學家們難以從公眾方面獲得對自己工作的支持。為了推動公眾站到科學一邊，報告呼吁改善科學教育，讓公眾充分接受科技信息并使用科技幫助社會進步的具體事例來感動公眾。

　　在以上兩個階段中，欠缺的一方都是公眾，只是欠缺的內容有所不同。在第一階段中，欠缺的是公眾對科學知識和方法的理解;在第二個階段中，欠缺的是公眾對科學技術的正面支持態度。因而，科學傳播的方向是單方向的從擁有認識論權威的科學家一方向公眾一方傳輸正確的內容和正面的態度。這種單方向的傳播的局限性不久就顯示了出來。一些學者的調查展示了擁有更多的科學知識、對科技成果越是了解的公眾，越有對科技的發展越容易持保留甚至懷疑的態度。[11] 這無疑是提高公眾科學素質和公共理解科學運動所期望相反的結果。產生這種結果有許多原因，其中較為重要的包括以下三點。第一，公眾在對科學更加感興趣也更多地了解科學的同時，也會更多地關注和了解科學技術引發的環境問題與技術風險。如空氣污染，核能風險，化學添加劑，轉基因技術，納米技術，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引發的焦慮難以被具有基本科學素質的公眾忽視。第二，對科學實踐的關注與理解也使得科學實踐中科學家個人和團體利益的影響更為透明，科學家們也不再被看成是單純追求真理的理想化的榜樣，而是無法避免實用考慮的真實個人。第三，對科學實踐更為深入的理解會讓公眾意識到在科學研究中存在著不同的研究傳統，而各傳統對同一研究對象有可能提出互不兼容的理論。以上這些因素都可以使得具備科學素質的公眾對科學技術持更為審慎以致負面的態度。

　　面對以上這些影響科學傳播有效性的因素，第三階段即當下的科學傳播承認妨礙成功傳播的欠缺的不僅在于公眾，也同樣存在于科學家們在前兩個階段不足的地方，如未能主動地理解公眾的焦慮、聽取公眾的意見、并接納公眾參與科技決策等。在以公眾參與為主導的第三階段中，科學傳播的起點建立在科學家與公眾之間如下共識之上：首先，既然我們的社會與文化生活擺脫不了科技的影響，我們需要知道科技的正面功能與可能的風險。這一點在公共理解科學的第二階段已被強調過。其次，科技的未來是開放的，為了社會的健康與安全發展。人們需要盡早地得知并了解科技發展可能以如種方式影響人類未來的走向。這一點是第三階段所特別強調的。它意味著科學家與公眾雙方面的責任。一方面科學家們需要在負責任的態度下高度注意自己研究方向所可能帶來的風險，注意聽取不同意見。另一方面，公眾有責任提高自身的科學素養，以便能夠以合理的方式參與對科技發展反思、討論甚至決策。與前兩個階段的單方向傳播方式不同，第三階段所采納的公眾參與的方式則強調作為專家的科學家與作為非專家的公眾兩方以合理的方式進行互動(如對話、協商、咨詢等)，以使雙方能夠相互理解并形成共識。本文的目的是要討論在以公眾參與為主導科學傳播中的知識論特征，這個討論需要我們首先作為公共專家的科學家在傳播過程中的社會地位，以及他與公眾之間的社會性關系。

　　二、作為公共專家的科學家

　　科學傳播是一項多元和多層次的實踐活動。除了科學家與公眾之外，科學傳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政府、媒體、科技工業和教育等領域。因而，成功的科學傳播也不可避免地依賴于一系列異質性(heterogeneous)條件。由于科學傳播的第三階段即以公共參與為主導的科學傳播的基本要求是作為公共專家的科學家在與公眾的互動協商中獲取公眾的信任與支持，本文將注意力集中在討論作為公眾專家的科學家如何獲取公眾信任的知識論上的必要條件上。然而，在展開這個討論之前，我們在這一節中需要先搞清楚什么是作為公眾專家的科學家。

　　科學家是他所在的研究領域中的專家。然而，什么是專家(expert)呢?美國技術哲學家塞林格(Evan Selinger)和科學史家克里斯(Robert P. Crease)于2006年編輯出版了一部從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和科學史等多學科視角下反思專家以及專長知識的論文集。其中收入的絕大部分論文均堪稱經典研究，有高度抽象的理論探討，也有細致的案例研究。這部文集近期已由上海社科院翻譯成中文出版。按照這兩位學者的定義，專家可被理解為廣泛地被公認為能夠對某個相關問題或事情做出可靠的專業性分析或判斷的人。[12] 而在科學傳播中，科學家不僅是自己學科的專家，而且也扮演了公共專家的角色。所謂公眾專家(public expert)，是指在公共媒體上主要參與以下活動的科學家：1)以公眾易于理解的方式傳播科學知識; 2)宣傳科學事業，解釋分析科學與社會的關系;3)討論相關爭議話題，以期公眾對話題獲取更為客觀的理解。[13] 作為公共專家的科學家與公眾的關系是多元的，其中在兩個層面上最為重要。首先，在社會層面上，作為公共專家的科學家與公眾的關系可被理解為是一種被咨詢者和咨詢者的關系。比如，政府、政策制定者或公民所委托的機構等向科學家咨詢科技的運作和對未來的影響，消費者向科學家咨詢相關科技產品的性能與質量，病人向醫生和專家咨詢病因、治療原理及治療技術等，都是這種關系的例子。其次，在知識論層面上，科學家與公眾的關系是知識論上的專家與新手(novice)之間的關系。下一節會詳細討論這層關系。在此之前，我們需要介紹科學家與公眾之間交流的主要界面即媒體互動中的一些社會層面上的特征，這些特征在科學傳播中一直影響著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的知識論關系。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媒體對于公共專家是有選擇性的。為了吸引讀者或觀眾，媒體傾向于選擇在公眾中具有影響力的，可見度和可接觸性高的科學家。因此，名氣高、口才好和表現欲強的科學家是媒體所青睞的。有時，媒體會通過強調公共專家的官職或與其他名人之間關系等因素人為地提高可見度。所謂可接觸性，是指媒體接觸所想要選擇的公眾專家的難度。有時，公共專家由于時間、論題的相關性、人際關系或性格原因等因素難以參與特定媒體所提供的傳播界面。無論是可見度還是可接觸性，都是會影響專家的知識論層面上可信度又卻不必與該可信度產生必然關聯的因素。

　　其次，媒體報道并不是對科學報告的通俗化轉變，在其中復雜的科學表述被更為通俗和簡單的語言翻譯出來。媒體報道傾向于使用遠離甚至違背科學報告的表述方式。為了吸引讀者興趣，媒體喜歡使用具有敘事性框架的日常語言，急于對所討論內容給出價值性判斷。科學報告中的實驗和數據細節，甚至科學家們對研究結果中不確定成分的強調，也常常在媒體報道中被簡化甚至忽略。媒體報道與科學報告之間的這種區別部分地是因為媒體試圖通俗化科學內容的結果，部分是因為媒體制作者的科學素養不足所致。如何在知識論層面可接受的范圍內將科學內容通俗化，無疑是科學傳播中十分重要又十分困難的課題。

　　第三點值得注意的媒體的一個社會性特征是，媒體引入公眾參與科學家們協商和對話的方式并不完全是科學家們所期望的。比如，為了吸引公眾的興趣，媒體喜歡引入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引入與公共專家的科學家們意見不同的聲音與態度。這種做法的好處是拉近了科學內容與社會和文化生活的密切關系，有助于提醒科學家們重視科技研究的道德責任，同時更為直接地展示了外在利益因素對科技發展的影響。然而，這樣也有其消極因素，即人為地制造、培養甚至煽動公眾與科學家們的主觀情緒，而當主觀情緒影響或阻礙對有爭議的現象進行客觀的理解或判斷時，則不利于科學傳播達成使公眾與科學家以理性和客觀的方式達成共識的目的。

　　影響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知識論關系的媒體的社會性特征當然不止這三處，媒體的意識形態、經濟利益、技術資源與條件等都有可能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這里所簡介的三處特征只是作為例子來展示公眾專家的社會性層面的豐富性、復雜性以及對知識論層面的不可忽視的影響。

　　《以公眾參與為主導的科學傳播實踐中的知識論規范 ——從專長哲學和證言知識論的視角看》來源：《自然辯證法通訊》2019年1期，作者：黃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