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但在日常生活中,關于健康的價值理念、話語體系和行為方式已歷時性地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邏
摘要:《“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擺在優先發展的倡議地位。但在日常生活中,關于健康的價值理念、話語體系和行為方式已歷時性地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邏輯鏈。認為“健康等于不生病”、要保持健康就必須“以治病為中心”的傳統健康觀,禁錮了健康領域的社會政策思路。世界衛生組織從身體、精神和社會三方面的“完好狀態”來定義健康,健康社會學則以此重塑了現代健康觀的系統性和整體性。在實踐層面,健康社會學視野下的健康管理應該面向大多數處于健康或亞健康狀態的人群,形成健康管理的國家行動,爭取實現全人口、全方位、全周期地保障人民健康的美好愿景。
關鍵詞:健康社會學整體健康觀健康管理國家行動人體功能健康測評

引言
1948年問世的世界衛生組織(WorldHealthOrganization,以下簡稱世衛組織),為明確其職責,將“健康”界定為:“健康不僅僅是不生病或不衰弱,而且還是身體的、精神的和社會的完好狀態(Healthisastateofcompletephysical,mentalandsocialwell-beingandnotmerelytheabsenceofdiseaseorinfirmity)。”①但在70多年后的當下,圍繞健康議題的討論仍然存在一個怪圈,即往往是自健康始而以疾病和醫療終。在現實生活中,認為“健康等于不生病”、要保持健康就必須“以治病為中心”的傳統健康觀念,已被歷時性地建構為一種具有特定邏輯的價值理念、話語體系和實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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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和問題
世衛組織2016年發布的《中國老齡化和健康國家評估報告》指出:“中國的疾病譜已經開始從傳染病轉向非傳染性疾病。到2030年,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患病率將至少增加40%。”③實際上,人類疾病譜的變化是一個世界性現象,其源頭可以追溯到20世紀中期。此前,人類健康的第一殺手是急性或烈性傳染病,諸如鼠疫、霍亂、痢疾、瘧疾等。隨著科學進步和社會發展,以及國家直接介入和干預公共衛生事業,到19世紀,疫苗、抗生素和殺蟲劑被發明并實現工業化生產,急性或烈性傳染病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得到有效控制。但從20世紀中期開始,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取代急性或惡性傳染病,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人民健康的主要威脅。①2012年,中國的慢性病死亡率為533/10萬,占總死亡人數的86.6%,其中心腦血管病、癌癥和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為主要死因,占慢性病總死亡人數的79.4%。②慢性病會造成患者早逝,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產生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因此,預防為主,主動健康,成為今后發展的方向。③
二、健康社會學視角下的整體健康觀
研究目標和研究問題確定之后,我們要以健康社會學的視角,建立起一套有別于傳統健康觀的新的價值理念和話語體系,即前文提及的“整體健康觀”。
三、健康社會學視角下國家的健康管理行動
基于上述為整體健康觀走向社會實踐做的理論鋪墊,我們要進一步從健康社會學的視角,對健康社會化和社會健康化進行社會政策意義上的實踐探索。具體而言,我們試圖用“健康管理”概念,來創新一系列與整體健康觀對接的實踐活動。嘗試在擁有特殊的“舉國體制”的中國社會,把在國外通常用來修正個人行為的健康管理升格為全民性的國家行動
結語
亞當和赫爾茲里奇曾感嘆道:非專業人員無法了解醫學知識,因此很久以來疾病和醫學的社會學研究都使社會學家覺得諱莫如深。直到1948年才由帕森斯第一次對現代社會的疾病和醫學及其社會作用進行了社會分析。①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衛生經濟學、公共管理學等學科對健康和醫學領域改革的積極參與,使得社會學界相形見絀。但這也意味著在這些領域中,健康社會學研究擁有巨大的潛力和上升空間。作為健康社會政策研究者,②在數十年的研究過程中,我們深切體會到:如果討論健康問題不能擺脫以“疾病”和“醫療”為終極目標的窠臼,亦即文中所述的對傳統健康觀的路徑依賴,很可能會使中國的健康社會政策走上一條趨于無解的迷途。
唐鈞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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