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婆，是舊時民間以替產婦接生為業的人。因歷史時期和南北地域及民族文化的不同，其有“隱婆”、“產婆”、“收生婆”、“接生婆”及“老娘婆”等多種稱呼，為屬江湖“三姑六婆”之列。本文主要針對社會文化變遷下的穩婆形象進行了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社科論文范文。

　　【摘要】穩婆作為中國古代婦女生育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在社會中享有較高的威望。近代以來，隨著西方醫學觀念的傳入，穩婆群體逐步被邊緣化。穩婆形象的背后蘊含著國家話語、生育權利、民眾觀念等多方面因素的交錯互動，在審視穩婆形象時，應該采用多元化的視角來研究穩婆在所呈現的公眾形象。本文主要探索清末民初穩婆是以何種形象呈現在公眾眼中，以及這種形象的背后有何深刻的政治文化意涵。

　　【關鍵詞】接生,衛生行政,污名化,分娩權力

　　穩婆最早起源于東漢時期，是專門負責接生的婦女群體，在社會中享有較高的威望。然而，近代以來隨著西方醫學觀念的傳入和國家分娩衛生話語的導向，穩婆群體逐步被社會所邊緣化。西方預防醫學觀的實質就是對人從生到死的各個階段實施嚴密的醫療監控，尤其注重婦嬰衛生健康。出于富國強種的需要，政府也大力提倡新法助產，使得分娩行為不僅僅是一個家庭自身的內部之事，更關系到國家的興衰。生育分娩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了某種公共性，原本屬于私人行為的分娩，開始在社會公共領域被廣泛討論，穩婆群體也被納入公共視野之中。因此，考察穩婆自身的能動性、主動性以及在穩婆形象塑造過程中各方力量的交錯互動，對于穩婆形象的全面把握大有裨益。

　　一、穩婆的緣起及其接生手法

　　1.手法嫻熟的接生者穩婆是一種古老的職業，屬于三姑六婆群體中的一員，最初形成于東漢時期。《漢書》中記載：“乳醫淳于衍”。[1]“乳醫正是對負責接生之人的最早稱呼，唐宋時期稱之為“收生之人”、“看生之人”，元明之際“穩婆”這一稱呼開始流行，延至清朝，穩婆已經相當的普遍。“穩婆”顧名思義就是穩重、穩定，能夠確保在生育過程中母子平安的人，她們的主要任務是依據自己嫻熟的接生技巧幫助產婦進行分娩，將產婦腹中的胎兒帶到這個世界。穩婆獲取接生技藝的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種是通過接生經驗的積累而無師自通者;第二種是婆媳、母女相承，繼承祖產家業者;第三種是從中醫或者僧侶處習得助產方法，以師徒關系獲得生產方法者。三者之中，家傳方式是比較普遍的一種技藝傳承方式。20世紀三十年代，無錫市成立接生婆訓練班的統計數據顯示，“由婆太太、老舅婆帶領入門，正途出身者，居十之四。”[2]可見，家傳技藝占了很大的比重，世代相傳是穩婆傳承手藝的主要方式。由于自身女性的身份，穩婆時常可以接觸到產婦，雖然大部分的人們都認為穩婆不識字，但是憑借著長期接生經驗的積累，一些醫生和文人對于他們的接生技藝和有關婦女的知識予以了肯定。清代醫者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下卷“懷胎說”指出，由于醫生長期關注理論知識，疏于臨床經驗的積累，對于嬰兒不同階段的發育形態的認識往往不如穩婆，“既不明白，何不歸而謀諸婦，訪問收生婆?訪問的確再下筆，斷不致遺笑后人。”[3]作者強調穩婆深諳生產之道，醫者在進行醫學探究的時候不能僅靠理論知識，在必要的情況下應該虛心向穩婆學習。面對產婦難產的情況，穩婆會巧妙的運用其世代相傳的經驗保證產婦及胎兒的安全。如果遇到暈血而導致的難產情況，只需要使暈厥的產婦聞用醋熏過的熱秤錘即可。如果是產婦在生產過程中，遇到胎兒橫生、逆生的狀況，即在生產過程中嬰兒的一雙手或一只腳先露出來，只需要在嬰兒的手中或者腳底撒上一小撮鹽，嬰兒的手或腳便會自動收回。南宋醫家陳言在《三因極一病癥方論》中就有記載：“若先露腳謂之逆，先露手謂之橫……或以鹽涂兒腳底，抓搔之。”[4]從應對難產的治療方法來看，穩婆擁有一雙妙手廣泛地影響了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2.“洗三”儀式的主導者在傳統社會中，穩婆的“作用主要不在接生，而是憑借其嫻熟的詞令和儀態成為新生兒步入家庭場所儀式督導者”[5]。穩婆通過接生只是將新生兒從母體中帶到這個世界，然而生育的過程在古人看來是污穢、不潔的，沒有經過洗禮儀式的嬰兒始終被家庭成員看做是一個“外人”，只有通過“洗三”儀式，新生嬰兒才被正式接納為家庭正式成員，男性嬰兒尤其如此。“洗三”的儀式可謂相當的隆重，要提前準備好小米、圍盆布、挑臍簪子、新梳子、新毛巾、香燭等一系列必備用具和具有特別象征意義的物品。“洗三”的過程中，要先供奉催生娘娘、送子娘娘、眼光娘娘等十三位神像，床頭還要供奉“炕公”、“炕母”，然后穩婆將嬰兒放入產婦本家準備的盛有槐條、艾葉熬成的湯中，口中還念念有詞的說道“雞蛋滾滾臉，臉似雞蛋皮兒，柳紅似白的，真正是愛人兒。”“左掖金，右掖銀，花不了，賞大人”等一系列帶有美好祝愿的吉祥話語。最后洗罷，將娘娘碼兒、敬神錢糧、“炕公”、“炕母”一同焚化，并且說道“炕公、炕母本姓李，大人小孩交給你;多送男，少送女。”同樣是帶有吉祥意義的話語，隨后穩婆向本家道喜，討幾個賞錢，整個“洗三”儀式也就圓滿的結束了。[6]穩婆口中一系列吉祥的話語，幾乎包含了嬰兒長大過程中所要經歷的健康、財富、仕途等各個方面。穩婆借“洗三”儀式發出了對新生兒未來的預測，給新生兒的身上打下了社會的印記，將他們預先安排在了社會網絡中的某一位置上。通過“洗三”使家庭成員在觀念上接受這個新生嬰兒，相信他可以健康成長，并且可以為這個家庭帶來福氣。穩婆在“洗三”的過程中收獲的不僅僅是金錢，更重要的是獲得了在社區之中較高的威望，“二十來歲的男女都不敢跟她開個小玩笑，怕她提起：別忘了誰給你洗的三。”[7]可見穩婆在當地社區中的地位相當重要，甚至接生過程中出現的閃失，也可以通過“洗三”儀式來彌補。

　　二、衛生行政下的穩婆污名化

　　1.蘭安生模式下的社區醫療一體化19世紀下半期，“預防醫學”的觀念傳入中國，醫學研究將重心從對疾病的治療轉移到對人們從生到死各個階段健康的關注，北京協和醫院的公共衛生學教授蘭安生正是將這一理念由理論變為現實的先驅。1925年9月，在征得當地政府的同意之后，他正式成立了衛生事務所。衛生事務像一張無形的大網，將整個社區都籠罩在其醫療范圍之內。“預防醫學”尤其注重婦嬰保健，故而衛生示范區的護士走街串巷進行訪查，將發現的孕婦介紹到門診做檢查，在其生產之時，則叫助產士到產婦的家中進行接生。蘭安生模式簡單來說就是醫療社區與居民社區相結合的模式，這種模式的建立，將穩婆排除在了婦嬰保健的大門之外，使得產婦與穩婆原有的聯系被割裂開，穩婆逐漸被社區所邊緣化。從下述兩則案例當中，可以發現穩婆地位的變化。一則是發生在1915年5月，一名叫徐小堂的產婦家屬控告穩婆吳潘氏，聲稱：“伊竟擅自動手在我女人身下掏摸多時后，伊言說胎兒已死在腹內，隨被伊掏出頭骨一塊。伊又要秤鉤，我恐我女人受傷未給，復又請得西草廠胡同原田醫院洋醫到來，始將已死胎兒割解取下，是以報告巡警帶案。”被告吳潘氏認為，當時產婦的胎兒確實已經死亡，自己當眾進行查看，并未“擅自掏摸”，最后在檢察院、警務人員還有穩婆劉氏的驗尸之后，認為穩婆吳潘氏在當時的情形之下除了將孩子肢解別無選擇，即使是西醫在這種情況下，也會和吳潘氏做同樣的選擇，這顯然有為吳潘氏開脫的嫌疑。[8]另一則是發生在1935年3月，保嬰事務所的監視員張淑惠針對齊內北水關的楊姓住戶產婦出現難產的情況，對穩婆印關氏做出如下指控：(1)在產婦胎膜破損的情況下，印關氏出言阻擋，致產家不肯住院。(2)產婦難產之時，印關氏采取不正當，不潔凈的處理方法，致使產婦出現體溫發燒、腹痛等情況。事務所認為：“若不從嚴懲辦，管理接生婆事宜，將無法進行，何能以儆效尤。”印關氏雖然針對指控做出了相關的申訴，但是仍然被吊銷開業執照。[9]蘭安生模式建立之前，穩婆尚可以專業人員的身份對接生方式進行權衡，如果在接生過程中出現失誤，其他人也會按照社區傳統觀念為其開脫。然而當蘭安生模式建立之后，穩婆的生存環境被極大地改變，她們受到現代醫療空間的排擠，其接生行為不斷受到打壓，分娩事故的矛頭紛紛指向穩婆。2.“兒童年”所帶來的輿論導向面對西方先進的婦產科學同中國傳統穩婆收生的風俗產生的碰撞，一些社會精英極力主張剔除傳統生育過程中的糟粕。他們對舊式穩婆的接生行為進行強有力的抨擊，將其接生行為同國家強弱聯系在一起，認為一個強盛的國家，國民的身體素質應該是健康的，所以特別強調保嬰事業、穩婆訓練和新法接生。新法接生是確保母子平安的有力保障，“夫此呱呱者，乃種族之原。社會之基，邦國之本也。……爾乃全托于龍鐘潦倒糊口謀生之老婦者，嗚呼!是養成產婆之論，實中國今日保重之要圖，強國之良法也。”[10]關于民國時期嬰兒的死亡率，有數據指出，中國的嬰兒死亡率頗高，平均166‰，與西方國家相比高出數倍。[11]對此，國民政府也高度重視，并將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7月31日確定為“全國兒童年”，規定“胎兒應以新法助產，嬰兒及一切兒童，應為增進健康，防止傳染病等，現行約法及各種教育法規，衛生方案，體育方案各有明文規定”。[12]在分娩現代化氣氛的籠罩下，眾多批判穩婆的文章紛紛出現在一些近代報刊當中。《衛生月刊》載：“查找我們區內尚有三分之二的婦女，仍然是信仰老娘接生的，故而每年冤死的嬰兒和產婦，不可勝數!接生婆呢?別人死媳婦、妻子、孫子、女兒，她是一概不管的。”[13]有人將產婦死于產褥熱的原因歸結為“實由一般毫無智識穩婆，妄用污穢不潔之手伸入產道，不究消毒，致創傷傳染所致”。[14]更有報道將穩婆描寫成了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本旗中街鋪經理某，伊妻現三十二歲，懷胎已滿，招來收生婆二名，均無產科學識，假充熟手，誤人殊多。用力勺索嬰體，結果將嬰兒腦袋勺出，因用力過猛，頭體已分兩段……甫二日，產婦因備受摧殘，一命歸西，與世長辭。”[15]通過報刊的導向性敘述，在社會上塑造出了穩婆骯臟、邪惡、無知的丑陋面貌。有學者曾提到，污名的形成機制“開始于對該群體‘貼標簽’，人與人之間的區別被貼上了標簽，通過這一過程，被貼標簽者就與其他人產生了顯著地差異。”[16]在“新法助產”、“分娩衛生”、“母性”、“強種”等政府主導下的行政衛生話語的導向下，輿論對于穩婆的攻擊隨處可見，穩婆不穩的觀念在整個社會彌散。可以說，穩婆新形象的建構，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了西方“預防醫學”概念的實踐和國家權威話語對基層社會的滲透的影響。通過政府和醫學界對穩婆貼標簽的行為，穩婆的污名化形象在這一時期的到了強化，對于穩婆的指責聲不絕于耳。

　　三、不同聲音中的穩婆形象

　　1.產科醫生、新式助產士對穩婆的攻訐穩婆在分娩方面與醫生、新式助產士有著業務方面的疊合，她們在傳統社會的受歡迎程度、自身的女性身份以及所具備的特殊技藝時刻威脅著產科醫生在社區權威的建立與鞏固。因此，產科醫生只得借助國家權威話語，對穩婆原始的接生方法和在生產過程中出現的紕漏進行針對性的攻擊，試圖改變傳統居民對于穩婆的印象，為他們打開社區醫療的大門。在產科醫生和新式助產士的筆下，穩婆成了無知無識、粗陋可鄙、倚老賣老的代表人物。1928年一位醫生提到：“我實在忍不住了，我要大聲疾呼的喊著，他們為生孩子遭不幸，并非是本身問題，是被那散漫在社會中的無知識的舊式穩婆害死的……使他們了解舊式的危險，和新式的佳良。宣傳的方法，不外口和筆。”[17]關于新式助產士定名的問題上，毛子震認為：“舊式的產婆，毫無知識，叫他為“婆”，就是把他當做一種無用的古董。”[18]他將新式助產者界定為從事新式產科學的朝氣蓬勃的年輕女性，與舊式穩婆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婆”字不僅代表了原始的經驗，而且也會讓人們聯想到三姑六婆的可惡形象。1927年，上海特別市衛生局頒布《管理助產女士(產婆)暫行章程》，引起了一批產科畢業生呈請改名且不領執照的舉動。尚賢堂婦孺醫院醫師葛成惠認為在助產女士后面添加產婆二字是不妥當的，會使得助產士心有不甘并且使他們對此職業心生厭惡之感，“宜另一名稱或則仿護士之例，稱為產科士，則既不與醫生相混，亦無姑婆之嫌，不亢不卑，適得其平。”[19]這表明了助產士不屑于穩婆為伍，極力與穩婆劃清界限。2.來自穩婆自己的聲音賀蕭在研究近代上海娼妓問題時談到，女性的聲音由于各種原因被壓抑著，無法向別人傳達自己的心聲，只有當社會將她們作為符號來取締、改造、回憶、欣賞的時候，才進入了公眾的視野，女性微弱的聲音才得以在眾多的歷史記錄中被洞悉。[20]雖然一些文本中對于穩婆的描述，亦是經過扭曲、加工、過濾的再加工的聲音制品，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穩婆的自述當中隱約察覺到被壓抑聲音背后的反抗。在衛生部門和警方的監視和打擊之下，穩婆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職業危機感，她們不時會做出為保護自己權益而抗爭的行為。一些警方檔案的記錄中清晰的記下了穩婆為自己辯解的聲音。1943年5月，穩婆丁陳氏因住址遷移，請求衛生局換發執照，但是衛生局卻以“該照未經查驗，業已作廢”拒絕了丁陳氏的換照請求，丁陳氏因此向衛生局局長上書：“十余年來所接生胎累計以千記，手術之敏捷穩妥北城一帶均多贊揚，是以藉之生活……如將氏之執照注銷，則謀生無主必為餓殍，且氏之身孀居，伶仃孤苦，猶無親友，誠無依靠之苦人，全憑接生度日。”[21]可見，丁陳氏對于自己的接生手法相當自信，也反映出穩婆在傳統居民社會中仍有廣泛地群眾基礎。丁陳氏為奪回自己營業執照所做的陳述，雖然可能存在夸大的成分，但究其根本還是由于生活所迫。在這里，一個不同于以往穩婆陰險、狡猾、貪財的形象誕生了——她是孤苦伶仃，只能靠接生來度日的寡婦。同20世紀上海的妓女一樣，作為社會底層的女性，穩婆群體正是在被國家當做阻礙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絆腳石而加以改造、取締時才出現在了公眾的視野中，而各方力量所塑造出的形象往往同穩婆口中自述的形象大相徑庭。出于維護自身形象的個體意識，一些文本中隱約可見的穩婆自述與社會上所宣揚的愚昧無知的腐朽落后形象全然不同。穩婆群體以刻板的社會符號出現在公眾視野當中，很大程度上是生育醫療化和法制化權力運作過程中所孕育的結果。3.產家對于穩婆的態度雖然國家試圖通過各種途徑使衛生觀念深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但是眾多婦女在進行生產時仍然認為穩婆是傳統熟人社會中的可信賴者。在接生的時候，穩婆仍然是民眾的首要選擇。助產士一般為未結婚之年輕女子，大多心高氣傲，“自矜天之驕子，傲視一切，待人接物很少和藹態度，缺少責任心”，[22]整日幻想成為女醫，并且社會經驗少，知識有限，致使產家對助產士的接生能力不信任。與之相對應，由于穩婆是傳統社會中可信賴的熟人，自然成為產家進行接生的首選。甚至當穩婆在生產過程中出現失誤，造成嬰兒死亡和產婦身體受損，遭到衛生事務所的指控的時候，產家還會義無反顧站出來為穩婆辯解。1935年，穩婆李吳氏因在接生中造成了胎兒的死亡，被助產士朱崇秀指控，保嬰事務所經過調查和考慮，做出了扣留執照的決定。然而事件的受害人李孟氏卻極力為兩位姥姥辯護，她聲稱請穩婆來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素性頑固，未諳新知識，主張寧可冒險，不愿赴院。”穩婆接生未帶接生筐，是因為自己怕李吳氏不肯前來，而用認門習俗，騙李吳氏速來，并且在她的供述中多次贊揚李吳氏“頗多經驗、手段俱佳”。[23]當然，穩婆有時也會遭到產家的控告，但是產家進行控告的原因并不是針對穩婆接生過程中出現的紕漏，而是由于一些口角之爭才進行訴訟，一旦產家氣消或者穩婆對自己的行為道歉，訴訟就會被撤銷。1921年1月，興隆胡同居民陶智廣向警察署報案，控告穩婆陳張氏在接生的過程中，將嬰兒的脖子揪斷，頭顱遺在腹內，產婦也因此昏迷不醒。然而陳張氏的口供中并未提及自己將嬰兒脖子揪斷的情節，并且強調“胞衣已經腐爛無法摸出，叫他們另行請人醫治。”但是卻表示對造成這種慘劇深表歉意。兩方辯詞各不相同，最后在對鄰居的詢問之下，才佐證了陳張氏確實將嬰兒頭顱揪斷的事實。出乎意料的是，最后產家卻表示：“如其當時有些道歉之語，彼時即不能與該陳張氏訴訟”，希望當局僅以告誡為主。[24]縱觀上述案例，民眾與知識分子對穩婆的態度大相徑庭，知識分子認為穩婆是舊社會的殘余，技術不佳的穩婆可能會對婦女造成傷害，普通民眾則對穩婆仍有較大的依賴，即使發生訴訟，也僅僅是口角糾紛。盡管社會各界大力宣傳現代化的分娩方式，但是分娩被納入現代醫療衛生體系尚未在民眾腦中形成清晰的概念，傳統人情觀念仍然是主導民眾進行分娩方式選擇的關鍵。

　　結語

　　穩婆作為一個歷史悠久并且龐大的群體，在古代她們憑借世代相傳的接生經驗為廣大婦女群體進行接生，是受人尊敬的接生專家與儀式督導。直至近代，隨著西方醫療觀念的傳入，生育話語與現代國家之間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女性、國家與衛生交匯在歷史的舞臺上，各種權力的交織使得穩婆被排擠出分娩行為之外，逐漸被社會所邊緣化。大眾媒體試圖將穩婆刻畫成骯臟、落后的代表，以迎合當時國家的主流話語，助產士、產科醫生企圖通過使用帶有貶低意味的話語，將生育權力從穩婆手中搶奪過來，穩婆形象在一系列話語塑造的過程中趨向社會邊緣，穩婆不穩的形象在近代社會被符號化。然而，如果將穩婆從醫療史的研究范疇中脫離出來，她們便以女性的身份進入婦女史的研究脈絡之中，婦女史的研究更注重女性自身的能動性與主動性，試圖從女性自身的視角來考察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所以，對穩婆這一從事特殊職業的女性群體的研究，更要注意對其道德評判和現實狀況的區分。從穩婆相關自述中的分析中，力圖打破當代醫療思維定勢，還原穩婆在當時社會的全貌。
　　社科論文發表期刊推薦：《科學與社會》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嚴謹學風，傳播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弘揚民族優秀科學文化，促進國際科學文化交流，探索防災科技教育、教學及管理諸方面的規律，活躍教學與科研的學術風氣，為教學與科研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