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語言文學論文，發表在《現代語文(語言研究)》上，雜志全面關注語言、文學及語文教學的最新發展，突出時代性、實用性和學術性特色，體現大語文觀念，服務于母語教學及社會語言運用。本刊面向語言學專家一線語文教師和在校研究生，展示名家新秀的語言研究成果，提供純理論的語言學術交流平臺。

　　兩漢時期，我國傳統的語言文字學即所謂小學得到進一步發展，而這種發展又是與儒家經學的獨尊和繁盛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二者彼此滲透，相互促動，相得益彰。特別是經學，在漢武帝獨尊儒術、表彰六經之后，迅速躍居統治思想和正統學術的地位，成為各種學術門類建設、發展的理論依據和至上權威，語言文字學更是如此。漢代語言文字學的內容非常豐富，經書訓詁本身就在其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由于它們與經學的關系極其明顯，筆者在本文中不再涉及，而主要以幾部專門的語言文字學著作為考察線索和研究對象，展開分析、論述。不妥之處，尚祈方家教正。

　　關鍵詞：語言文學論文,漢代語言文字學,經學,發展

　　一

　　通過儒家經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窺見我國(這里主要是指漢族地區)語言文字學的萌芽和早期發展情況。像漢字的產生，前人依據《周易·系辭下》之說，將上古結繩而治或伏羲作八卦與文字的起源聯系起來。這盡管是一種傳說，但并非空穴來風、向壁虛造。結合近年來的考古發現特別是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發現，完全可以證明，我國文字的起源，正是在傳說中的伏羲氏、神農氏時代。再者，不少經書還論及語言文字問題，特別是《論語》中孔子的有關論述更多?！断冗M》記有孔門四科，其中“言語”是僅次于“德行”的一科。《子路》則記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1]正是本著這一原則，孔子十分注意字詞的斟酌，力求恰如其分，并在整理六經尤其是修《春秋》的過程中表現得非常突出。孔子在魯國舊史的基礎上修《春秋》，注重正名，講求微言大義、一字褒貶，這種《春秋》筆法不僅在中國史學史、文學史上影響巨大，而且對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也頗多沾溉。胡適先生曾經特別強調《春秋》及其體現出來的孔子正名思想在“語言文字上的影響”，指出：“孔子的‘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一句話，實是一切訓詁書的根本觀念。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氣味。……大概孔子的正名說，無形之中，含有提倡訓詁書的影響。”[2](P90)當然，我們也應該指出，“中國修辭學、訓詁學的萌發，并非《春秋》一書使然，而是時代之必然，但毋庸諱言，《春秋》在其中確實是起著促進作用的”[3](P22)。另外，《周禮·地官·保氏》還有關于文字“六書”的記載，只是未見具體所指。更為重要的是，大致在戰國時期，本用于經書訓詁的《爾雅》諸篇相繼問世，使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實現了一次飛躍。凡此種種，表明具有兼容各科知識特點的儒家經典及經學，一開始就與語言文字學有著一種天然的聯系。

　　繼甲骨文、金文之后，中國早期的語言文字教學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字書或者說童蒙識字課本的編寫表現出來的。相傳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則接連出現了李斯《倉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三者多取于《史籀篇》，廣泛流傳?？上Ы褚淹鲐?，僅有輯本和部分殘簡傳世。入漢以后，又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等一批新的字書陸續推出，它們不同程度地受到《倉頡篇》的影響，或取其正字，或加以續補。但與《倉頡篇》不同，它們已經帶有較為明顯的儒家經學的色彩，成為經學獨尊在語言文字學領域的直接反映。在這里，就文字而言，“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4]((漢書·藝文志》)。遺憾的是，在這些著作中，僅有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撰作的《急就篇》流傳下來。

　　《急就篇》提到：“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厲身，智能通達多見聞。”這就是說，為仕宦所必需學習的各種知識中，《詩經》等儒家經典占有核心地位，人們從小就應培養讀經入仕的思想。我們知道，漢武帝獨尊經學、以經取士之后，研習儒家經典成了最主要的仕進方式，甚至幾乎發展到非通經學，不能作官的地步。特別是在西漢后期，朝廷公卿大都通過經術而進身。士人學子也普遍意識到讀經與入仕的關系。曾以《洪范》察變的夏侯勝就常對弟子們講：“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4](《漢書·夏侯勝傳》)這種氛圍，自然會對學童的啟蒙教育有所影響。因此，本于為封建政治服務的經學之旨，《急就篇》極力渲染劉漢皇朝的威德和業績：“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谷孰成。”[5]另外，從書中似乎亦可窺見經學自身的演變。漢武帝尊崇的經學，實際上是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立于學官、設置博士的都是今文經。直到元成之時，古文經學尚未走上前臺。在社會上，人們接受的也主要是今文經學的教育。如《急就篇》有言：“圣賢并進，博士先生。”[5]還有它羅列的一些姓名，唐人所見“《易緯》中頗有姓名與此同者”[5](顏師古：《急就篇注》)。這說明，與今文經學密切關聯的讖緯之學對《急就篇》十分看重，多有取資。應該說，這些都透露出經學領域今文經學獨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