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啟作為元末明初的文人，在詩壇上享有盛名。而高啟的詞往往被人們忽視。為了全面把握高啟在文學上的成就，及明代詞的發展狀況，本文將以高啟的詞集《扣舷集》為中心，分析高啟“信筆寫來，別有高境”的創作態度。詞人的創作態度與詞人作品有著相輔相成的作用。受時代環境背景影響，創作態度有其獨特的一面，創作態度還對其詞的題材、藝術特色產生深遠影響。

　　關鍵詞：創作心態高啟扣舷集 職稱論文發表

　　“高啟(1336-1347)，字季迪，蘇州長洲(今蘇州)人。元末隱居吳淞江畔的青丘，因以青丘子為號。詩文與楊基、張羽、徐賁齊名，號‘吳中四杰’。洪武二年(1369)，應詔赴金陵纂修《元史》。翌年史成，授翰林院編修，旋擢為戶部侍郎。高啟力辭，乃給金幣放歸。后坐為蘇州知府魏觀撰上文一案獲罪，被腰斬，年僅三十八歲。有《青丘集》及《扣舷集》一卷。”[1]可見，高啟不僅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散文家，也是一位詞人。“劉坡翁在《學詞百法》中論及明詞說：‘明承元代遺習，不脫纖低縟麗之弊，唯劉基、高啟堪稱作者。’”[2]因此，其詞創作成就亦不容忽視。他的《扣舷集》一卷，收詞32首。細讀高啟《扣舷集》，會使讀者有種“漫不經心，信手捻來”之感，正如陳廷卓《云韶集》一二卷評曰：“青丘詞，信筆寫去，不留滯于古，別有高境。”這正是高啟詞所體現的一種信筆寫去、不刻意追求的創作態度。

　　一、創作態度與時代環境關系分析

　　元明易代之際，天下紛亂，風云激蕩。在蒙元統治之下近一個世紀，盡管士大夫無法預料世事的變遷，但動亂本身就是對現存秩序的破壞，也是對錮閉心態的一種沖擊。面臨出與處、兼濟與獨善的抉擇，各人自會有不同的想法，但由劇變而帶來的興奮、悸動、呻吟、吶喊，無不帶有生命情感的張力。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詞作為一種個人性極強的抒情載體，也比社會穩定時期帶有更多的社會內涵與個人色彩，這就是明初詞壇大放異彩的歷史背景。

　　與其詩相比，高啟的詞確為“詩馀”。三十二首詞與兩千馀首詩的數量對比，讓問題更加顯而易見。反觀歷史，不難發現：明代的傳統文學(包括詞在內)的發展，出現明顯衰頹跡象，除去自身的發展邏輯與俗文學的崛起爭衡之外，與洪武、永樂年間對文士的橫加摧殘有很大關系。而在這信手寫來、不刻意追求的創作態度背后正是對這個時代環境無盡的控訴與聲討。

　　二、詞的題材與創作態度的關系

　　(一)詠懷詞與創作態度

　　高啟性狂放，喜交游，善雄辯，故其詞富于激情。再者，他生不逢時，社會動亂，知識分子處于“九儒，十丐”地位的時代不幸，又有父母早亡，寄人籬下、十年漂泊、子女夭折的個人不幸，故其詞多抒發喜怒哀樂之情。但是雖有愁意，詞中透出的卻無不是樂觀、豁達的態度。像他的《玉漏遲》《憶秦娥·感嘆》《酹江月·遣愁》《鷓鴣天·秋懷》《天仙子·懷舊》等。其中，需特別提到的是詠懷詞中有兩首類似“自畫像”的作品，它們和高適的《青丘子歌》[3]完全是同樣的風格，也描繪了相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念奴嬌·自述》：

　　策勛萬里，笑書生、骨相有誰曾許?壯志平生還自負，羞比紛紛兒女。酒發雄談，劍增奇氣，詩吐驚人語。風云無便，未容黃鵠輕舉。

　　何事匹馬塵埃，東西南北，十載猶羈旅。只恐陳登容易笑，負卻故園雞黍。笛里關山，樽前日月，回首空凝佇。吾今未老，不須清淚如雨。

　　又《沁園春·寄內兄周思宜》：

　　憶昔初逢，意氣相期，一何壯哉!擬獻三千牘，叫開漢闕，躡一雙屩，走上燕臺。我勸君酬，君歌我舞，天地疏狂兩秀才。驚回首，漫十年風月，四海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