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白山》回應重建英雄敘事的時代呼喚，通過執拗素樸如赤子的主人公凌五斗形象的塑造，刷新了對和平年代格式化英雄的認知；小說將荒誕與寫實，喜劇與悲劇，戲謔與莊嚴，幽默與反諷，歌頌與批判，鞭撻與悲憫，謊言與寓言，魔幻的非理性與思辨的理性，這些諸多矛盾與悖反的元素交匯融合，在語言表達和敘事手段上新意迭出，達到了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美學的和合圓融境界?‍‌‍?‍‌‍‌‍?‍?‍‌‍?‍‌‍?‍?‍‌‍?‍‌??‍?‍?‍‌‍?‍?‍?‍‌‍‌‍‌‍‌‍?‍‌‍?‍???‍?‍?‍?‍?‍?‍?‍‌‍?‍‌‍?‍‌‍‌‍‌‍?。

　　關鍵詞：素樸 寫實 魔幻 復調 荒誕 超越

　　自上世紀90年代先鋒作家浪子回頭之后，激進的敘事革命和語言實驗偃旗息鼓，形式探索的驅動力逐年式微，“寫什么”與“怎么寫”的價值秩序顛倒過去之后被重新顛倒過來，經歷了現代派沖擊的亢奮，后現代洗禮的迷惘，閱盡人間春色的作家隊伍終于穩住了陣腳，重新集結到現實主義的大旗下，開始向世界講述中國的故事了?‍‌‍?‍‌‍‌‍?‍?‍‌‍?‍‌‍?‍?‍‌‍?‍‌??‍?‍?‍‌‍?‍?‍?‍‌‍‌‍‌‍‌‍?‍‌‍?‍???‍?‍?‍?‍?‍?‍?‍‌‍?‍‌‍?‍‌‍‌‍‌‍?。

　　然而挑戰層出不窮，迷惘亦并非與日遞減，這支隊伍在新時代面對的最大挑戰，是急速變化的現實生活的難以把握，那些光怪陸離的人生百態及其折射的世道人心，讓作家安身立命的想象力相形見絀?‍‌‍?‍‌‍‌‍?‍?‍‌‍?‍‌‍?‍?‍‌‍?‍‌??‍?‍?‍‌‍?‍?‍?‍‌‍‌‍‌‍‌‍?‍‌‍?‍???‍?‍?‍?‍?‍?‍?‍‌‍?‍‌‍?‍‌‍‌‍‌‍?。近日各大網站頻頻刊發復旦中文系百年系慶講壇事宜，一干小說大咖聚首學府談文說藝，竟至大倒苦水，一言以蔽之曰：“這是非虛構的好時代，寫小說卻很難”①，肺腑之言，甘苦自知，道出了小說家的深層次困境。

　　此情此景，情可以堪，對像盧一萍這樣“下半生會以小說寫作為主”②的作家來說，小說的可能性何在？或者說，小說用什么手段證明自身的價值，來和非虛構爭奪生存空間呢？

　　稍加邏輯推演便可自證：小說只能以其“虛構”來對抗“非虛構”，英語fiction/non-fiction 的文學類別劃分，比漢語更清晰地標識了二者的分野。在我看來，虛構不同于再現式非虛構的地方，即在能否兌現米蘭·昆德拉確立的價值：“發現惟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乃是小說唯一的存在理由”③；而所謂虛構，還必然包含敘事學意義上的形式美學創新。

　　這兩點庶幾可以成為衡估小說家優劣的標準，雖說現實主義強力回歸是不爭的現實，但是現今的許多作家已經不再拘泥于教科書上經典現實主義的定義，現代主義乃至于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技術性手段，得到日益嫻熟的運用，不斷改變著小說的文本呈現。或許只有把小說《白山》（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9月）安放到這一背景下，庶幾方能看出這部長篇與“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亦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式的操作，甩開了何等遙遠的距離。

　　執拗與素樸：時代英雄的新內涵

　　對英雄的向往與崇拜是人類亙古不滅的情結，英雄書寫遂理所當然地成為軍旅小說永恒的主題，說當前軍旅文學面臨瓶頸，首當其沖的便是這一領域面對的挑戰，因為在這一“永恒主題”漫長的寫作史上，先行者已經烙印了各種敘事立場和敘事策略：

　　神圣化。神圣化是革命文學英雄書寫的美學質地，它的來源是革命理想革命信念光芒的照亮。英雄的神圣化是體制文化的產物，人物在作品中的存在帶有強烈的被規定性，彼此之間很難有個體差異性形成的區分度，其性格通常只是單一的戲劇化性格（比如英勇頑強和堅貞不屈），并且在沖突中不斷趨于強化與集中，主要人物性格有明顯的可預測性，甚至基本上可以視為作品的主題性符號，在能指與所指之間，更為關注的是所指的構成即意識形態的傾向性，乃至于凝固為一種符號化的所指。

　　平庸化。平庸化是對神圣化的反撥。新時期以降，為了祛除籠罩在英雄頭頂神性的光環，我們祭出的法寶是“人性”，試圖以人性取代神性，其理論支撐是人物性格的多重組和論，而北島的一句詩“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個人”，則幾無異于堵絕了賡續英雄書寫的文學之路。彼時文學界盛極一時的潮流是“新寫實主義”，以展示小市民平庸、瑣碎的“原生態”生活，挑戰高大上的意識形態話語，拉近了作品與讀者的距離。軍旅文學旋即以高唱“農家軍歌”回應了這股潮流，此刻走進人物畫廊的典型，不再是氣壯山河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而是披上了軍裝的農民，他們走進軍營懷揣的理想，不是保家衛國建功立業而是尋求出路，是為了擺脫祖祖輩輩土里刨食的宿命，為此可以蠅營狗茍不擇手段，而最終人物的歸宿又往往是悲摧的，當然這種悲摧卻并不具備美學意義上的悲劇性，因為它缺乏崇高的支撐。

　　草莽化。不妨將草莽化視作神圣化與平庸化之間的調和與折中。電視劇《亮劍》熱播后，主人公李云龍的塑造，延續了革命文學中英雄書寫的底色，卻不再采取或不僅僅采取正向疊加的方式拔高人物，而是反向地摻雜了若干農民性格特點或弱點于其中，以此去除神圣化英雄的單一色澤，使人物有血有肉形象豐滿，使作品充滿了煙火氣。這部電影沖撞了被神圣化英雄書寫固化了的期待視野，一新觀眾耳目，“亮劍”竟成為至今使用頻度依然很高的流行熱詞，在新時期文學中極為罕見。《亮劍》的成功引來英雄書寫的跟風潮，當英雄人物身上的“反向疊加”元素把握失度之后，英雄草莽化或草莽化的英雄，就蔚成一時風氣了。

　　戲謔化。所謂英雄的戲謔化，或戲謔化的英雄，這里指的是充斥影視作品中，被觀眾目為“抗日雷劇”、“抗日神劇”中的英雄。這些英雄通常武藝高強，神通廣大，能變戰場如秀場，視敵寇如無物，以至雷人橋段充斥，無厘頭情節迭出，真個“神乎其神”。乍看起來，似乎是在延續神圣化英雄書寫的脈絡，然而此一“神”非彼一“神”，無論是其依托的文化語境、創作者的主體意識，還是作品的最終呈現，二者的差別都是本質意義上的。

　　在當前文學界尤其是軍旅文學界，呼喚時代英雄，重建英雄敘事是一個熱切的話題，而所謂“重建”，自然意味著對上述敘事立場、敘事策略的突破，這個“突破點”應該選在哪里呢？日前多家權威文學機構組織的研討會上，業內專家達成共識的路徑，是“掙脫歷史慣性，回到人性復雜的維度塑造英雄”，因為“英雄首先是一個健全的人，然后才是一個英雄”，“人性有多復雜，英雄本身就有多復雜”，因此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呈現英雄身上豐富寬闊的人性”④。這些言說，顯然是建立在對革命文學中神圣化英雄敘事反思基礎上的，其理論上的合理性不容置疑，操作上卻難免進退失據：試想倘若以“正向疊加”方式增添“人性復雜的維度”，難免重蹈“高大全”的覆轍；倘若以“反相疊加”的方式，以呈現“豐富寬闊的人性”，則無非是走“英雄+缺點”的老路。兩者均很難見出美學意義上的突破。如今，《白山》分明在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在做加法而是在做減法，盧一萍在向我們昭示，重建英雄敘事的路徑并不止一條：“復雜”可以是英雄性格，“單純”不更可以是英雄本色嗎？

　　主人公凌五斗帶有幾分憨傻的執拗與素樸，刷新了人們對和平年代格式化英雄的認知：參軍伊始，軍列上便開始了“比工蜂還要忙碌”的勞動；班長惡作劇性質的罰站軍姿，他竟能頭頂水碗入定為一具模特；主任讓他養豬，他能干成“英雄的豬倌”；在一個“沒有活著的東西”，唯一的念想就是能“證明自己還活著” 的絕境中，獨守高原哨卡半年之久；為了找回戰友遺體，像愚公挖山不止，以一己之力“打通天路”；“蹲禁閉”時，“為了御寒保命”，他竟然“不停地小跑了三天四夜” ……

　　凡此種種，讓人想起《士兵突擊》中的“另類英雄”許三多來，然而兩者只不過具有若干表面的相似性，許三多的所作所為，意在彰顯“平凡中的偉大”，仍然屬于“正面標準像”之列，可以納入意識形態話語言說范圍，凌五斗的立意卻不在于此，至少是不全在于此。這種“一根筋”式的執拗，在濃墨重彩的“假槍斃”一章達到了高潮。在一言即可“前途無量”，拒絕就要埋骨雪山的選擇中，凌五斗仍然是個“寧愿被斃也不回頭的一根筋”。小說似乎重現了革命文學中英雄人物激昂大義蹈死不顧的風骨氣節，落腳點卻另有所指。小說扉頁援引名言之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曰：“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時，我于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若我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嗔恨。”原來，就凌五斗的心性而言，已經達到了“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境界了，哪怕是將其視為寧死不屈的英雄，用佛家語來說，也都是“著了相”了。這種寵辱不驚的人格，在送別復原離隊的徐通時所說的一番話，是他內心世界的真實袒露：“我知道我很笨……我就是個只會種地，只想著養幾頭豬的農民，我其實就想回去陪著我奶奶和我娘，就想回去種種地，讓她們每天都有白面饅頭吃，再養幾頭大肥豬，讓她們肚子里一年四季有油水。”這段表白看似是地道的農民意識，是“農家軍歌”的回響，但是放置在那個“這段時間人世剛好在發瘋”的背景，放眼周遭上下，無不出于個人功利心的對凌五斗的塑造，這份樸素與真情，這種對“普通”的追求，價值就凸顯出來了。

　　盧一萍筆下的凌五斗，還不僅僅是農民式的本分，在錢排長眼中，“凌五斗的眼睛那么純潔天真，跟兒童的一樣”；在指導員傅獻軍眼中，“他看到凌五斗的目光那么清澈，像嬰兒的一樣”。這使我們想起老子“智慧出，有大偽”的感嘆，而擺脫人在社會化過程中遭受污染的途徑，則是“復歸于嬰兒”，可以說，這也是盧一萍的人格理想。可是怎樣才能復歸于嬰兒呢？不同于老子的“棄圣絕智”，盧一萍劃出的底線是“說人話”，在那個“整體的謊言……個體的謊言，二者相互支撐、勾結……支撐著人類”的時代語境中，他借助黑白猴子的憤激之詞說；“人話本來就是神仙的語言……你們把它糟蹋得連人話都不是了”，僅僅是因為凌五斗嘴里說人話，才使他成為“離天使最近的人” 。彼時彼刻，“神話” “鬼話” 彌漫，“人話（實話）” 成為“實（人）話病”，樸拙與素樸成為這個時代最為珍貴和稀缺的元素；此時此刻，情況如何？小說時間下限限定了，沒有說，沒有說不等于沒說，優秀的小說可以超越時間，“人離天使最近，但離魔鬼也近”，我們分明可以窺見文藝復興時期先哲前賢的理想，在盧一萍心頭的照亮，讓人升騰為天使，不要墮落為魔鬼，這就是凌五斗給我們的啟示。

　　絲不染為素，木不雕為樸，凌五斗的坦蕩和磊落，就是一匹未染之素，未雕之木。這一形象使我想起羅丹對什么是雕塑的著名回答：砍去多余的部分。盧一萍剝離了加在英雄人物身上的許多“多余的部分”，如同羅丹砍去了巴爾扎克雕像上那只眾人贊嘆不已的手。

　　寫實與魔幻：人物塑造的新手段

　　細節的真實性，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這些被現代主義棄若敝屣的陳規，是經典現實主義的重要原則。《白山》對這些原則或遵從或背離，或寫實或魔幻，纏繞扭結，形成一種別樣的文學景觀，落腳點卻在服務新人的塑造。

　　所謂典型環境——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不外乎是特定時間和特定空間的組合。《白山》鎖定的主要時間段，是上世紀70年代（接近尾聲時甚至借助書中人物的一份文字材料，點明了大致的下限：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小說劃定的場域，是雪域高原世界屋脊，捎帶內地一處窮鄉僻壤。不同于現代主義往往虛化時空以求小說的寓言性，時間和空間的具體指涉，通常是現實主義寫實手法的一個顯性標志，在中國這個社會生活階段性特點十分明顯的背景下，這一標志無疑顯得格外重要。

　　寫實玩不得花架子，指靠的是27年軍旅生涯和請纓世界屋脊的生活積累；魔幻則不能拘泥于腳下，仰仗的是天馬行空的想象力，70后作家的教育背景為之提供了飛騰的助推劑?‍‌‍?‍‌‍‌‍?‍?‍‌‍?‍‌‍?‍?‍‌‍?‍‌??‍?‍?‍‌‍?‍?‍?‍‌‍‌‍‌‍‌‍?‍‌‍?‍???‍?‍?‍?‍?‍?‍?‍‌‍?‍‌‍?‍‌‍‌‍‌‍?。

　　盧一萍筆下的雪域高原，有時候是圣潔瑰麗的，有時候是猙獰恐怖的；圣潔瑰麗是主人公心靈的映照，猙獰恐怖是主人公精神的淬火。可資佐證的是，外在的山水，常常是通過凌五斗的注目和感受，以主觀鏡頭方式呈現的：

　　“那些沉睡、凝固了的群山被那一輪圣潔的月亮重新喚醒了。他感到群山在緩緩移動，輕輕搖擺，最后旋轉、騰挪、彎腰、舒臂，笨拙地舞蹈起來，還一邊舞蹈，一邊輕聲哼唱著。”

　　雪豹、棕熊、猞猁、黑頸鶴、斑頭雁……紫花針茅、墊狀駱駝藜、青藏苔草、凍原白蒿……這些內地人陌生的動植物撲面而來，在細節上填充了人物活動的疆域，令人想起“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的夫子之訓。

　　所謂社會環境，不過是人類活動的集合。不言而喻，通過特殊地域特殊人群，即雪域高原乃至于生命禁區中為數不多的軍人活動，傳達出來的社會氛圍畢竟是有限的。小說的技術處理，一則是通過邊防連的層層上級對下級的掌控，從縱向延伸，二則是通過凌五斗口頭禪般“在我們老家樂壩”的絮叨，從橫向鋪開，于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生活，便化為彌漫于全書的一種氛圍性的存在了。

　　即便如此，上述手法仍然屬于常規性手段，變異僅僅出現在主人公以及與他緊密相關的兩只小豬的描寫上，魔幻的變形與細節的逼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倒車鏡里的家伙骨瘦如柴，軍裝又臟又破，結成股的長發披肩，凌亂的大胡子已經垂胸，面孔紅紫，眼窩深陷，顴骨尖削，烏紫的嘴唇連門牙都包不住了”——這個“的確像個鬼”的人，就是絕地獨守孤哨半年的凌五斗，像一幅超現實主義的肖像畫立于讀者眼前，給人以深深震撼。然而我們又看到，凌五斗因為對偉人像評頭論足而被批斗三天并從臺上摔下而傷及大腦，此后即不會說謊了，并且“好多話都會奇怪的應驗”；在海拔5300米的天堂灣，能“跑得跟風一樣快”，而且過目不忘，能將五卷雄文橫流倒背；“比別人抗寒，有時候餓好幾天一點問題也沒有”；為了護衛傾心飼養的兩只小豬黑白猴子，他“像一尊金剛”，“像根系深深扎進大地深處的老樹樁”，任憑一群戰士沖上去，也“像是和整座高原焊接在一起了”而“紋絲不動”，此后則通體變藍，被美國之音和塔斯社稱為“藍皮膚的外星戰士”，中國“有可能借助其超凡的能力來征服世界”；而為了一睹藍色“外星戰士”風采，邊地城鄉萬眾奔走的場面，則構成小說濃墨重彩的章節；黑白猴子肉體變成餃子餡，靈魂卻化為天使，和凌五斗傾心交談……

　　若問，作家何以要賦予筆下的主人公種種“超凡的能力”呢？倘為了玄奇獵異，則遠無法和時下大熱的玄幻類、穿越類網絡小說爭鋒，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言，“小說就是通過一些想象的人物對存在進行的思考”⑤，采取以人物原型為模特，或雜取種種的傳統敘事策略，顯然無法突破給英雄人物照“標準像”的陳規，無法抵達“對存在進行的思考”的深度。

　　凌五斗這一形象的確立，不僅如某些論者所言，扭轉了眼下許多小說有故事無人物或重故事輕人物的時弊，更重要的是澄清了人物塑造上的一個誤區。無需多少文學理論便可推想，如果說短篇小說可以以性格單一的人物作主人公的話，體量龐大的長篇小說若作如此操作，是會冒很大風險的。自從福斯特提出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這兩個概念以來，輕前者重后者成為一種心照不宣的傾向，尤其是劉再復提出“性格組合論”，林興宅以系統論解讀阿Q性格的多重組和，更使這種傾向左右了長篇小說的人物塑造。《白山》基本上是以線性展開的情節，不斷強化著凌五斗的單一性格，這使我們重新記起福斯特對扁平人物有一是容易辨認，二是容易記憶這兩大長處的論斷，也使我們要向中外文學史中那些著名的扁平人物致敬。

　　復調與荒誕：觀照世界的新眼光

　　凌五斗的父親是一個解放戰爭中犧牲在青藏高原的英雄，父親騎紅馬在白色雪山“郁郁而行”的畫面，無數次出現在凌五斗的夢境里，成為貫穿小說首尾的意象；回應父親冥冥中的召喚，凌五斗入伍戍邊，來到父親當年戰斗的世界屋脊，在“白山”摔打磨煉。

　　凌五斗原是以烈士遺孤身份，被更改年齡，隱瞞已婚身份方得以入伍的，機緣湊合，新兵入伍軍列上即被軍區報社記者報道表揚，此后各級領導出于政績需要，“通過輪番、立體、多角度、全方位的宣傳”攻勢，一步步將其打造成“家喻戶曉的人物”，而參與者亦各有升遷。

　　倘若著眼于前者，這便是一曲繼承先烈遺志，戍守生命禁區，彰顯奉獻精神的贊歌，是一種雖顯老套并高度意識形態化，卻仍不失其價值的英雄敘事，似乎可以納入神圣化英雄之列了。

　　倘若著眼于后者，便可視作對“先進典型是怎樣煉成的”大揭秘，原來那不過是上級“高瞻遠矚”，不惜以“兵不厭詐”手段“培養”起來的，如指導員傅獻軍那句一針見血的內心獨白，“所謂樹立先進典型，是屬于我們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的特產，它是把一個行業、一個集體、甚至全國人民做的好事放到一個人身上，讓它充滿神一樣的光芒，以便人們仰望和學習”，如此這般，小說的基調便顯然是諷刺與批判。

　　不難看出，倘若以巴赫金給出的復調理論評判，《白山》或許還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復調小說，因為它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那樣，不同“聲部”不在作者的統一意志下展開因而得以形成對話關系，無論言頌言刺，都是《白山》作者對象化的存在，都浸潤著作者的悲憫與大愛。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將其視為一部復調小說，因為作者不露痕跡地將歌頌與批判賦予了各自的平等性，而整體上又具有不可分割性，橫看成嶺側成峰，取任一角度把握《白山》的敘事倫理和價值取向，都是持之有據言之有理的，然而顯而易見的是，這兩種取向是互不兼容，彼此拆解的，前者可謂之“真英雄”，后者可謂之“假典型”，孰真孰假，凌五斗到底所系何人，小說似乎同形式邏輯的基本思維規律開了個玩笑。

　　個中奧秘在于，“真英雄”也好，“假典型”也罷，這只是旁觀者的眼光和立場，于凌五斗本人卻并無多大干系，小說扉頁所題的三段名言，是作者精心挑選的解讀小說、解讀人物的鑰匙。其一曰“宇宙由三重境界組成：上為光明，中為風，下為塵土”。作者從藏傳佛教密宗的世界模式圖中得到啟發，借此搭建了小說構架：主人公凌五斗自“癩蛤蟆”始，歷經外界包裝（這又是他磨煉、修為的過程），最終成為“藍色士兵”、“外星戰士”和“家喻戶曉的人物”。其二曰“我要生活在歷史之外”：“孤懸人世之外的雪海孤島上的戰士”，是“生活在歷史之外”的表層意涵；于舉世渾濁中而皎然不滓，是“生活在歷史之外”的深層意涵。凌五斗在對天使提出心中的愿望時說：“我想做一個普通士兵。”天使的回答則是：“你本來就是個普通的士兵，只是比很多士兵還普通而已。也就是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你還有怎么個普通法？”在我看來，這正是這部小說英雄書寫的標新立異之處。也正是凌五斗這一形象獨立特行，判然區分于以往軍旅小說人物的地方。

　　我之所以將《白山》成為復調小說，還因為其中展示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價值世界。當凌五斗“趕著馬兒從喀喇昆侖的大荒之境進入了至純至美的王國”時，作者便調動諸多藝術手段，以抒情詩的語言，濃墨重彩地鋪排了一個色彩斑斕的，人與動物植物和諧相處的香格里拉：這里“金色的草地漫無邊際。那是純金的顏色……險峻的冰山像是用白銀堆砌起來的……天空的藍顯得柔和，像安靜時的海面……這里的每一座峰巒、每一塊石頭、每一株植物都皈依了佛……高原如此新鮮，似乎剛剛誕生，還帶著襁褓中的腥甜氣息；大地如此純潔，像第一次咧開嘴哭泣的嬰兒”。在這個神山圣域中，牧羊女德吉梅朵踏歌而來，這個清純的未被紅塵污染的自然之子（女）及其生活的世界，與同樣清純的凌五斗的內心世界契合了，這個世界與那個充滿虛偽、算計甚至暴力的世界，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德吉梅朵藏語中為“幸福的花兒” 之意，作者的傾向性顯然是隱含其中的。

　　對另一個價值世界的觀照，是洞穿其荒誕性。如果說“傷痕文學”的痛定思痛，是以悲劇的眼光閱讀歷史剛剛翻過的一頁，“反思文學”的思考追問，是以正劇的眼光尋求歷史的答案的話，當盧一萍回望那段歷史時，一則拉開了相對遙遠的距離，二來經歷了西方現代/后現代哲學——美學的陶冶，他便得以用不同于前輩的目光，重新審視中國當代史上那夢魘般的十年。

　　西方現代/后現代美學有一個核心概念，謂之“荒誕”。和幾乎處于西方美學源頭，在亞里士多德時代就已經進行了經典性論述的悲劇、喜劇比起來，這一概念及其依存的創作實踐的產生，不過是20世紀中葉的事情，這一美學概念的巨大意義，在我看來，是在悲劇、喜劇這一對基本的美學范疇之外，又開啟了藝術把握世界，探討人類生存狀態的第三種方式，這種方式無疑給了盧一萍深刻的美學啟示，成為《白山》敘事的底色。

　　荒誕像一只無形的巨手，揉搓著小說中的人物，甚至于那一對豬崽，從平原腹地的鄉野，到雪域高原的軍營，無論是悲是喜，是榮是辱，皆裹挾其中，無可逃遁。不經意間的一句話而“禍從口出”，可以整死兩條人命，也可以讓堂堂軍醫“戰戰兢兢”惶惶不可終日；公社革委會主任可以“每個大隊都有相好”，“別人有相好那叫男女作風問題，他有相好那叫革命工作需要”；“我國最權威的養豬雜志”，是《社會主義養豬業》，專家之間的筆墨官司，是爭論“用資本主義的東西來研究社會主義養豬業是荒謬、荒唐的，把我們社會主義的豬等同于資本主義的豬是反動的”……

　　過來人都會知道，上述種種，并非作者刻意為之，而是高度寫實的。當變態的社會生活已然成為常態，沉浸其中的人們是不會有荒誕感的；《戰勝報》何記者從寫凌五斗第一篇報道，“就開始轉運了。不到三年，她把凌五斗從一個新兵塑造成了一個全軍區聞名的典型”，“軍區的首長們已多次看到過有關凌五斗的報道，覺得凌五斗已入伍三年，作為一個典型已經培養成熟，決定將他樹為‘世界屋脊上又紅又專的鋼鐵戰士’，列為明年的重大典型，重點宣傳，先推向全軍，繼而推向全國”……

　　這些不露聲色的平直的敘述中，同樣可以咂摸出內在的荒誕味來，但它同樣是高度寫實的，對非過來人的一代讀者，就不一定能體會其間的荒誕了。這提醒我們，荒誕的內容需要用相對應的形式來把握，這或許就是貝克特、尤奈斯庫、馬丁·艾思林等荒誕派大師留給我們的啟示，當然說到底這不過是兌現了一個最基本的美學常識罷了，困難不在認識，難在認識之后的操作。

　　正如諸多現代派繪畫帶給人巨大的視覺沖擊力，是其變形而判然有別于傳統繪畫那樣，《白山》荒誕敘事同樣離不開變形，而以文字為傳達手段的小說的變形，一是借用夸張，二是借用魔幻。

　　當我們將荒誕作為與古老的悲劇、喜劇并列的一種現代的審美范疇看待時，一個頗有意味的現象是，荒誕的審美效果，通常是悲劇和喜劇因素的融合而得以顯現的，《白山》的敘事印證了這一點。

　　盧一萍是一個富有幽默感和喜劇才華的作家。凌五斗身上，便可以窺見好兵帥克和那個“智商只有007”的憨豆的影子，通信員汪小朔和文書溫文革一對活寶，性格反差很大，著墨不是很多，行文卻浸透了老道的幽默和嘲諷，給小說增添了許多喜劇色彩。“文書的文采，按他自己的說法，在世界屋脊也是數一數二的”；汪小朔的插科打諢信口胡謅，則放大了荒誕性喜劇性，他在向檢查團介紹養豬經驗時，完全照搬了部隊政治思想工作的說教，比如“人需要精神，將心比心，豬也應該需要的”，所以一日三餐喂食前，“各灌輸一次”，啟發“有幸來到海拔最高哨卡的兩頭豬，應該感到無上光榮和無比自豪”，教導它們“要時刻牢記自己的責任和使命”，除此之外，“還常常給它們講我們連隊的光榮傳統”，講戰士們“在這里生存、生活、執勤、戰斗時發生的感人故事”，而終于“潛移默化”，“還真起了一些作用”，“高山反應很快就變輕了”，豬們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明顯的好轉”。當我們看到“科學家”面對母牛的胡說八道一本正經地“聽得很仔細，幾乎一字不漏地記錄著”，也聲言“相信精神的力量”，并且“從動物學研究”的專業立場，稱贊“這是一個新的觀點”而英雄所見略同，只是“苦于一直沒有找到印證的例子”，而今不虛此行不能不萬分激動以至于“熱淚涕零”時，甚至當原豬“黑白猴子”意外現身，假戲穿幫之際，竟“更傾向只是一個新物種”時，都會產生忍俊不禁的閱讀效果來。正是忽悠檢查團和戲弄凌五斗這兩場戲，把小說的荒誕性和喜劇性推向了高潮。

　　高干子弟孫南下和排長錢衛紅，是兩個悲劇性人物。作者在描寫這兩個人物（還有連長等人）時，可以窺見精神分析學的影子在其間晃動?‍‌‍?‍‌‍‌‍?‍?‍‌‍?‍‌‍?‍?‍‌‍?‍‌??‍?‍?‍‌‍?‍?‍?‍‌‍‌‍‌‍‌‍?‍‌‍?‍???‍?‍?‍?‍?‍?‍?‍‌‍?‍‌‍?‍‌‍‌‍‌‍?。孫南下的特殊身份，在連隊里“與其說他是個兵，不如說他是個爺”，因為自我期許甚高，而凌五斗取代了理應被“樹為先進立為典型”的自己，以至于心理失衡，這個“受父母的影響，是個百分之百的唯物主義者，連鬼神的影子也不信的”人，居然被嚇死了；錢衛紅則是性心里的壓抑，通過自我閹割以求解脫，是那個 “存天理滅人欲”扭曲人性時代的犧牲品，作者借黑白猴子的“天使之言”，道出了被荒誕的意識形態遮蔽的簡單的人生道理。

　　抵達與超越：長篇小說的新境界

　　描繪一個時代的風俗風情，展示蕓蕓眾生的喜怒哀樂，用巴爾扎克的表白，就是做書寫社會歷史的“書記官”，如此就抵達了體量龐大的長篇小說的目的地，如果這部小說所寫為軍事題材，按社會上約定俗成的概念，則可以名正言順地將其納入軍事文學范疇言說了。

　　日前在成都舉行的《白山》首發分享會上，躋身著名軍旅作家的盧一萍卻坦言：“我不太承認有軍事文學這樣一個說法。因為軍事文學這個概念很多時候是來自于計劃經濟時代，很多東西都是分類的，比方說分為軍事文學，煤炭文學，國土文學，還有海洋題材，森林題材，分了很多類。”⑥評論家王龍深諳盧一萍的文學野心：“他寫軍隊的歷史往事，但又堅持一定要超越職業、題材、歷史、甚至國別和民族。”⑦這些言論足以說明，理性已經深深滲入到70后這代作家群的創作中。

　　超越性的有無，正是衡估一部作品是否跳出了行業化、類型化等諸多狹隘圈子，真正具備了美學價值的評判尺度。在我看來，《白山》在人物塑造和形式探索，亦即通常所說的“寫什么”和“怎么寫”兩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兌現了他追求的超越性。

　　“渾身冒著傻氣”的凌五斗，使我們聯想起他的許多前輩來。傻瓜類型繁多，在巴赫金看來，這是一個具有世界性的文學現象。早在荷馬時代，《伊利亞特》中就有一個敢于嘲諷統帥阿伽門農的“軍中傻瓜”忒爾西忒斯，但是比較起來，俄羅斯家喻戶曉的民間故事《傻瓜伊凡》，捷克作家哈謝克的小說《好兵帥克》，英國電視劇《憨豆先生》，美國電影《阿甘正傳》，這些廣為傳播的作品里的主人公，和凌五斗有更近的血緣關系，通過傻瓜形象傳達一種對時代的價值思考，以及喜劇精神和批判精神，是這類作品的共性，至于他們的身份是軍人還是平民，卻并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圣經》有言“上帝保佑傻瓜”，民諺則曰“憨人有憨福”，足見凌五斗的討人喜愛是超越時空的。

　　《白山》的超越性，還體現在對形式美學的階段性躍遷上。

　　雖說現實主義強力回歸是不爭的現實，但是現今的許多作家已經不再拘泥于教科書上經典現實主義的定義，現代主義乃至于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技術性手段，得到日益嫻熟的運用，不斷改變著小說的文本呈現。或許只有把小說《白山》安放到這一背景下，庶幾方能看出這部長篇與“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亦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式的操作，甩開了何等遙遠的距離，在這部小說中，內容與形式已經達到高度的契合，作為小說支撐點的“荒誕”，與西方原始意義上的荒誕，已經有了許多根本性質的不同。首先就語言層面上看，荒誕派作品的語言往往是跳動的，晦澀的，能指與所指常常是分離的，這給閱讀趣味為傳統文學培養起來的讀者造成很大的不適感，就像習慣了欣賞古典美術“高貴的端莊和靜穆的偉大”（溫克爾曼語）的眼睛，突然接觸到畢加索、馬蒂斯受到的沖擊力那樣，反感和排斥幾乎是必然的反應。《白山》的語言有自己鮮明的特色，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僵硬的文革語言與純美的詩化語言之間的張力，形成別樣的文本呈現。前者是特定歷史階段的話語體系，時過境遷，在“后革命時代”讀來，便徒生出滑稽感來，這也是不同于西方黑色幽默的“中國特色”；后者則更多的出現在白山獨特的地域風景的描寫上，意向性、象征性是文字背后傳達的美學意蘊。再深入一層，荒誕派依存的存在主義哲學津津樂道的主題，是對人存在價值和目的的懷疑，是人被遺棄于一個異己世界的孤獨感、陌生感，以及由此滋生的空虛感、絕望感。表面看來，《白山》在許多地方貌似逼近了克爾凱郭爾、薩特和加繆，但是其基本的精神取向卻是異質的。簡言之，《白山》展示的荒誕，并非是人作為一種形而上的類的存在面對的荒誕，更多的是極左政治下現實生活中的悖謬；西方的荒誕敘事務虛，側重形而上，取全人類視角，其民族歷史文化背景是宗教信仰、彼岸情懷，它并不以某種具體的價值事物為否定對象，因而其否定是根本性質的，立足點是非理性的（虛無主義的）；《白山》的荒誕敘事卻務實，側重形而下，取中國視角，其民族歷史文化背景是世俗追求，此岸情懷，以具體價值事物的異化為否定對象，其否定是建設性的，立足點是理性的（人文主義的）。若問《白山》作為小說美學的價值，一言以蔽之，它標志著中國當代文學面對強勢的西方現當代文學，已然完成了“引進（翻譯介紹）——模仿（移植克隆）——吸收（傳達手段）——內化（內在精神）”的階段，與現實主義融會貫通，達到了不再可以用某種“主義”清晰標定的和合圓融境界，往大里說，再次彰顯了中國文化吸收、改造外來文化的超強生命力。

　　注釋：

　　①復旦中文系百年系慶講壇：《這是非虛構的好時代，寫小說卻很難》，澎湃新聞2017年12月7日。

　　②⑨盧一萍：《一直站在表達的中心》，《成都日報》2017年11月26日，第5版。

　　作者吳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