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批判了當時理論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解讀、社會學解讀、封閉式解讀，在批判過程中，間接闡釋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理解?‍‌‍?‍‌‍‌‍?‍?‍‌‍?‍‌‍?‍?‍‌‍?‍‌??‍?‍?‍‌‍?‍?‍?‍‌‍‌‍‌‍‌‍?‍‌‍?‍???‍?‍?‍?‍?‍?‍?‍‌‍?‍‌‍?‍‌‍‌‍‌‍?。葛蘭西的上述批判對于學習與把握歷史唯物主義具有重要價值：不能機械理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而要辯證理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不能把歷史規律等同于自然科學領域的統計規律，而要把握特殊歷史時期歷史規律的特殊性；不能把歷史唯物主義理解為封閉的思想單元，而要聯系政治經濟學等理論深刻領悟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內容與實質。

　　[關鍵詞]葛蘭西 歷史唯物主義 經濟決定論

　　唯物史觀（也被稱之為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的兩大發現之一。201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強調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更好認識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工作。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內涵十分豐富。為了深入學習歷史唯物主義，需要研讀歷史唯物主義經典著作，把握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實質；也需要熟悉后人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解讀，吸收其中的合理之處，避免其中的錯誤成分。在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后人對歷史唯物主義解讀呈現出一源多流的態勢。20世紀30年代前后，在這些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解讀中，既有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實質的準確詮釋，也有不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錯誤解讀。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批判了當時理論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三大解讀，在批判過程中，間接闡釋了自己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理解。美國學者悉尼·胡克主張，只有聯系馬克思所批判的學說，才能更好理解馬克思思想。他說：“一個人的思想的含意，也只有當我們了解了他所正在反對的那些學說時，才變得更加明顯。”[1]這種方法不僅適用于理解馬克思思想，也適用于理解葛蘭西思想。時至今日，葛蘭西上述批判對于學習和把握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仍然具有參考價值。

　　一、對歷史唯物主義經濟決定論解讀的批判

　　葛蘭西把馬克思哲學稱作實踐哲學，主張馬克思實踐哲學就是一種歷史理論，他說：“人們要問實踐哲學是否特別是一種歷史理論，回答必須說這確實是真的”[2]。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就是歷史唯物主義（也被稱為唯物主義歷史觀或唯物史觀），因此，在葛蘭西看來，馬克思的實踐哲學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葛蘭西并沒有系統闡釋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而是在批判對歷史唯物主義誤讀過程中闡釋了自己的理解。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拉法格、考茨基等人把馬克思的歷史觀解讀為“經濟決定論”或“經濟唯物主義”。拉法格指出，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是從社會內部、在人的經濟活動和社會存在的基本條件中，去尋找社會運動的根源，是用經濟因素來說明歷史的發展和變化[3]。考茨基認為經濟是歷史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經濟基礎決定著思想上層建筑的面貌。上述觀點被葛蘭西等人稱之經濟主義、經濟決定論。葛蘭西指出，拉法格、考茨基等人的觀點是對實踐哲學的庸俗化解讀，從馬克思的《德國革命和反革命》《法蘭西內戰》等著作中可以看出，這種庸俗化解讀主要表現在機械理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

　　（一）經濟基礎發展傾向未必一定會反映在上層建筑中

　　葛蘭西提出，歷史唯物主義主張，在每一個個別的場合下，政治是經濟基礎發展的一些傾向的反映，但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這些傾向一定會實現，對于特定時期的經濟基礎，只有在整個過程結束后，才能具體地研究和分析，在經濟基礎發展過程期間，只能假定地加以研究。在葛蘭西看來，那種認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每一個波動都可被表述和解釋成是基礎的直接表現的主張，應該被視為一種理論上的幼稚病加以駁斥[4]。

　　（二）上層建筑內部因素也是造成其自身發展的原因

　　在葛蘭西看來，經濟的歷史唯物主義把每一個政治行動都看成是基礎所直接決定的，都看成是基礎的實在的和經常的變化的反映，否認錯誤的政治行動的可能性。葛蘭西提出，歷史行動的錯誤可能源于統治階級領導人的觀念錯誤，或者是因為不同集團爭奪領導權造成的，這種政治行動狀況難以溯源到經濟基礎。

　　二、對歷史唯物主義社會學解讀的批判

　　蘇聯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布哈林于1921年寫作并出版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通俗教材》（以下簡稱《通俗教材》）。在《通俗教材》序言中，布哈林指出，這本書寫作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個基礎的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還缺乏系統的闡釋；另一方面，要求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作系統闡釋的呼聲是很急切的。為了滿足工人與黨員學習馬克思主義知識的需要，布哈林寫作了這本書。20世紀20年代《通俗教材》一度被譽為詮釋歷史唯物主義的權威著作，布哈林對歷史唯物主義社會學解讀代表著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主要傾向之一，發揮了宣傳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重要作用。然而，葛蘭西卻批判了布哈林對歷史唯物主義內容與旨趣的解讀。

　　（一）對布哈林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內容解讀的批判

　　在《通俗教材》中，布哈林提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處于怎樣的地位呢？它不是政治經濟學，也不是歷史。它是關于社會及其發展規律的一般學說，也就是社會學。”[5]在布哈林看來，社會科學考察整個錯綜復雜的社會生活，而非社會生活的某個領域，于是就產生兩門重要的科學：一門是歷史學，一門是社會學。歷史學研究特定時空條件的社會生活的變遷與發展過程。社會科學中最一般的科學就是社會學，也被稱為“歷史哲學”“歷史過程理論”，它闡明人類發展的一般規律，為歷史學提供方法。由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社會學，歷史唯物主義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與立場的社會學，又稱歷史的唯物主義方法，或簡稱為“經濟唯物主義”。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內容，布哈林把其歸結為一個機械公式，并試圖以此把握整個歷史。葛蘭西指出，把實踐哲學歸結為社會學，是一種退化，這種退化傾向在于把馬克思的世界觀理解為類似數學與物理公式?‍‌‍?‍‌‍‌‍?‍?‍‌‍?‍‌‍?‍?‍‌‍?‍‌??‍?‍?‍‌‍?‍?‍?‍‌‍‌‍‌‍‌‍?‍‌‍?‍???‍?‍?‍?‍?‍?‍?‍‌‍?‍‌‍?‍‌‍‌‍‌‍?。然而實踐哲學賴以存在的經驗，是多種多樣的歷史，難以用固定的公式表達。實踐哲學對歷史經驗的研究將為人們理解社會歷史提供一般方法論。

　　（二）對布哈林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旨趣解讀的批判

　　布哈林要把歷史唯物主義內容歸結為類似自然科學的公式，試圖據此認識人類歷史進化的規律。由此，布哈林就將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旨趣解讀為根據自然科學方法理解歷史與政治事實，“實驗地”確定類似自然界進化規律的歷史發展規律。對此，葛蘭西從以下三方面加以批判。

　　首先，社會政治領域中統計規律是難以成立的。這是因為，社會歷史中的人不像自然領域的物質是消極的，人并不是歷史發展的旁觀者，而是歷史發展的當事人，能夠影響歷史事件與歷史發展。葛蘭西說：“統計法則只有在大量的人民群眾在歷史學家和政治家所關心的問題上還（或至少被認為還）在本質上是消極的情況下，才可以被應用于政治科學和藝術之中。”[6]這就是說，只有在歷史參與人像自然物一樣消極被動，統計規律才能適用于社會歷史。顯然，歷史參與人具有主觀能動性，統計規律不能套用到社會歷史領域。

　　其次，將適用自然科學領域的統計規律套用于社會領域，妄圖預見未來和行動過程，將會產生嚴重后果。其一，統計規律將導致精神上的懶惰和政治綱領的膚淺性。政治活動就應該把群眾從消極性中喚醒過來，這就傾向于顛覆統計規律。其二，統計規律會造成不可彌補的災難性后果。統計規律運用于自然科學中，最壞的后果是產生差錯和不相干，這是容易被進一步的研究所糾正的。統計規律運用于社會的后果是難以更正的。其三，社會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庸俗進化論，無法理解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的規律。從量變到質變的辯證發展破除了任何形式的進化及從庸俗進化論意義上理解的一致法則。

　　最后，把歷史唯物主義定位為認識歷史發展規律，必然會將歷史唯物主義體系化。布哈林把實踐哲學等同于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社會學”，就是建立了體系化的實踐哲學。在《通俗讀本》序言中，布哈林明確自己的目標就是建立體系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迄今為止這一基礎還缺少較為系統的詮釋，因此自己就要承擔這一任務。布哈林所建立的體系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包括社會科學中的原因和目的（因果性和目的論）、決定論和非決定論（必然和意志自由）、辯證唯物主義、社會各種要素互相之間的平衡關系、人類社會與外部自然之間的平衡關系、社會不平衡的形成與恢復、階級和階級斗爭等內容。葛蘭西認為，布哈林的體系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企圖把每一件事情都歸結為某種單一的最后或最終原因，這實際是一種舊式形而上學。布哈林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闡述在一定程度上是思辨唯心主義的，但還不是那種完整的體系，即沒有提出什么超歷史的、不受時間和空間制約的、包羅萬象的抽象真理。在葛蘭西看來，實踐哲學以歷史主義的態度看待自身理論，某種意義上就是要克服黑格爾哲學體系的片面性。因此，布哈林試圖將歷史唯物主義體系化，這是與馬克思思想相悖的。

　　三、對歷史唯物主義封閉式解讀的批判

　　葛蘭西同時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科爾施指出，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隨者們盡管都承認歷史唯物主義，但事實上他們把社會革命的理論割裂成了許多碎片。他說，唯物主義歷史觀在理論上是辯證的，而不能分割為孤立的、自發的各個知識分支[7]。在科爾施看來，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文化理論、國家學說具有內在關聯性。葛蘭西也主張，馬克思學說是一個整體，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存在內在聯系。

　　（一）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不可分割

　　葛蘭西提出，要系統闡述實踐哲學，就不能忽視它的創始人（馬克思）學說中的組成部分。要理解實踐哲學，首先應該從總體上全面論述哲學組成部分，然后具體分析有關歷史、政治、藝術、經濟和倫理的方法論的所有一般概念，使得各部分像自然科學那樣在一個理論結構的整體中各得其所。有一種廣為傳播的觀念，即認為實踐哲學是一門純粹的哲學，是辯證法的科學，其余部分是經濟與政治，因此，它是由三個部分組成的，這三者分別是對19世紀中期歐洲三大文明成果的總結與超越。（這一觀點是列寧在1913年寫作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一文中提出來，此文被收入《列寧文集》2012年版第2卷。）對于這種流行的觀念，葛蘭西指出，這一觀念只是反映了對這個學說歷史來源所作的一種探索，而不是要對學說本身內部構成的分類，因此不能把它視作定論，更不能把它與對馬克思學說的更加恰當的定義對立起來。葛蘭西主張，實踐哲學是一種純粹的專門的歷史理論，這是確定無疑的，但不能把政治、經濟同歷史截然分開，即使是涉及政治科學和政治藝術方面以及經濟科學和經濟政策方面的種種專門問題，也不能脫離歷史狀況，孤立地加以研究[8]。在葛蘭西看來，馬克思的學說本質上是社會歷史理論，這一理論內在地包含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這些理論活動之間彼此包含，并存在互相轉變的可能性。他說：“如果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這三種活動都是同一種世界觀的必要的組成要素，那么，在它們的理論原則中，就必然包含有從一種活動到另一種活動的可轉變性以及彼此轉譯成適合于每一種組成要素的專有語言的可能性。任何一種都包含在另一種之中，這三種一起構成為一個同質的循環。”[9]

　　（二）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概念源自政治經濟學

　　葛蘭西提出，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和必然性是實踐哲學重要概念。這一概念不是從自然科學那里借用的，而是對政治經濟學概念，特別是李嘉圖所提出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論的提煉和發揮。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提出了“一定市場”概念，即一定的起決定作用和經常作用的力量，這些力量發揮某種“自動性”，根據這種自動性“可以預測”和判斷企業經濟行為和個人市場活動前景。在李嘉圖看來，“一定市場”等于說“一定基礎的生產組織中各種社會力量的特定關系”，即得到一定的政治、道德、法律等上層建筑認可并保護的關系。古典經濟學家在認識了經濟活動中發揮著支配作用的經濟力量與機制后，就割裂互相聯系著的經濟事實，并把上述經濟機制絕對化，抽象規定因果關系、前提與結論，然后這些經濟學家就借助思維操作在概念中構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結構。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基礎上產生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把“一定市場”及其“自動性”看作是“永存的”和“天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則把這些因素看作是歷史的概念。政治經濟學批判對決定市場的力量對比關系進行實際的分析，深入揭示這些力量之間的矛盾，評估隨著新因素的出現所可能帶來的變化，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暫時性”和“可取代性”。在資本主義現代經濟生活中，新因素的出現干擾了傳統的自動性，這種干擾是任意的、規模不等的、難以預測的。這就證明了以下情況：經濟生活起了變化，其中孕育著“危機”?‍‌‍?‍‌‍‌‍?‍?‍‌‍?‍‌‍?‍?‍‌‍?‍‌??‍?‍?‍‌‍?‍?‍?‍‌‍‌‍‌‍‌‍?‍‌‍?‍???‍?‍?‍?‍?‍?‍?‍‌‍?‍‌‍?‍‌‍‌‍‌‍?。如果想明確歷史“規律”“規律性”的確切內涵，就必須從古典經濟學的“一定市場”“自動性”等理論的發展出發。歷史“規律”問題不是要“發現”“決定論”的形而上學規律，甚至也不是要確定“普遍的”因果規律，而是要闡釋以某種規律性和自動性發揮作用的力量是怎樣在歷史中形成的。作為比較模型的大數法不能解釋歷史“規律”，實踐哲學的歷史規律理論淵源于李嘉圖所提出的經濟規律概念。葛蘭西指出，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清醒地意識到，李嘉圖不僅提出了經濟學的‘價值’范疇，還在經濟學理論中表達了省思歷史與生活的帶有哲學深刻性的方法，這就是他在實踐哲學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歷史發展中特定力量與機制發揮著規律性作用，從而形成歷史的“必然性”，歷史必然性的存在也離不開文化與民眾信仰的作用。在葛蘭西看來，作為歷史主體的人通過形成思想上的共識與意識中的具體目標，塑造信念與信仰，這些觀念的力量足以影響必然性的存在與作用。

　　四、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三大解讀的批判的價值

　　葛蘭西對20世紀30年代前后流行的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解讀、社會學解讀、封閉式解讀予以批判，在此過程中，他間接闡釋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葛蘭西的上述批判對于我們學習與把握歷史唯物主義具有重要價值。

　　（一）不能機械理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

　　一方面，歷史唯物主義主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是十分復雜的，需要通過一定機制才能實現。葛蘭西用“卡塔爾希斯”來表述這個機制。在他看來，“術語‘卡塔爾希斯’可以用來表明從純粹經濟的（或感情的——利己主義的）因素向道德——政治的因素的過渡，也就是向更高地改造基礎為人們意識中的上層建筑過渡。”[10]今年以來，新冠疫情對我國中小企業沖擊較大，政府怎樣才能更好地幫助這些企業？這就需要通過政府對中小企業狀況的調查、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聯系中小企業等措施，了解中小企業的實際需求，然后出臺有針對性的幫扶措施。另一方面，歷史唯物主義承認上層建筑具有相對獨立性，其對經濟基礎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在特定歷史時期，上層建筑的改革能對經濟基礎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二）不能把歷史規律等同于自然科學領域的統計規律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規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規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這一規律具有一般性，但不同社會歷史時期，其又有特殊表現形式，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統計規律。另一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科爾施也指出，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不同于自然科學規律。“科爾施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適用于任何社會，但上述聯系對于不同歷史時代來說，卻具有特殊的形式，要加以具體分析。”[11]這就啟示我們，要具體分析當前中國社會發展基本規律的特殊性，以便更好地指導各項工作。根據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當前我國生產關系總體上是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上層建筑也是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但是，我國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也存在與生產力、經濟基礎進一步發展要求并不完全匹配之處。這就需要對這些方面加以改革。對于如何改革等問題的回答，既需要遵循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又需要綜合多方面情況加以具體研究。習近平指出，“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要求，也是推進改革的重要方法。”[12]由此，實施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改革就是當前我國改革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特殊規律。

　　參考文獻：

　　[1]悉尼·胡克.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 [M].徐崇溫,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57.

　　[2][4][6][9]葛蘭西.實踐哲學 [M].徐崇溫等,譯. 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124,97,121,91-92.

　　作者方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