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經濟論文，發表在《技術經濟》上，雜志創刊于1982年，是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管、中國技術經濟研究會主辦、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協辦的全國一級學會的學術期刊。 本刊主要刊登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和其他相關學科的學術論文，歡迎廣大作者提供具有創造性的理論研究、應用研究、方法研究及高水平的文獻綜述、學科發展述評、學科前沿評介等稿件。本刊還將開辟研究生培養論壇，為博士、碩士研究生和導師們提供一個教學與學術討論的園地。

　　建國初期，黨和政府進行了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了農民個人，但集體經濟尚未發展。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村經歷了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后來又發展為人民公社，農民也由以土地入股(所有權歸農民)發展到土地歸集體所有。

　　摘 要：中國的城鎮化處于進一步的發展之中，而城鎮化中的集體經濟也面臨一些困境。回顧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的歷史演變及其發揮的作用，提出中國農村集體經濟在今天城鎮化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圖從不同區域的分析入手，提出城鎮化進程中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經濟論文,城鎮化,農村,集體經濟,問題,出路

　　一、農村集體經濟的歷史演變及其作用

　　合作化運動促進了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但后來的合作化推進過快，人為確定的生產關系超越了生產力發展，最終阻礙了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集體將土地承包給農民，同時實行必要的統一經營。在行政體制上，撤銷了人民公社，建立起鄉、村和村民小組。80年代初，社區農村股份合作制這種新型的經濟組織出現了。它在農戶和集體雙層經營體制的基礎上，解決了集體層次的財產及其收益歸屬誰的問題[1]。

　　二、城鎮化對農村集體經濟的影響

　　十五大(1997年)之前，城鎮化的概念更多的是理論上的探討。從十五大到十六大，城鎮化概念獲得廣泛認同，黨的十六大(2002年)提出加快城鎮化進程。十八大(2012年)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城鎮化、大城市、城市群已成為主流認識。城鎮化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加快農民轉為市民的同時，也給農村集體經濟帶來一系列的挑戰。如何解決這些問題與挑戰，是決策者們必須思考與面對的問題。

　　1.城鎮化征去大量的農民耕地，影響了農村集體經濟基礎。中國農村集體經濟是以土地為基礎的，農民依附于土地，土地是農民最重要的生產資料。離開土地，農民的生存與發展受到極大影響。雖然失地農民能獲得部分經濟補償，但對于沒有較強謀生技能的農民來說，補償的貨幣并不能使農民維持太長久的生計。失去了土地，集體經濟該如何發展?才能使無所依靠的農民獲得依傍與保證，在維持正常生活水平的同時，甚至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而不是淪為城市貧民階層?

　　2.原有的集體資產該如何處置?在有的鄉村，除集體土地外，都辦有集體企業或者是集體共有的廠房、門面、商鋪等等。在城鎮化后，原來村落的生態與空間結構與組織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集體資產如何處置?是分光用光，還是作為集體資產繼續保留，成為全村農民的福利?這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3.村落的地域被割裂，城鎮化后，人口流動加快，有更多的外地人口涌入，也有本區域的人口遷出，村落相應變為城市社區。在新的社區空間架構上，擁有更為復雜與多彩的元素，如何發展村落經濟，進而處理更為復雜的社區社會問題，從而營造一個平安、祥和的社區環境[2] ?

　　4.失地農民如何再就業?是發展集體經濟，充分吸納失業農民，還是另謀途徑，為農民創造就業門路，從而使其獲得可持續發展?

　　以上問題，從各個方面剖析了城鎮化對農村集體經濟的影響。當然，城鎮化對集體經濟也有正面的促進作用，比如外來因素的涌入，使集體經濟獲得進一步變革與發展的動力。這好比一個耗散系統，熵的變化，也可能使其進化到更高級的階段。

　　三、發達地區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先進經驗

　　(一)深圳模式

　　1980年，深圳成為特區，深圳的城鎮化也加快推進。其集體經濟的演變，主要有以下幾個方向：(1)加工貿易業。深圳洗腳上田的農民，憑借靠近香港的優勢，大力引進香港的加工貿易業。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主要提供土地、廠房與水電，同時獲得加工費，這些都成為農民福利的重要來源。(2)物業經濟。隨著城鎮化的推進，當初的農村地區，成為繁華的商業區。集體原來所有的商場、酒店，便成為可以出租、賺取大量租金的物業。(3)社區經濟。政府考慮到集體經濟組織和失地后農民的生存與發展，給集體和個人均預留了土地。集體經濟組織演變為現在的城市企業，而這些企業承擔了大量的行政與社會職能。當然，上述經濟形態存在于一定時期，在新的形勢下，它們也需要再生。有學者提出，應該讓深圳這些集體經濟民營化，去接受市場的挑戰[3]。

　　(二)北京模式

　　20世紀90年代，北京城郊開始出現城市化的浪潮。城市化，給當地的集體經濟同樣帶來很多問題，如生產資料的匱乏，農民就業困難以及缺乏社會保障等問題。城郊的一些村級組織，及時覺察到這些問題，并采取相應的措施，例如集體產權改革等等。他們把集體資產進行清產核算，在清查人口的基礎之上，將集體資產進行量化配股，集體股、個人股各占一定的比重，并最終組建股份制企業。在產權制度改革后，他們把集體商鋪、酒店、客房進行出租，把剩余的非規劃土地打造成生態園區和批發市場，同時對全村的商品房進行商業運營，并大力發展倉儲等第三產業。這些舉措，在增加集體資產的同時，為失地后的農民提供了更加強大的生活保障[4]。

　　(三)蘇州模式

　　蘇州經歷了“蘇南模式”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就地城市化、鄉村城鎮化到新區與開發區建設的擴張型城市化的過程，其城鎮化過程，為國內外學者矚目。隨著市場的發展，蘇州原有鄉鎮企業的優勢逐步散失，其經營性企業向股份制合作經濟轉化，農戶家庭大都擁有資本與股份，每年都能進行分紅。同時，他們大力興建標準廠房、商務樓、集宿樓，發展租賃經濟;重點發展農業生態園區、休閑觀光農業園區。這些舉措，極大地增加了農民經濟收入[2]。

　　當然，以上僅是列舉了深圳、北京、蘇州等先行地區的先進經驗。在國內外，還有很多成功經驗可供借鑒。先行者的經歷與經驗，將為后來者所學習與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