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時代“三農”領域存在一些突出問題,破解這些問題,將為我國邁向高質量發展道路提供關鍵保障。扎實推進鄉村振興倡議,拉長農業這條“四化同步”發展的短腿,補齊“三農”這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基本實現現代化以及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強國,必將產生深遠意義。

　　關鍵詞“三農”問題;鄉村振興;優先發展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1]。2018年GDP突破90萬億元,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城鎮化率接近60%。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大幅提升,精準扶貧成效顯著,我國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成就。但是,在走向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過程中,農業農村的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農業比較效益低下,農民生活水平不高,農村社會發展滯后,農業現代化水平落后于整體現代化水平。

　　1“三農”問題的演進歷程

　　新成立之初,我國經濟發展倡議的重點應該有2個:一是加速實現農業現代化,二是快速走上工業化道路。但由于資金匱乏,二者只能選擇其一。由于農業既缺乏供給彈性,不能推動二、三產業發展,又缺乏需求彈性,不能拉動二、三產業發展,因此,農業現代化在當時沒有被確定為整個經濟發展倡議的重點。工業則具備充足的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能夠帶動和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因此被確定為經濟發展倡議的重點。發達工業革命起步所需資金主要來自3個方面:掠奪殖民地、資本積聚與集中、掠奪農民。城鄉關系的二元化是新成立后的一個特征,我國工業化起步階段的原始積累只能從農業農村中獲取,工農業產品價格和城鄉要素“剪刀差”就是很好的說明。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導向的市場經濟發展,農村生產要素長期凈流出,“三農”問題因此越來越突出。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農村稅費負擔空前加重,農村社會不穩,群體性事件發生。到21世紀初,“三農”問題規模之大、烈度之強前所未有。2005年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投入向“三農”傾斜,“三農”問題有所緩解,但未能根本好轉。2012年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鄉村振興倡議,以生態文明作為方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5級書記抓鄉村振興,讓鄉村振興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行動[2],至此“三農”發展有了新的機遇。2018年一號文件鎖定“三農”,2019年一號文件《、關于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意見》正式出臺,體現了黨著力補齊“三農”短板的堅定決心。

　　2新時代“三農”領域的突出問題

　　2.1農業生產效率低,綠色發展任重道遠

　　2.1.1農業生產效率低。我國農業科技水平低,農業科技創新能力不強,在設施裝備水平、設施專用品種研發、環境管理調控技術等方面,與國外先進仍存在較大差距。科技成果轉化低,基層農技服務人員數量不足,缺少農產品從產地到餐桌、從生產到消費、從研發到市場的全產業鏈科技支撐[3-4]。

　　2.1.2綠色發展方式跟不上。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仍然延續,化肥、農藥、獸藥、飼料等農業投入品過量使用,農業面源污染嚴重,優質綠色農產品占比較低。銀川市2017年全年單位面積施用化肥數量超國際安全標準3倍,是平均水平1.5倍。廢水、廢氣、地膜殘留、工業污染等不當生產方式,造成不少地方的耕地和地下水污染日趨嚴重,農村生態安全不容樂觀。

　　2.1.3農產品深加工能力不強。農業企業規模普遍較小,且大多數停留在初級加工狀態,農產品標準化程度低,產品質量認證滯后,產業鏈條短、附加值不高。銀川市農產品初級產品多,加工產品少;大路貨多,高端精品少;季節性產品多,均衡性產品少。農村倉儲、冷鏈、物流、信息咨詢等服務較為缺乏,物流經營成本高。

　　2.1.4農地使用中的不規范行為。農村土地資源利用率低下,土地管理不到位,土地使用無章法。一些工商企業和個人借建農業大棚之名,占用耕地建設別墅、休閑度假設施、商品住宅等非農設施,改變了土地性質和用途,改變了農業生產功能,觸碰了“農地姓農”這條底線,直接影響糧食安全[5]。對鄉村旅游、休閑農業等新產業新業態發展缺少統籌規劃,同質化問題突出,深化農村綜合改革缺乏相關法治保障。

　　2.2農村人居環境亟待改善,內生發展動力不足

　　2.2.1農村人居環境亟待改善。農村水、電、氣、路、網等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不足與重復建設問題并存,行路難、如廁難、環境臟、村容村貌差等問題仍是影響群眾生活質量的主要痛點。鄉村建古筑被撤掉,民族風格逐漸失去主導地位,文化被瓦解、特色喪失鄉村建設脫離實際。民生保障難以滿足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尚處于起步階段。

　　2.2.2農村內生發展動力不足。貧困地區農村“要項目、等資金、靠上級”的思想及“等著扶、躺著要、站著看”現象存在,農民自主創業、自我發展能力弱,農民主體作用的發揮不夠。農業現代化和鄉村產業發展缺乏有能力、有熱情的帶頭人。部分農村基層黨組織發動群眾的方式方法陳舊,干部拍板多、農民聲音少[6-7]。

　　2.2.3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有待加強。部分農村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班子不團結、政治功能弱化、工作作風不扎實、民主管理混亂等問題存在。農村“空心化”現象日漸明顯和普遍,個人與集體爭利事件時有發生。農村大部分青壯年長期在外,傳統價值觀轉變,帶來了種種社會問題。比如:家庭破碎、集體合作意識淡漠、精神生活貧乏、婚喪嫁娶大操大辦、封建迷信風和宗教活動升溫,鄉村的“熟人社會”已經變成“半熟人社會”,鄉村治理難度加大。

　　2.3農民階層分化,人口老齡化明顯

　　2.3.1農民持續穩定增收難度增大。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69倍。當前,銀川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8]。銀川市人均GDP已經突破1萬美元,但城鄉差距依然較大。2018年,銀川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586.3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160.2元,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2.51∶1。

　　2.3.2農村社會階層分化。隨著農村土地流轉的推廣,大量社會資本進入“三農”領域,農業生產者的地位被邊緣化,弱勢群體的權益受到侵害,從而加劇了農村社會的階層分化。據實地調研,農村人口分化,有靠“一畝三分地”當傳統農民的;有靠規模經營和特種經營當現代農民的,比如種植大戶和特禽養殖戶;還有在本地不離土、不離鄉從事非農產業的。

　　2.3.3農業人口老齡化明顯。從農業生產的人力資源來看,現代職業農民不足和人口老齡化是一個不爭的事實[3]。技術型、專業型、創新型人才和青壯年勞動力缺乏,鄉村發展活力衰退,農業可持續發展任重道遠。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繁重、最艱巨的任務在農業農村。

　　3扎實推進鄉村振興倡議

　　破解新時代“三農”難題扎實推進鄉村振興倡議,破解“三農”難題,必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這個總方針,進一步強化要素支撐和制度保障。

　　3.1落實好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總方針

　　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就是要在干部配備、要素配置、資金投入、公共服務等方面優先安排、優先滿足,拿出有效過硬的辦法補齊“三農”短板。

　　3.1.1對標硬任務,選優培強“三農”工作隊伍。鄉村振興需要人來實施,“三農”工作需要人來推動。對標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三農”領域硬任務,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選配素質高、能力強、能實干的“三農”工作隊伍,啃硬骨頭、打硬仗;大力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和實用技能人才;高等院校加強涉農專業建設,更多更好地為鄉村輸出合格的農業專門人才、鄉村治理人才等;實施農業農村高端人才引進計劃,特別是規劃、設計、金融、品牌營銷等方面的高端人才,建設“農村新型智庫”,打造農業人才高地;落實激勵關愛政策,加強對駐村干部、大學生村官、鄉村技術員等人員的關心愛護,清理規范各類檢查評比,讓基層干部把精力集中到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上來;發揮農村致富帶頭人的示范引領作用,確保鄉村振興中的人才支撐。

　　3.1.2夯實農業基礎,保障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落實藏糧于地、藏糧于技,加快突破農業關鍵核心技術,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保障耕地存量和農業生態環境條件,優化農業結構,實現糧食安全目標;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斷提高農產品品質,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增加有效供給,實現食品安全目標。就銀川市而言,以擴大綠色、有機、無公害農產品供給為重點,堅持質量興農,深入推進農業綠色化、優質化、特色化、品牌化發展。創建一批符合銀川實際的綠色生態標準化農產品生產基地,推進“三品一標”認證,大力發展“寧字號”“銀字號”優質農產品,建立健全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平臺建設,實現農產品從田間到餐桌全程監管[7]。

　　3.2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

　　3.2.1構建城鄉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在保障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的前提下,破除勞動力、資本、技術、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打破阻礙農村吸納城市資源要素的柵欄,建立農村開放發展的制度環境,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比如,建立高標準基本農田等新增耕地指標跨縣域調劑交易機制[11]。

　　3.2.2完善城鄉深度融合發展的扶持政策體系。設計出臺一批含金量較高的重大政策,撬動社會資本投入鄉村振興,形成多元投入格局;加大金融支農力度,加大對涉農政策性擔保機構擔保基金支持;完善農業保險政策、制定創新發展政策措施,推進農業保險增品提標擴面[12];研究制定農業支持保護意見,構建新型農業補貼政策體系;創新設計適合農村實際的項目審批和資金使用管理辦法,比如:完善鄉村振興用地保障政策,簡化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用于餐飲、住宿等鄉村休閑服務業發展和休閑娛樂設施建設的審批程序。

　　3.3全面深化農村改革,激發農村活力

　　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既要靠外部傾斜投入,也要靠改革激發內生動力[12]。深化農村改革,持續激發農村內生發展動力,要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貫徹落實農村土地“三權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堅持土地集體所有權根本地位、嚴格保護農戶承包權、加快放活土地經營權,穩定農戶和經營者預期收益。推動農村各類產權應確盡確,健全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平臺制度體系,加快確權成果轉化[13]。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按照確權、賦能、活化的思路,分類有序穩妥推進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全面加快房地一體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權確權頒證,穩妥推進農村宅基地改革試點,促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有效開發和優化利用。穩步擴大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兩權”抵押貸款試點。推進農業水價綜合改革,推進分級、分類、分檔農業水價。加快水利工程產權制度改革,推進水流產權確權試點。建立水權交易制度,加強水權交易監管。深化基層水利服務體系改革,逐步實現農業用水、工程管護一體化服務。

　　4結論

　　精英俘獲是政府權力退出鄉村社會,依靠村莊精英,村民容忍、信賴村莊精英等多重因素的綜合結果;精英俘獲也是政府、村民、村莊精英互動過程中產生的現象。在精準扶貧實際過程中,作為主要的扶貧資源輸入者,沒有辦法對資源輸入的每一個環節進行嚴密監管;同時,每一級政府都有自己的偏好,“變通”的政策執行就隨著政府層級傳遞到達村級單位,導致政策偏差。

　　本質上,精英俘獲現象體現出了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驗。筆者從鄉村治理角度出發,解釋精英俘獲現象的產生,希望從微觀層面提出一些實際的解決途徑,提高資源的合理利用率,減輕精英俘獲現象,使更多貧困群體受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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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立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