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過程中，“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和“農民老齡化”等現象日益突出，已經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新三農”問題。“新三農”問題的衍生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內在動力和制度根源。破解“新三農”問題必須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之間人口和資源的自由流動及公共服務的均衡分配。如果說改革以來破除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的重點在城市，當前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則在農村，尤其是破除農村經濟和社會的封閉性。為此，必須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實行“政經分開”“戶產分離”，鼓勵“市民下鄉”，為農村發展提供人力支持；“管住規劃、放開市場”，允許“資本下鄉”，為農業現代化提供資源支持；“守住底線、多元供給”，通過“服務下鄉”，為農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通過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在改革和發展中逐步化解“新三農”問題。

　　關鍵詞：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農民老齡化

　　一、問題的提出

　　2015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到56.1%，城鎮人口規模已超過農村人口規模①。《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②明確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預計從2014年到2020年將有1億左右農業人口轉移到城鎮安居落戶。在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農村、農業和農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關于農村人才流失、農地荒蕪、“道德沉淪”、環境破壞以及“秩序崩塌”等現象的描述和評論常見報端，為人們勾畫出鄉村“一片衰敗”的悲觀景象，甚至引發了人們對當前工業化和城鎮化正當性的質疑。在諸多討論中，“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農民老齡化”三大問題最為突出，可稱之為新時期的“新三農”問題。如何科學評估當前農村的狀況，正確認識“新三農”問題的根源，準確把握農村發展的走向并提出化解“三農”問題之策，是事關農業和農村發展的重大議題。

　　二、新時期的“新三農”問題

　　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如何妥善處理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難題之一。20世紀初現代工商業和城市發展開始對傳統農業、農村和農民產生重大沖擊時，鄉村社會“衰敗論”和“拯救鄉村”就成為了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梁漱溟（1990）指出：“我們如果稍一留心，就可以看到許多雜志都在大出其農村經濟專號，開頭沒有不談農村經濟破產的。……救濟農村已成為普遍的呼聲，聲浪一天一天的高上去。”這也是當時鄉村建設運動興起的時代背景。新成立后，雖然黨和政府一直強調農業的基礎性作用，毛澤東1956年在《論十大關系》中也首先強調要處理好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系①，但受重工業優先發展倡議以及城鄉二元制度的制約，工農失衡和城鄉失衡問題長期存在。20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的率先突破和鄉鎮企業的迅速崛起雖然曾一度縮小了城鄉差距，但并未從根本上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并糾正城鄉失衡狀態。隨著此后改革重心從農村向城鎮轉移以及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發展，城鄉差距開始重新拉大，城鄉失衡以及鄉村衰落問題日益突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依然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問題。

　　三、沒落：“新三農”問題的悲觀預期

　　鑒于當前“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和“農民老齡化”日益突出，不少人對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村的未來發展表現出深深的憂慮，甚至對農村的未來作出悲觀的判斷。例如，賀雪峰（2015）就認為，當前農村“人情惡性競爭、住房無序攀比、人際關系變得冷漠、賭博愈益普遍、地下宗教泛濫……幾乎涉及農村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層面”，對以上問題的解決“短期不抱太大希望”。李昌平（2014）也認為，“有10%的村莊最終會成為城市的一部分，60%的村莊會逐漸凋敝，最終只剩下30%的中心村。”有些人甚至認為，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發展，未來農村將消逝，農業將衰落，農民將消失。

　　四、發展：“新三農”問題的樂觀判斷

　　對“新三農”問題的解決及未來農村發展，黨國英（2016）、劉守英（2013）和韓長賦（2017）等則持“謹慎樂觀”的態度，認為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以及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推進，“新三農”問題在表面危機的背后其實孕育著難得的發展契機。他們將當前所面臨的“新三農”問題視為難得的轉型發展機遇，認為許多長期困擾“三農”發展的問題可趁此機會走出困境。黨國英（2016）對學術界和媒體所渲染的鄉村發展悲觀論進行了直率的批評，認為對于“鄉村觀察不能只是悲情敘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面貌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未來農村仍然會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獲得新的發展。劉守英（2013）認為，在快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農業投入結構、經營方式和制度安排均在發生重大變化，對未來農村發展的前景不宜過于悲觀。韓長賦（2017）則認為，隨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進行和信息化農業技術的推廣，農業從業主體也將面臨新的變革，未來“大家會渴求當農民，農村將成為稀缺之地”。當前對“新三農”問題發展持樂觀態度者認為，未來新農村建設將提速，新型農業將轉型升級，新型農民將應運而生。

　　五、化解“新三農”問題的政策選擇

　　學界關于“新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農村發展的前景和未來的對策存在嚴重的認識分歧，從而形成了對工業化、城鎮化和市場化改革的不同認識和政策選擇。城鎮化對“新三農”問題的產生和影響具有客觀性和必然性，但其發展也存在“天花板”現象。魏后凱（2014）指出：“2050年，的城鎮化率可能會超過80%。……我國城鎮化率基本就接近這個天花板，城鄉人口結構、土地結構、空間結構穩定下來，我國就基本完成城鎮化了。”城鎮化的完成會使“新三農”問題得到緩解，也是解決“新三農”問題的希望。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模型中的工農均衡和城鄉均衡假設實際上是建立在城鄉勞動力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市場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上的。這一模型沒有注意到一些發展家所缺乏的恰恰是成熟的市場經濟以及有制度保障的勞動力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也忽視了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本身受制于特定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從而難以解釋這些發展家工農差別和城鄉失衡長期存續的現象。城鄉二元制度和政策阻礙了城鄉人口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不僅使農民失去了平等的發展機會，也制約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城鄉二元化制度造成了大量農村人口滯留鄉村，損害了農業生產率提高和農民收入增長，助長了農民兼業、土地拋荒和“農業邊緣化”現象；由于對“市民下鄉”和“資本下鄉”諸多限制，農村人口和資本從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加劇了“農民老齡化”現象。城鄉二元體制下形成的非均衡養老體制也使農村面臨更大的老齡化養老壓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了破除城鄉二元體制并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發展機制的重要性。習總書記等黨和領導人也多次強調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要求“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給農村發展注入新的動力”①。從目前來看，城鄉二元體制改革任務并沒有完成，需要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創新和突破。從實踐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的重心在城市，致力于打破城市的封閉性，鼓勵農民進城并推動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在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改革的重點應轉移到農村，著力破除農村的封閉性，推動城市人口、資本、技術和公共服務下鄉，最終實現城鄉之間發展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公共資源的均衡配置，促進工農協調發展和城鄉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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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費景漢、古斯塔夫·拉尼斯，1989：《勞力剩余經濟的發展》，王月、甘杏娣、吳立范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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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梁漱溟，1990：《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5.華生，2011：《老三農問題的終結與新三農問題的挑戰》，《農經》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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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陳林，2007：《新三農問題之十大關系》，《太平洋學報》第10期。

　　項繼權周長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