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糧食種植一直名列世界前列，尤其是農業種植技術和成果一直都備受社會廣泛的重視，也取得了較為傲人的成績。在現代農業種植體系中，“互聯網+農業”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通過規范化生產，有助于提升農業種植效能，助力現代農業發展。

　　【關鍵詞】現代農業；經濟模式；互聯網；農業機械

　　摘要:“三農”發展面臨“四大矛盾”:宏觀倡議布局與多元主體利益博弈的矛盾，現代農業發展與農業勞動力弱化的矛盾，農業轉移人口身份農民化與職業非農化的矛盾，保障重要農產品供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矛盾。“三農”要突圍，就必須以“四個堅持”為引領:堅持城鄉一體化，這是“三農”突圍的根本途徑;堅持農村城鎮化，這是“三農”突圍的首要前提;堅持農民市民化，這是“三農”突圍的核心內容;堅持農業現代化，這是“三農”突圍的重要保證。

　　關鍵詞:城鄉一體化;農業現代化;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

　　1引言

　　“三農”問題是一個與經濟發展、政權穩定和社會安寧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倡議決勝階段，農業仍是實現“四化同步”的短腿，農村仍是全面小康的短板，農民仍是共享改革建設成果中的弱勢群體。黨和歷來高度重視“三農”發展，要求始終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黨明確提出“要強農業必須強，要富農民必須富，要美農村必須美”［1］658的論斷后，進一步強調，堅持“三農”重中之重地位不動搖，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讓農業更強、農民更富、農村更美，在此背景下，對我國“三農”問題進行探討，是一個現實而又緊迫的議題。

　　通過知網(CNKI)檢索學界圍繞“三農”矛盾展開的探討文章，發現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如下:溫鐵軍認為，基本國情矛盾(人地關系高度緊張)和體制矛盾(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結構)是制約我國“三農”發展的兩大主要矛盾［2］;郭曉鳴用農業持續增長與農產品安全、農產品質量安全要求提升與農村生態環境惡化等“五個趨于加劇”概括了我國農業發展中面臨的矛盾［3］;郜俊玲、周立認為，我國中部解決“三農”矛盾需要處理好保障糧食安全與農民增收、區域分工與協調發展、調動農民農業生產積極性與轉移農村勞動力、自身發展與政策支持四大關系。上述學者對“三農”矛盾進行的探討，或從整體思路著眼，或就具體視角切入，或以某一區域為對象，綜合來看，雖然這些論點都是經過系統分析與嚴謹論證后得出的，但就時效性和針對性而言，新時期“三農”所面臨的矛盾已隨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發生變化，這正是筆者展開“三農”矛盾研究的意義所在。

　　2“三農”發展面臨的四大矛盾

　　“三農”發展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面臨諸多挑戰。從“三農”突圍的邏輯理路來看:城鄉一體化是根本途徑，農村城鎮化是首要前提，農民市民化是核心內容，農業現代化是重要保證。

　　2.1宏觀倡議布局與多元利益主體博弈的矛盾

　　城鄉一體化是指城市與農村由分割對立的兩大板塊融合為單一實體的過程。就宏觀倡議布局而言，其目標是以城市和農村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態等領域實現有機融合為預期，從而促進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均衡發展。在理論預設中，慣常是以先進“化”落后的，城市是先進的，是用來“化”農村的。城市“化”農村，通常有兩種模式:一是在城市的強大吸附力下，使分散于農村的資源要素迅速聚集起來向城市工業進行大規模的單向遷移。在大量輸出資源要素以后，農村勢必越發蕭條和衰敗，而城鎮走向繁榮，此為“顧此失彼”模式，這是由“一體化”理論認知與實踐操作中出現的偏差所導致;二是農村資源要素按照城市工業部門的運轉要求進行調適或重組，在適應現代城市工業需求標準的基礎上進行要素輸出與資源引入，以促進農村和城市共同發展，此為“互利共惠”模式。從實質上看，兩種模式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這本身也是一種城市與鄉村之間博弈的矛盾。

　　2.2現代農業發展與農業勞動力弱化的矛盾

　　在農村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在農業與工業、服務業間的自由流動，客觀上能夠為城鎮建設和工業服務業發展提供廉價勞動力，可以降低現代工業服務業的運行成本;通過務工，農民不僅拓寬了就業渠道和收入來源，也有利于實現增收。

　　在看到農村城鎮化正效能的同時，也必須指出農村城鎮化運行邏輯背后隱藏的矛盾:一是大量農村人口轉向城鎮在客觀上會加重城鎮運轉負荷。長期以來，城鎮發展水平相對滯后，城市容量有限、承載能力不足，農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聚集會增加城市醫療衛生、公共交通、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方面的運行壓力;若是城鎮的數量與規模、結構與布局以及配套的基礎設施未進行優化和完善，也就是在城市綜合承載能力與容納能力改觀不明顯的情況下，城鎮人口的大幅增加必然會引致一系列的生存問題、教育問題與環境問題。二是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必然會削弱農業發展力量。一般而言，進城務工的農民大多是青壯年，相應地造成農村空心化、農業副業化問題，留守農村的老人、小孩和部分婦女承擔起農業生產的任務。一方面，這些留守群體因為知識局限、視野狹窄而無法將現代耕種技術運用到農業生產，這不利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與壯大;另一方面，傳統的農業經營理念根深蒂固，這不利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鏈向縱橫兩個維度拓展，也不利于現代農業經營體系的構建與創新。每況愈下的農業比較收益必然導致農業發展后勁不足，將會有更多的農民棄耕厭耕，糧食作物耕種面積的大幅削減不僅不利于農業經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會危及糧食安全。三是長期生活在城鎮的農民工群體，習慣了城市的生活節奏和生產生活方式，即使他們生活在城鎮底層，也不愿回鄉務農，長此以往，農業生產可能出現后繼無人的斷層境地。這也就意味著，在現代農業的發展中會面臨“誰來種地”“怎樣種地”的困厄，這是現代農業發展與農業勞動力老弱化之間矛盾的具體體現。

　　3“三農”突圍的破解策略

　　“三農”問題是一個結構復雜、關聯度強、風險交織的問題集合，破解“三農”問題須以厘清“三農”內部邏輯為前提，進而對農業、農民、農村進行全面思考與系統規劃。

　　3.1堅持城鄉一體化，這是“三農”突圍的根本途徑

　　一是在倡議導向層面徹底根除“重城輕鄉”思想。改變過往為發展城鎮而不惜犧牲農村、農民和農業利益的思路，構建一個以城鄉居民都能共享生活資料、共同參與社會生產、同等享受城鎮化進程中釋放的發展紅利為基本要義的新型城鄉關系［7］，即通過城鄉公平而非以城帶鄉，工農互補而非以工促農或以農助工的方式，使城鄉在“一體化”進程中能相輔相成，共同進退。二是實行差別化的城鄉區域一體化政策。在非均衡發展倡議框架下，我國區域經濟水平參差不齊，城鄉差異巨大。因此，必須結合區域和城鄉具體實情，按照“總體布局+分類指導”和“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原則來制定實施“一體化”政策。三是建立城鄉之間資源要素的雙向互動機制。在遵循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基礎上，有效銜接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引導勞動力資源、土地要素和金融資本在城鄉之間合理配置和雙向互動，以實現城鄉“互利共惠”。

　　3.2堅持農村城鎮化，這是“三農”突圍的首要前提

　　在農村城鎮化進程中，城鎮因大量外來人口涌入而運轉負荷加重，農業發展力量也相應地因大量勞動力流出而遭到削弱。要克服這一矛盾，必須從以下方面著力:一是堅持城鎮擴容與提質并重。城市在擴容提質的過程中要避免“攤大餅”的推進模式，同時也要預防城鎮因過度膨脹而出現“城市病”，各地可根據區域實際，考慮在大城市周邊發展衛星城以減輕大城市的人口壓力和運行負荷，在空間布局上打造城市群，實現大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二是堅持“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發展理念。通過增加政府財政撥付額度和吸納社會投資，健全完善城鎮中的公共基礎設施，使進城農民在城市生活中能夠享受到配套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務。三是加大力度培育現代職業農民。當現代企業的經營理念、方式和技術引入農業生產后，農業生產也將如同企業流水線作業一樣實現機械化和智能化，因此，需要加強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提升農民的農業生產技能。四是嚴守耕地紅線。當城鎮化征占農業用地時，必須堅持“占一補一，占優補優”的占補平衡原則，既不能減少耕地數量，也要確保耕地質量。

　　3.3堅持農民市民化，這是“三農”突圍的核心內容

　　在農民市民化進程中，戶口歸屬本身只是一種形式，矛盾的焦點是戶籍制度背后所隱藏的城鄉居民間差異化的公共福利和社會保障。因此，要在制度層面消除市民化農民在身份農民化和職業非農化之間的沖突，促進城鄉居民權利對等、社會保障體系均衡分配。具體而言:一是在戶籍制度改革實踐中，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步伐，盡可能去除隱藏在制度背后的差異化福利權利，以確保農村居民、城鎮居民享受到同等的待遇。二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確保“農轉非”人口在落戶城鎮能夠享受到與當地居民同等的社保權益，去除因城鄉戶籍不同而產生的福利供給差別，使進城民工及其子女享有均等的就業機會、教育機會，享受到同等的社會基本公共服務，從制度和法律層面規避城鄉居民因職業差異而衍生的身份差異［8］。三是加快推進城市經濟發展、結構升級和產業配套政策，以便為市民化農民提供更多的擇業渠道和就業機會;同時制定適宜的創業支持計劃，引導一批有能力的農民工回鄉創業。

　　3.4堅持農業現代化，這是“三農”突圍的重要保證

　　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要協調好保障重要農產品供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關系，就必須堅持“三個導向”:一是以解決“誰來種地”和“如何種地”為導向，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和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農業現代化是以“人的現代化”和“物的現代化”為基礎。“人的現代化”要求農民有知識、懂技術、會經營，“物的現代化”要求運用先進的農業技術和機械設備。

　　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對專業大戶、農業企業家、專業合作社負責人等鄉村能人進行專業培訓，以增進其在農業經營中的市場眼光、管理水平與經營能力，同時從政策、金融、市場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引導和鼓勵農業企業等工商資本下鄉，以強化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水平和能力，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拓展農業產業鏈。

　　二是取消普惠式的種糧補貼制度，轉而以耕種面積與糧食產量為標準進行量化補貼，以改善大量農耕地長期出現的撂荒現象。

　　三是以突破資源環境的現實瓶頸為導向，加快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一方面，大力增強農民的綠色發展與綠色治理意識。在農業生產與生活中，加大生態理念和綠色發展的宣傳教育力度，提升農民的“綠色意識”并轉化為自覺行動，促進農業生產經營良性循環發展。另一方面，加快完善關于農業自然資源要素的相關法律法規，制定相關的獎懲制度;同時，及時將農業科學技術運用到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中，在不破壞生態系統的前提下，適度將鹽堿地、山地可利用資源改造為農業用地。

　　四是以提升農產品數量和質量安全為導向，大力發展優質高效農產品。在“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倡議布局下，合理調適以糧食為主的重要農產品的產區布局，積極建構糧食主產功能區和提升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持續穩定重要農產品播種面積，優化農產品種類和結構，在增加單產的基礎上提升質量安全水平。

　　參考文獻:

　　［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G］．北京:文獻出版社，2014．

　　［2］溫鐵軍．“三農問題”的癥結在于兩個基本矛盾［J］．群言，2002(6):12－14．

　　［3］郭曉鳴．農業發展面臨極具挑戰性的矛盾［N］．社會科學報，2016－04－28．

　　［4］王國敏，王元聰．基于政治學視角的糧食安全問題研究［J］．學術界，2013(9):220－229+312．

　　［5］陸學藝．當前農村形勢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J］．江西社會科學，2006(4):7－21．

　　［6］王國敏，周慶元．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3):82－88．

　　［7］王國敏，王元聰．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四大誤區及對策研究［J］．思想戰線，2015(06):84－87．

　　王國敏，王元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