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四化同步、農地三權分置等制度的相繼實施，使得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端對農村職業教育有現實的訴求，同時也為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提供了契機。但由于農村職業教育存在辦學定位滯后、培訓體系不健全、結構布局不合理以及制度配置不科學等問題。農村職業教育應該從辦學定位調整、培訓體系健全、功能結構互動以及制度體系創新等方面來推進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為農民提供多樣化、層次化、個性化的培訓服務。

　　關鍵詞：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經濟社會需求

　　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當前我國“三農”問題的社會環境正在發展變化，這些新變化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注入了新的帶動力與驅動力。但同時，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也指出，在當前經濟新常態的大背景下，“三農”問題的破解還面臨著諸多現實難題與重大挑戰。要理順“三農”問題社會環境變化與經濟新常態之間的關系，就必須進一步加大農村職業教育的供給側改革，提升農村職業教育發展的新動能。故此，農村職業教育應該立足于農村經濟社會的需求端訴求與特征，推動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

　　一、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的需求端：基本特點與現實訴求

　　當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之后，農村社會也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革。其中，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最具影響力的變革包括“四化同步”、農地“三權分置”以及農民工返鄉創業等方面。這些制度變革充分展示了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端的特點與訴求，同時對農村職業教育發展也產生了直接影響。

　　（一）“四化同步”為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

　　革指明了發展方向“四化同步”是指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以及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其內涵要義有兩方面：第一，“四化”需要同步發展，齊頭并進，四個方面不能有明顯的偏差，更不能有短板，這也是“新四化”的特點；第二，“四化同步”是一種體系性的資源配置模式，在新常態的現實約束下尋求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優模式[1]。但實際上，分析最近幾年的“四化”發展現狀，其中工業化、信息化高速發展，成績斐然。盡管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相較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而言，還是存在著明顯短板，發展速度與方式還較為滯后。

　　（二）“三權分置”為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提供了良好契機

　　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農村土地權屬分置做了明確規定。這項制度變革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最大的制度創新，也是國家對解決農村土地問題做出的政策調整。簡而言之，“三權分置”實際上是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三種權能實現分立，在確保農民土地承包權的同時，推進土地經營權的合理流轉。自從“三權分置”實施后，我國農村土地流轉日漸加快，各類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不斷出現。按照農業部的數據，截至2017年7月，我國有超過8000萬農戶實現了土地流轉，農戶流轉比例超過了30%，在東南沿海發達省市，參與土地流轉農戶的比例達到50%。如江蘇昆山市，早在2012年的時候，90%的農地已經流轉到由150個村組建的合作社中，全社的種養大戶超過2000戶，戶均土地規模超過150畝，到2017年7月，昆山市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僅為總人口的8.5%左右[3]。當前全國有近300萬個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他們的土地大部分是從其他農戶手中流轉過來的，這些主體對其經營的土地不一定擁有承包權，但擁有經營權，這些農戶是新型職業農民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現實問題與反思

　　“四化同步”“三權分置”的制度變革及實踐推進，為我國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提供了方向與動力。但當前農村職業教育與農村經濟社會需求端之間呈現出不相適應的一面。因此，對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中存在的問題要進行逐一分析，并反思其與新型職業農民培養存在的差距。

　　（一）農村職業教育的辦學定位滯后于新型職業農民培育

　　對于農村職業教育的辦學定位問題，長期以來學界與實務界對此有一定的爭議。其爭議的焦點在于農村職業教育應該為誰培養人才，是為農服務，還是為進城務工人員服務，還是兩者兼而有之。實踐中，這方面的分歧也在逐漸縮小。無論爭議的焦點有多大，當前最為重要的問題是，農村職業教育如何在“四化同步”“三權分置”、農民工返鄉創業的背景下，加大對農村技術人才、管理人才的培養，以滿足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需求，這就要求農村職業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必須要積極調整自身的辦學定位及人才培養目標。整體來看，目前農村職業教育在辦學定位方面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在明確農村職業教育應該為農服務的辦學目標后，農村職業教育應當如何為農村培養人才，特別是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訓方面還較為滯后，相關的課程及教學改革行動還較為遲緩[4]。第二，農民工返鄉創業目前成為一種趨勢，但對于這部分人的職業培訓還沒有受到農村職業教育機構的重視。按照農業部的統計，目前我國返鄉農民工人數超過了700萬人，這部分人具備一定的城市視野，也富有創業精神，這是新型職業農民最為重要的潛在來源，其對農業現代化發展的作用不可低估。客觀而言，我國整體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但是來自于返鄉農民工的新人口紅利還是存在的。如果能夠積極加大對這部分人的職業培訓，未來農業發展是可期的。

　　（二）農村職業教育體系未能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納入其中

　　長期以來，我國職業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對城市職業教育較為偏重，農村職業教育體系不完整，面對新型職業農民的出現，未能做好系統應對，沒有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納入到教育培訓體系當中。第一，現有的農村職業教育體系沒有基于城鄉一體化、新型城鎮化的發展趨勢，將城市、農村職業教育納入一個統一的系統中，對“四化同步”“三權分置”背景下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及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缺乏有效的應對與規劃，導致農村職業培訓效果不佳。第二，現有的農村職業教育體系更側重于正規化、全日制的職業教育，對非學歷職業培訓重視不夠。更為重要的是，正規的全日制學歷教育與非學歷培訓之間也沒有實現相互溝通與銜接。第三，在農村職業教育體系發展中，最重要的參與主體是各級各類職業院校，而作為供給側的另外一端：農業企業、涉農行業組織、農業商會等在農村職業教育體系中處于缺位狀態，導致新型農民培育的深度不夠，特別是校企合作的寬度明確缺失[5]。可見，正是因為農村職業教育體系存在這些問題，整體制約了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效果。

　　三、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的基本路徑

　　（一）調整農村職業教育辦學定位，構建農民終身教育體系

　　隨著新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我國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必須樹立大職教觀與城鄉協同理念，并對農村職業教育辦學定位進行重新布局。從這個意義上看，農村職業教育具有多樣化的功能，既包括為農教育，也包括離農教育。第一，從離農教育角度看，農村職業教育要加大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方面所需的職業能力、技能與素質的培訓，積極促進農民轉變為產業工人，促進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互動。第二，農村職業教育還需要積極開展農民市民化教育，對已經離開農村轉移到縣城、鄉鎮的農民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提升其對城鎮社會的適應性。第三，為農教育應是農村職業教育的重心。無論是從農業現代化的角度還是農村職業教育自身的使命看，培養新型職業農民，建立農民終身教育體系是農村職業教育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其發展的根本所在。在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過程中，其發展的重心應該由當前對留守農民進行職業培訓轉變為對農村新型生產經營主體進行職業培訓，致力打造適應農業現代化需求的新型職業農民[6]。按照農業部頒布的“規劃”要求，到2020年我國新型職業農民人數將超過2000萬人。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必須注重將返鄉農民工、新型農業生產主體負責人、涉農專業回鄉學生、大學生村官等群體作為培訓重點。此外，在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中，還需要按照農民需求打造相關的教育產品，覆蓋農民生產及生活的全過程，能夠保證農民隨時、隨地可學，構建終身化的職業教育體系。

　　（二）完善農村職業教育培訓體系，提升教育培訓效能

　　隨著“四化同步”的發展以及農地“三權分置”制度的實施，農村職業教育功能日漸多元化，城鄉職業教育發展逐漸一體化。因此，面對新形勢，必須要完善農村職業教育的培訓體系，進一步提升教育培訓的整體效能。第一，進一步拓展農村職業教育培訓體系的開放性。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職業教育基本上形成了初級、中等、高等相互貫通的大職教體系。但基于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訓始終是一個短板。如涉農職業院校、涉農專業相對偏少，專業設置也不健全；農村成人教育、社區教育與農村職業教育未能橫向銜接，影響了農村職業教育整體功能的發揮。基于此，在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過程中，應該立足于滿足新型職業農民的內在需求，按照區域構建一個農村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社區教育共同參與的培訓體系，從而增強農村職業教育培訓的開放性，為新型職業農民提供多層次的培訓計劃，也為其構建一個能夠終身學習的平臺。第二，進一步拓寬農村職業教育培訓主體的參與性。就當前農村職業教育發展實踐看，中職學校是農村職業教育的核心主體，但涉農企業、行業組織作為另一方參與主體參與力度不夠，與中職學校未能形成良性互動，進而使得農村職業教育呈現出“一條腿”走路[7]。因此，在拓寬主體參與性的同時，各級政府部門要加大政策供給，提升涉農企業、行業組織、基層組織參與的積極性，進而提升農村職業教育培訓的實際效能。此外，在農村職業教育培訓主體方面，除了中職學校之外，參與主體也可以進一步拓寬，如城市職業院校、城鄉社區教育中心、農村成人教育學校以及非政府公益組織也可以參與到職業培訓體系中來，以滿足返鄉農民工、新農人、新生代農民工等不同主體的教育需求，進而形成多層次、多類型、立體式的農村職業教育體系。

　　參考文獻

　　[1]劉文耀，蔡燾.“四化同步”的本質特征和指標構建[J].改革，2014（8）：65-71.

　　[2]陳薈.教育均衡發展是民族教育現代化的有效途徑[J].教育發展研究，2017（17）：75-77.

　　[3]李延平，王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農村職業教育的使命及變革[J].教育研究，2017（11）：70-74.

　　[4]張建萍，湛風濤.農村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研究[J].教育與職業，2017（3）：51-54.

　　[5]侯宏皎.城鎮化進程中農村職業教育三大追問[J].職教論壇，2017（19）：76-79.

　　[6]陳琪.我國農村職業教育研究熱點的知識圖譜[J].職業技術教育，2017（10）：69-74.

　　[7]馬建富，馬欣悅.基于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農村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7（6）：54-59.

　　[8]楊維.基于農民市民化能力培養的農村職業教育研究[J].職業技術教育，2016（1）：51-56.

　　[9]張弛.面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職業教育大眾化發展框架——基于人力資本視角[J].職業技術教育，2017（4）：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