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論證農民收入問題是“三農”議題核心中的核心的基礎上，以2000—2013年的《中國農村統計年鑒》為數據樣本，選取ll項相關指標構成指標體系，通過Pearson相關性分析檢驗指標選取有效性，并通過諸因素回歸分析，建構起“三農”議題的數學模型。利用“雙因素理論”將影響“三農”議題解決的諸因素一分為二，認為農業補貼、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農業綜合機械化率和勞動力素質是有效推進“三農”議題解決的激勵因素，并站在公共行政學的視角提出了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三農”議題，模型，公共行政，激勵因素

　　“議題”即會議討論的題目，從公共行政角度，就是指公共政策主題和議定對象，針對“三農”這一具體公共事務來講，則是圍繞“三農”事實、價值觀、政策和政府現有行為展開。“三農”從“問題”向“議題”的轉變，既有其歷史性，又有其現實性…，符合“三農”的自身發展規律，是目前“三農”發展動態性的表現之一，這使得“三農”能夠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系統研究的前提假設之一成立。

　　一、“三農”議題的核心論證

　　筆者認為，“三農”議題的核心是農民，理由有以下幾點：其一，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作為勞動者的人的認識水平直接決定著生產工具水平，也間接決定著勞動對象的涉及范圍和作用程度。因此，作為農業生產力中最活躍因素的農民自然成為了“三農”的核心和關鍵。其二，從社會主義的本質來看，不管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論述¨1，還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公平和正義”¨1，最主要強調的一點，就是實現“人”的發展。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同時也符合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要求。由此可見，“三農”中作為人的要素的“農民”自然成了核心和關鍵所在。其三，筆者認為，“三農”議題總體可以表述為以鄉村為地域載體、以農民為行為載體、以農業為工具載體的結構共同體的生存狀態、產業發展和社會治理等問題的綜合和并發狀態，“農民是落腳點，是歸宿，是目標；農業是謀生手段，農民的主要生計來自農業；農村是場所，農業和農民要借助于農村這個空間才能實現對接。””。由此可見，農民自然是“三農”的核心與關鍵。

　　二、要素篩選原則及指標體系建構

　　衡量“三農”是否達到預期期望的影響因素很多，但是，出于學術研究和實踐應用的考慮，“三農”影響因素的梳理和檢索需要遵循以下原則：”’實事求是原則；透明性原則；完整性原則。具體原則包括四個方面：一是階段性原則：從改革開放“三農”議題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出發，本文根據針對“三農”的典型的政府行為，選取2000—2013年縱向跨度，并選取科學的評價指標；二是可操作性和權威性原則：建立的指標不但要反映我國的基本情況，而且要讓想利用該指標體系的人員便于查找到相應指標，能夠運用這些指標做出相應分析、判斷。三是系統性原則：“三農”作為本論文的唯一研究對象，不同于農業、農村、農民的傳統劃分，其影響指標也不能呈現出一一對應的影響關系，正如前文述及，“三農”是一個農業生產不可持續性、農民生計不可持續性和農村發展不可持續性的錯綜復雜的綜合和并發狀態，要想從根本上找尋“三農”的解決辦法和根本出路，只有將傳統隔離開來的三者進行系統考慮，從“三農”的概念和本質出發，把反映“三農”特征的指標聯系起來，建立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

　　三、系統模型構建第一步：“三農”

　　諸影響因素關系。通過查詢相關年限的《中國農村統計年鑒》數據，并經過加工，并通過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如下(表2)：從表2可見，諸因素間交叉影響顯著的比例較高，這說明我們提取的以上指標是有效的，由此我們可以得到農業總產值的數學模型，用公式為：Y=109∑∑Ot。■+6，其中，Y代表農業總產值，a代表各影；面a響因素，y代表增長率，6代表干擾項(如自然災害等不可控因素)，m代表標準系數，n代表解釋變量。從前述分析，該模型同時也可以作為“三農”發展的計量模型。從該模型，我們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結論：

　　四、模型初步解讀

　　21世紀以來的十數年，是農業發展不平凡的十數年，從總體形勢來看，經濟增長中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因素增多，經濟下行壓力和通脹壓力并存，農業發展面臨著更為復雜多變的宏觀經濟環境，同時各種傳統和非傳統挑戰的疊加影響日益凸顯。在糧食連續七年增產的情況下，保持農業發展良好勢頭、促進農業生產再上新臺階的難度加大。在國家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的帶動下，2013年農業投人穩步增加，農業獲得全面豐收，確保了基本供給，進一步穩固了農業基礎地位，為保增長、調結構、控通脹、促改革和惠民生作出了重要貢獻。結合這一階段的總體形勢和政府行為舉措，通過以上分析結果，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結論：其一，關于“三農”發展階段的劃定。定量分析顯示：土地生產率的增產率對三農的影響不顯著，這正說明中國已經突破第一階段的短缺范式。這一結論與于蔣和平等分析結果相契合。怕1通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數據，對比國內政府權威機構、國內學者、以及世界銀行、聯合國糧農組織、歐盟、美國等一些國家和地區評價“三農”的衡量標準，并參考蔣和平等關于農業現代化發展指標體系和計算數值，將起步階段標準為1進行比例轉換，制作圖2。圖2“三農”發展參考指標對比示意圖從此圖不難看出，中國目前“三農”發展階段已超越國際起步階段標準，并基本達到初步發展標準。這些成績的取得與改革開放以來，在面對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增長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加入w'ro以后，在El益激烈的國際農產品深加工、高附加值和低關稅競爭面前，中國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針對“三農”的有效政策是分不開的。其二，關于“三農”發展動力的來源。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家庭經營收入與其他各因素間均保持較高關系度，尤其是支農費用、社會人均GDP、農業總產值、農業稅的取消與土地生產率，對于家庭經營收入的提高，政府還需要在勞動力素質、農業機械總動力、農業補貼和農業科技方面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這與線性回歸的結果分析相吻合。赫茲伯格的雙因素理論認為，當保健因素出現問題時，組織成員首先感到不滿，但這些問題得以解決并持續供給時，并不能使組織成員變得非常滿意，也不能激發其積極性，而當激勵因素得到滿足時，往往能夠給組織成員以極大程度的激勵，產生較高的滿意度，從而充分、有效和持久地調動其積極性。對于“三農”發展來講，已有的支農費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農業產值規模和取消農業稅政策是歸類于保健因素，而勞動力素質、農業綜合機械化率、農業補貼和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則屬于激勵因素之列，只有在保證既定水平的保健因素供給的前提下，注重激勵因素的投入，才能真正發掘出“三農”的發展動力。

　　五、公共行政的路徑選擇

　　從前文模型的初步解讀可知，目前我國已進人工業化中期階段，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由農業轉變為非農產業，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非農產業，而農業也已經突破第一階段的短缺范式，進入第二階段的提高收入范式。根據國際經驗，這時采取相應措施，以工業反哺農業，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這意味著，在我國實行了長達50多年的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傾斜政策之后，面對農業農村經濟的日益萎縮和蕭條，政府開始清還當初為發展工業與城市而向農村借的“貸款”了。中國農民徹底告別了繳納農業稅的歷史，農村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在全國農村實現免費義務教育等，這些是“還貸”工作的開始。同時，政府還需要從以下幾個工作著手，在既有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保證社會人均GDP水平)、保障既定農業投入水平(保障支農費用、取消農業稅)、保有原有農業生產力水平(農業總產值和土地生產率)的條件下，繼續從勞動力素質、農業機械總動力、農業補貼和農業科技方面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以將激勵效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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