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共同構成了中華文化，共同促進了中國社會的發展。草地資源和草原民族及其生產生活方式是草原文化傳承的條件。人居—畜群—草地三者之間共生共存的動態平衡關系是草原生態系統平衡及變化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使傳統草原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改變，草原文化傳承和草地資源保護出現一系列問題和困難，只有深化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將地方文化與科學相結合的放牧機制，建立現代畜牧業生產方式，健全和完善牧區社會保障制度，才能科學有效地促進草原文化傳承和草地資源保護。

　　關 鍵 詞: 草原文化傳承; 遺傳基因; 草地資源保護

　　一、關于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指各草原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共同創造的一種與草原生態環境相適應的、在草原生態系統循環往復并經過草原民族長期生產活動的積淀而形成的特有文化。它的價值觀、審美觀、宗教信仰、道德情操、法律制度、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及軍事等，是我們人類社會共有的文化形態之一[1]。草原文化以游牧文化為主體，融合相關農業文化元素而形成，為中華文明的主要源流和組成部分。

　　草原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主要起源與組成部分。依照自然地理特點、歷史特點和民族文化特點三條基本標準，將中國草原文化分為三個文化區域: ( 1) 以蒙古族為主體的蒙古高原型草原文化，其地理區域分布于亞洲北部，大體上為大興安嶺以西，長城和祁連山以北，阿爾泰山脈以東，西伯利亞以南的廣大地區。 ( 2) 以藏族為主體的青藏高原型草原文化，其地理區域大體范圍是昆侖山—阿爾金山—祁連山以南，喜馬拉雅山以北，橫斷山以西等廣闊的地區。它包括了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的全部，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甘肅、四川和云南的一部分。( 3) 以哈薩克族為主體 ( 包括塔吉克、柯爾克孜族) 以新疆為核心地區的廣大山地—荒漠型草原及山地—綠洲—荒漠型半農半牧型草原文化，其地理區域由南疆和北疆的山地—綠洲—荒漠復合系統構成[2]。

　　草原文化有兩個顯著特征: 自然性和民族性，這兩個特征是基于草原生態系統這一特定的氣候和地理環境資源中游牧民族為了自身的存在和發展需要而自發地創造出特有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及知識體系。草原文化的自然性突出表現在“逐水草而居”的完全遵循自然規律而形成的生產生活方式，這樣的方式進而形成了特殊的草原文化。這種文化包含了對天、對地、對山、對水、對火、對一切生物的敬畏，如祭 “敖包”，對敖包的崇拜，就是禁止牧民在敖包附近捕魚、打獵、伐木的生產行為。任何人、任何時候從敖包旁邊經過時，一定要下馬繞敖包轉三圈對敖包祭完后方能前進，這種強制性習俗使草原人從小到大形成習慣，這種習慣又形成了草原人生產生活中一代又一代遵守的行為準則，這客觀上展現出草原自然屬性存在對草原文化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性。從而保障了草地資源及其自然生態系統的良性發展，也進一步實現了草原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基于特定的自然環境，草原民族形成了一套獨有的生產生活方式，這種方式與農耕文化有著顯著差異，草原民族創造的草原文化正是印證了天人合一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才使得大草原上的這一古老優秀的文化得以延續至今。這也突出反映出草原文化的民族性特征。然而隨著生態危機日益威脅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不得不開始反思“人定勝天”思維下盲目改造大自然的惡果，而歷史發展到今天，看著滾滾人流在不同季節從不同的方向源源不斷奔向大草原呼吸新鮮空氣、領略大草原的遼闊胸懷和朝拜大草原的賜予和魅力的時候，古老的草原文化愈發顯示出她堅守的可貴與難得，其特性也愈發顯示出科學性與合理性。

　　草原文化是游牧與多元文化的混合統一體。從文化的起源和賴以存在及發展的社會條件上看，建立在游牧方式上的游牧文化和創造游牧文化的游牧民族是草原文化的根源和本質，是草原文化有別于其他文化的根本性標志。從歷史特點看，在各種文化形態中，只有游牧和游牧民族對草原文化的存在和影響力是持久的、永遠不變的，諸如草原民族匈奴、突厥、鮮卑族、蒙古族、滿族等等，都是作為游牧民族的代表活躍于歷史舞臺的。同樣我們看到，游牧民族的獨立性終結或逐步被弱化，其游牧文化的競爭力和影響力也被弱化甚至終結。但游牧民族的獨立性及其游牧文化還是完整地遺傳下來。即使受到近現代以來社會制度、人口、工業化等方面巨變而產生的種種侵擾和蠶食，草原文化的生命力仍在延續并將長期存在，游牧文化在草原文化中的主導地位不會被改變。草原文化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將與現代文化一起融合發展。

　　二、草原文化的傳承

　　傳承字面概念是傳授和繼承。草原文化傳承就是把各草原民族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共同創造的一種與草原生態環境相適應的價值觀、審美觀、宗教信仰、道德情操、法律制度、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及軍事等草原文化通過教育、生產、制度措施傳授和繼承下去。草原文化的傳承包括兩方面，一是草原文化本身的傳承，二是草原文化存在基因的傳承，這兩者得以傳承的前提就是草地資源和草原民族的存在。因為離開了草地資源的文化形態就不是草原文化; 而離開了草原民族，就失去了創造草原文化的主體，草原文化就失去了傳承者和草原文化的創新者。而離開了放牧這種草原民族生產生活方式，草原文化就失去了存在基因。根據任繼周先生提出的生態系統耦合理論，2 個或 2 個以上性質相近似的生態系統具有相互親和的趨勢，當條件成熟時它們可以結合成為一個新的、更高一級的結構功能體。這種耦合可以運用到自然或經濟社會中 2 個或 2 個以上具有因果關系的系統[3]。而草原生態系統平衡就具體表現為放牧及放牧單元的存在，即人居—畜群—草地之間的動態平衡得以可持續發展。

　　放牧為草原文化的產生、存在和發展提供了原動力，是草原文化存在基因的載體。放牧的本質含義: 放即是牧民，牧就是牧羊( 家畜) ，放牧即是在草原上牧民牧羊。因此，草原文化的遺傳基因即放牧。而放牧的存在基礎是放牧單元，放牧單元( 即草原放牧系統) 包含三個層次系統: 即草原植物與土地耦合構成的草地系統; 草地和草食動物構成的草畜系統; 草畜與人構成的人草畜系統。在人類介入草地系統之前，草地、畜群各自層次系統在內在能流的驅使下通過自組織過程來保持其生態系統穩定，形成相對穩定的能流、信息流和物質流狀態的超循環，這種超循環同時與其他兩個層次系統的超循環進行能量流動，形成系統組分之間的功能互補，構成新的草原生態系統耦合[3]。放牧單元作為草原生態系統的子系統，其能流模式就是它存在的前提。亦即滿足三者“共生”的能流時空需求。因此，放牧單元的存在必須具備時間和空間維度的特性要求。即放牧單元三個層次的系統耦合必須是空間—時間型的系統耦合[4]。因為，加入人的要素后，草原被賦予了生產性任務，這使得草原生態系統不同層次的系統耦合在空間和時間上難于分割。根據時間維度的不同，草原根據牧草生長季節的差別，將牧區劃分為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牧場。牧民可根據不同的季節在不同的牧場放牧牛羊。轉場就是草原牧民生產生活的一個主要特色。由于干旱、鼠害、過度放牧等自然及人為原因，草原退化、沙化嚴重，隨著對草原自然規律的不斷認識，人們開始制訂科學利用草原的政策制度，逐步恢復草原自然生態平衡，并有計劃地劃區輪牧、改良草原和建立人工飼草飼料基地，使草原生態系統達到一個新的平衡狀態。

　　三個層次系統具體表現為人居—畜群—草地三者之間共生共存的動態平衡關系，其中草地資源是整個系統的核心所在，而畜群則是人類實現草地資源管理的中介。第一是草地系統。草原植物的產生需要與一定條件的光、熱、水、土壤、微量元素等因素耦合構成的草地生態系統。這一系統是天然的自然系統，是隨著地理、大氣環境變化周而復始的自然存在。草地系統的核心是草地資源。在人類干預下，出現草地資源的破壞和恢復以及人工草地。此部分為自然科學研究的內容，不是本研究重點，僅為提示性說明。第二是草地和草食動物構成的草畜系統。即草地資源與草食動物的共生共存系統。草地資源與草食動物的共生共存系統是草地—草食動物構成的牧食系統。這一層次系統是草地—草食動物天然的自然存在，在無人類參與前，這一層次系統在獨立的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的自行運行著。這一層次系統包含由草類植物和土壤耦合構成的草地與草食動物形成的草畜系統。草畜系統是通過各系統的自組織過程來保持生態系統的穩定。放牧存在的前提條件是草地自然資源的存在，而草地自然資源的存在及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通過人與動物即牧民對畜群的合理管理來維護和實現草地自然資源的存在和發展。因此，草食動物即畜群在放牧活動中就發揮了重要的紐帶作用。實踐證明，放牧過程中，牲畜的采食行為促進草地牧草的分蘗，同時，牲畜的糞便排泄，為草地提供了養料，更重要的是在放牧的過程中，通過不斷踩踏實現糞便和草種入土，有利于草地資源的可持續生長和發展。第三是草畜與人構成的人草畜系統。即草地資源、草食動物( 家畜) 與人的共生共存系統。這個層次因人類的參與打破了原有草畜系統，在原有草畜系統之上，增加了人的要素和被馴養的家畜，形成了新的人草畜系統即人居—草地—家畜的共生共存系統。這個系統中，必須同時滿足三者各自的特殊需要，亦即滿足三者“共生共存”的能流時空需求。滿足人居—草地—家畜的共生共存系統各要素因子生存空間的需求，即人居、草地和家畜在同一季節里對應能夠連續滿足人居、家畜都需要的相應的草地、飼料補充場地。牧民會根據長期形成的實踐經驗以及對氣候差異條件和不同草地類型狀況的判斷，決定放牧畜群的類型來實現草地資源優化利用和利益最大化。

　　放牧單元中人即牧民是最為核心、最活躍的因素。因為牧民有認知能力，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能夠通過相互交流、口口相傳積累放牧的經驗和總結草地資源和畜群的自然知識和管理經驗，從而實現對草地資源和畜群發展的科學指導。因此，人即牧民處于草地資源、草食動物( 家畜) 與人的三者共生共存系統中的核心地位，在維系草畜平衡關系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

　　草原牧民們根據所處的自然環境條件的不同選擇了適宜的生產生活方式，實現了自身生存所需的物質資料和發展資料的獲取。為了實現自身生存，牧民們懂得了保護草地資源和環境就是保護自身的生存，因此采取了遵循自然規律，適應自然環境，保護草地資源，從而實現了人與草地、人與畜群、畜群與草地之間的平衡關系，最終實現了人、畜群、草地各自的需求與發展。在長期的游牧過程中，牧民們逐漸由適應草原環境和草原生態自然規律，轉化為認識自然規律、總結規律到掌握規律來促進生產和生活，滿足自身需要。牧民們生產中總結出了如“夏季放山蚊蠅少，秋季放坡草籽飽，冬季放彎風雪小”; 如“冬不吃夏草，夏不吃冬草”[5]，這些生產經驗一方面充分保護不同季節的草地資源，另一方面牧民自身食物的獲得和交易產品的產出及儲備得到合理的分配和安排。通過在放牧中總結的經驗，保護了放牧單元中草地資源的可持續生長和發展，保障了草原文化存在的生產方式即放牧的基礎資源草地資源的存在。在整個放牧過程中，牧民既是放牧及放牧單元的參與者，更重要的是管理者，即遵循自然規律實現自身需求滿足的同時，還要實現放牧單元的各個要素的可持續發展。

　　草原先民最早的生產生活方式就是“逐水草而居”，這里的“逐”是指根據自然規律實現自己的生產生活目的，而最早期的“逐水草”準確地講是牧民自然地跟著牛羊群移動，原因是牛羊群動物的嗅覺天然的具備尋找草地和水源的生物學本能，長期發展下去，就使得牧民在牛羊群的運動和季節變化之間發現了規律，以及草場在季節變化中的規律。在早期游牧的過程中，牧民不斷地總結對草地、畜群和人類自身行為的認識，為草原文化的創造、發展和傳承做出了貢獻。

　　三、我國草原文化傳承的現實問題

　　( 一) 草原畜牧業經濟地位下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尤其是肉蛋奶在人們日常飲食消費結構中的比重越來越高，畜牧業迎來了快速發展的時期。2015 年全國肉類產量達到 8625 萬噸，禽蛋產量 2999. 2 萬噸，牛奶產量 3754. 7 萬噸，肉蛋奶的總產量已經連續 26 年居世界第一。在這一發展的巨大成就里，草地畜牧業雖然也取得了一定發展，但在發展速度和總量結構中，草地畜牧業產值的比重日益下降，農耕區畜牧業發展迅猛其經濟地位不僅取代了草地畜牧業，其產值已經遠遠超過了草地畜牧業。農林牧漁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27. 9% 下降到 2015 年的 9. 2% 。第一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下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而牧業產值占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14. 98% 增加到 2015 年的 27. 81% ，比重增加了12. 83 個百分點，牧業產值達到 2. 978 萬億元，增速在 2007 年達到歷史峰值 33. 44% 后開始下降。我國草原面積約 60 億畝，草原牧區主要分布在內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寧夏、甘肅 6 個省區。2015 年，6 省區的牧業產值僅占全國牧業產值的 4. 31% ，占全國農林牧漁業產值的 1. 2% 。相比農耕區畜牧業，草原畜牧業在全國的經濟地位很低，其作用主要體現在生態價值上。

　　( 二) 傳統農牧結合—種養結合為特色的草原文化格局被改變

　　在一個區域或民族內一旦形成特種文化，這種文化就像宗教一樣對這個區域內的人們具有約束力的規范和價值觀。草原文化就具有這樣的特質。如人們相信鬼魂、神靈，相信來生等。千百年來草原民族創造的草原文化使人們祖祖輩輩信守人畜守恒的規則，敬畏山、敬畏水、敬畏草地、敬畏大自然從而實現了天人合一的平衡狀態。草地資源、草食動物( 家畜) 與人的共生共存系統使草原生態系統及各個子系統都參與循環并維持一個均衡狀態。但從 1949 年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以分散養殖為特征的傳統畜牧業迅速向集約化、工廠化、規模化、產業化轉變，傳統的種養結合方式被打破，現代農業使得種植業生產方式和養殖業生產方式獨立運行，種植業和養殖業被分割開來，最典型的特征是千百年來畜禽糞便始終參與農業循環并成為農業生產中最重要的養料肥力來源被化肥替代了，畜禽糞便反而成了主要污染源。當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產國和消費國。 2015 年化肥施用量達到 6022. 6 萬噸，占到世界總施用量的近 1 /3，單位面積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 7 倍。而另一方面，我國每年畜禽糞便產生量約為 17. 3 × 108 t，畜禽糞便中含有的氮磷分別是 1. 60 × 107 t 和 3. 63 × 106 t，相當于中國同期使用化肥量的 78. 9% 和 57. 4%[6]。但農牧種養結合被分割后，這些數量巨大的畜禽糞便未能通過有效的途徑參與農業養分循環，反而以污染源的形式，對我國水體、土壤、空氣等環境造成了嚴重污染，目前政府不得不投入巨額資金治理這些污染。現代農業、畜牧業專業化的道路，使農牧結合—種養結合這種延續幾千年的牧業文化就此被徹底改變。

　　( 三) 草原景觀格局被破壞

　　數千年來草原的發展及演化，使草原景觀成為草原文化及遺產存在的基礎和條件。嚴密而高效的傳統草地畜牧業生產技術和草地資源管理系統在與更具比較優勢和侵略性的農耕文化競爭中被陵夷、弱化，突出表現在草原傳統畜牧業生產技術和生活方式出現新的變化，且隨著社會發展這些傳統技術和方式大多沒有能夠實現文化傳承及可持續發展利用; 草原承包、舍飼養殖、禁牧還草、草原生態補獎政策被牧民普遍接受，而傳統草畜優良品種傳承和保護處在非常不利的境地; 傳統草地資源管理系統及制度對現代農牧業發展的傳承與引導作用已經不重要了; 與游牧生活息息相關的草原傳統信仰被逐步淡化，且這些信仰對當地民眾的生產和生活影響無足輕重，而與之相關的傳統儀式、傳統節日、民間文學、表演藝術等傳承載體被形式化、格式化; 超載過牧等人為因素是導致草原退化、沙化的重要原因。傳統草原自然系統所維系的生態平衡和景觀自然性、生物多樣性被徹底打破，導致草原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雙重危機。

　　( 四) 草原部分家畜品種資源正在消失

　　家畜品種是草原畜牧業文化及其遺產的典型代表之一。人、家畜和草地是草原文化“三位一體”草地體系不可或缺的主體之一。野生動物被馴化成家畜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草原民族馴化—選擇—淘汰—再馴化—再選擇，使家畜既適應草原生態自然環境，又適應了草原畜牧業生產，這種適應和經歷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生產活動雙向選擇的成果———家畜，是草原文明的標志之一。有關研究資料表明，隨著社會發展和人類需求的增長，人們長期對經濟利益的過分追求導致了單純追求畜禽產品的數量，人為地利用高產品種，舍棄低產品種，輕視對草原傳統禽畜遺傳資源的保護。近 20 年來，中國已有 10 多個畜禽品種絕跡，20 多個品種瀕危，百余個品種數量急劇下降，給草原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造成了嚴重損害。

　　草原家畜品種具有天然的規律性、適應性。家畜既是畜牧業的生產資料，又是產品，需要活性保護，其基因具有很高的價值。但由于草原景觀格局被破壞，游牧的放棄，同時，為了經濟產出，普遍推行的養殖標準化、產業化、工廠化，引入外源家畜，為降低成本而淘汰了產出少、效益低的原生家畜，導致草原牧區的原生家畜品種單一化、模式化，原生家畜原種、原原品種嚴重流失。

　　四、促進我國草原文化傳承和草地資源保護的有效途徑

　　( 一) 深化草地資源管理體制改革

　　1. 恢復并確立原住牧民經營管理保護草原的主體地位

　　建立明晰的草地產權有利于牧民確定草地資源市場價格從而使牧民能夠長期地組建合作經濟組織 ( 如牧民合作社) ，將牧戶承包的草原按不同類型和標準( 如以畝為單位) 制作成“放牧券”，以“放牧券” 為基本單位作為股權入股建立牧民合營或合作社， “放牧券”可以流轉或交易，突破了以牧戶家庭為單位的狹小破碎草場。根據每個合作社單位牧區的山地、坡地、平地合理規劃和設計，建設圍欄、道路、定居點、飲水點、加工流通等多樣的放牧場輪換體系，劃分區域，確定輪牧牧場，推進現代化的劃區輪牧，以此獲得適度規模經營，恢復放牧系統單元的功能，使經營主體———合作社獲得畜牧產品市場談判資格，維護牧民自身利益。同時也明確了自身主體地位，實現長期地保護和管理草地資源，使自身利益長期化、固定化。

　　2. 貫徹落實《草原法》，建立草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

　　千百年來，草原牧民們都是靠天吃飯式的粗放型自然放牧，很少主動地科學地建設草原。《草原法》頒布以來，確立了建設草原、保護草原，生產生態有機結合，生態優先的新方針。一方面抓住當前國際糧食貿易比較成本低的有利時機，在農牧交錯區大力發展牧草產業，培訓牧民發展人工種草、青儲飼料、舍飼育肥、防病防疫，提高養殖效益。另一方面，落實基本草原保護、禁牧休牧、草畜平衡，積極轉變草原畜牧業生產方式，繼續穩定和完善草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強化草原補獎政策，保障牧民政策性收入不降低，加強監測和考核力度，依法治草。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實時修訂《草原法》，參考美國泰勒放牧法的放牧管理法案，規范放牧行為，明確草原放牧管理的主體與責任單位，加大草原保護、生態監測、草原畜產品安全、野生動物管理、扶持與補貼等執法與監督力度; 由草業科學教育與研究單位設計不同區域放牧的工作方案，提供放牧管理的科學依據。

　　參考文獻:

　　[1]喬曉勤. 關于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探討[J]. 內蒙古文物考古， 1992( Z1) : 21 - 25.

　　[2]胥剛，任繼周，韓建民，等. 中國畜牧業文化遺產的區域劃分及其簡要特征[J]. 中國農史，2015( 2) : 131 - 136.

　　[3]任繼周，萬長貴. 系統耦合與荒漠—綠洲草地農業系統: 以祁連山一臨澤剖面為例[J]. 草業學報，1994( 3) : 1 - 8.

　　[4]任繼周，侯扶江，胥剛. 草原文化基因傳承淺論[J]. 中國農史， 2011( 2) : 15 - 19.

　　[5]馬 子 富. 西部開發與多 民族文化[M]. 北 京: 華 夏 出 版社，2003.

　　[6]彭靖. 對我國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的思考[J]. 生態環境學報，2009( 2) : 794 - 798.

　　[7]師尚禮. 草地工作技術指南[M]. 北京: 金盾出版社，2009: 36 - 37.

　　[8]李文華. 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倡議研究[M]. 北京: 科學出版社，20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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