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是一篇財政類論文，主要講述了國財政貨幣政策分析及其調整建議和新改革發展應用措施等等。本文選自：《財政研究》,《財政研究》報道財經理論研究和實踐方面的最新成果與動向，介紹中外財經理論研究的新觀點新知識，讀者為財經部和企事業工作人員、財經理 論工作者和財經院校師生。

　　摘要：就當前而言,我國的貨幣金融政策尚顯偏松,財政政策相對偏緊,這種政策組合不利于控制工業產能的進一步過剩,也不利于擴大國內的消費,因此考慮到情況的變化,我們應該奉行“總體穩健、適度微調”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態不變的情況下,根據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在力度上調整當前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組合。

　　關鍵詞：我國財政,財政貨幣,財政應用,財政論文

　　具體調整建議:

　　一是調整貨幣政策。首先,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調控仍有空間,適當時機還可進一步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并相應提高貸款利率;其次,金融機構應盡快調整資金使用結構,不斷調低投資貸款比例,相應提高消費貸款比例,出臺相關配套政策,積極推進住房抵押貸款、汽車、家電消費貸款、教育貸款、婚喪貸款等,鼓勵居民貸款消費;再次,為了緩解資金流動性過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過金融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拓寬居民投資渠道,減少銀行存差不斷擴大的壓力;另一方面要加快發展多元化的資本市場,比如擴大企業中長期和短期債券發行規模,創新高新技術企業融資渠道,積極發展金融衍生產品,探索和支持民間金融機構的發展等;另外,要鼓勵企業走出去,在支持中國企業擴大對外投資的同時,商業銀行還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財的形式加大投資國際金融市場,以此緩解流動性過剩和因貿易盈余及FDI流入給央行帶來的外匯儲備增長壓力。

　　二是調整財政政策。財政政策應從目前的偏緊(壓縮國債發行規模、壓縮赤字規模)狀態向靈活狀態調整,適當擴大政府的投資和消費。一方面,各級財政應進一步增加用于城鎮低收入人群的貧困救濟支出,進一步擴大救濟覆蓋面,繼續提高他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斷提高政府職員工資水平,并繼續向有利于消費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另一方面,通過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專項基金,推動農民消費。專項基金從三方面籌措:其一,從每年財政增收部分中劃出一定比例(比如財政增收的10%)的資金;其二,每年發行一筆新農村建設專項國債(比如每年500億元);其三,從每年土地出讓金中切出一塊資金來。將這三塊資金捆成一起,組成新農村建設專項基金,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并支持農業、農村生產能力建設,降低農民生存和發展成本,增加他們的收入,以刺激消費。

　　三是國有及控股企業每年要從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財政。近幾年,在企業儲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國有企業存款,這些存款絕大部分來自利潤。目前,在現有體制條件下,許多國有企業的贏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原有財政投資和行業壟斷形成的,這些贏利全部歸企業,明顯地形成了過多的企業儲蓄,為進一步投資創造了源泉。因此,無論是從財政投資回報還是公平性原則看,國有及控股企業每年都應該向財政上交一部分利潤,國家拿這部分利潤用于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以改善城鄉居民的生產生活環境,降低他們的生存和發展成本,提高他們的相對購買能力。 四是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降低城鄉居民預期支出。當前,城鎮居民消費傾向偏低,儲蓄傾向偏高,與我國教育、醫療、養老、失業扶助、貧困救濟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關系,人們緊縮即期消費,為未來儲蓄,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造成的結果。必須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現有各類社會保障制度規定的沖突與掣肘,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該市場化的要繼續堅持市場取向改革,不該市場化的一定要根據公共服務原則進行制度設計,對于影響居民消費的諸多社會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時清理,當前關鍵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衛生醫療、就業扶助、貧困救濟和養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擴大城鄉居民的受益范圍,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五是必須著手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長期問題。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是由長期問題引起的,僅僅靠短期調控是不夠的,還必須著手解決長期問題。眾所周知,我國經濟發展長期以來主要是依靠投資拉動和出口導向實現的,過去我們實行這種倡議是正確的。但是根據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經驗教訓,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如不及時改變這種倡議,必然會給經濟運行帶來許多難以處理的矛盾。因此,要解決投資過熱、產能過剩、資金流動性過剩問題,還必須從長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比如一方面,改革現行財稅制度,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關系,按照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將目前一部分事權向上移交由中央承擔,比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資源管理與環境治理等,同時將一部分財權向下移交地方政府支配,以此降低各級地方政府抓投資、上項目的沖動;另一方面,改變鼓勵出口的政策安排,統一內外資企業的稅收政策,分步驟取消出口退稅政策安排,適度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步伐,適當提高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同時,在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過程中,要建立嚴格的監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監管國際投機資本流入國內,防止惡意炒作人民幣,干擾我國匯率改革的進程。

　　還有,我國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既要規范初次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又要進一步利用稅收、財政轉移支付、捐贈、補貼等再分配手段,調節初次分配階段形成的過大收入差距,最終實現“調高、擴中、提低”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