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進入到90年代以來，美國的國民收入中資本收益已占60%以上，完全用于投機的外匯期貨交易額與美國實際對外貿易額之比已經達到99：1。美圓絕對過剩已是不爭的事實，其幣值高估約70%。在1999年歐元啟動并在今后逐漸成為與美圓抗衡的資本力量的過程中，美圓的貶值和連帶發生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威脅日益迫近。

　　對此本文認為，盡管那些大型金融資本集團明白，他們正在朝發生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單行道上疾駛，但沒有任何壟斷資本、特別是最腐敗的金融壟斷資本，足以明智到愿意主動改變自身與生俱來的追逐超額利潤的本質特征。因此，在世界經濟危機面前中國的決策導向如果失誤，就可能是“我為魚肉，人為刀齟”。我們也有可能象其他東亞國家那樣，由于實物經濟成長確實產生了可供攫取的增量利潤而成為國際金融資本集團在資本過剩壓力下轉嫁危機的對象。這是本文對所謂東亞金融危機動因的理解。

　　中國已經有47年的高增長，改革前27年是中央政府追求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階段，最近20年則主要是地方在中央放權讓利的條件下追求地方工業化的積累階段。二者都屬于大量占用資源的粗放型增長。因此在按照一般工業化的制度經驗、初步完成原始積累形成的高增長之后，如果繼續過去習慣的方式、進一步追求數量型增長，就必然在國內資源稀缺條件下轉向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一體化”，進而受到從發展中國家實物經濟增長中攫取利潤的國際大資本的制約。

　　合理的決策討論應該是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實事求是地轉向追求“可持續發展”。可是，人們在享受高增長的帶來的現代化消費時候，連從數量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還尚且不習慣，更遑論“可持續發展”。

　　由于本文作者曾經早在1988年5月寫的“危機論”中就指出過中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規律，后來在1994年11月發表的“國際金融資本的全球性危機與中國改革”中也分析過今天才出現的國際經濟問題及其本質原因。而且近年來暴露出的問題，確實大部分被我當年的文章不幸而言中，因此現在準備本文不能算太過于唐突。但我實在既不是預言家，也根本不是國際問題專家，甚至對西方經濟學理論都了解甚少。因此，理論家們對本文大可不必介意。

　　一、 真正解決歐美1929-33年大危機的并非“新政”，而是戰爭

　　我們在去年以來的討論中已經越來越明白，這次東亞金融危機是現象，實際上幾乎是亞洲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對發生在歐美1929-33年大危機的一次復制。二者的本質特征相類似，都是傳統制造產業的結構性過剩。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基于如下認識：

　　1、資源貧乏使歐洲在危機壓力下走向戰爭

　　在30年代初的歐洲，當危機爆發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世界資源的分割已經確定，各早期完成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又沒有新的資源可以再拿來作為資本化產生超額利潤的來源，所以制造業的結構性過剩幾乎不可能在同構的、分散的歐洲小國內部緩解(這也與現在東亞其他國家情況類似)。于是德國首先加速向軍事工業轉移，并且必然隨之在這種傳統產業結構并不能產生增量的制約下、要求對世界資源和市場的重新分割。這當然導致從歐洲延伸而成的世界戰爭。

　　2、美國兩個“百日新政”受阻

　　美國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資源大國，因此本來比歐洲小國更有條件通過啟動本國資源向資本轉化形成新的資本增殖收益，并以此改出危機。1933年羅斯福執政后也確實推行了兩個“百日新政”，第一個“百日新政”加強聯邦計劃和政府干預，但由于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而受阻;第二個“百日新政”側重壟斷，但新法在1935年春起不到1年中被最高法院取消了12項之多，其中包括著名的“工業復興法”。羅斯福執政后的3年中，各地已有100多位法官下了1600多道指令禁止實行 “新政” 。其實羅斯福并沒有改變美國的工業結構，而且盡管政府財政融資于公共工程每年使國庫虧空60-70億，國債從1932年的187億增加到1938年的347億，但失業仍然有700萬，全國14%的人口依靠政府救濟。

　　看來，無論歸罪于思路錯誤，還是推諉于操作中阻力太大，羅斯福“新政”作為歷史事實，對美國經濟危機只是在1934-37年的3年間相對緩解。隨之1937年美國經濟再度出現危機，是年10月29日股票爆跌的“黑色星期二”，甚至比1929年股市大崩潰時的跌幅還厲害。隨后，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導致歐洲戰爭的威脅越來越明顯的壓力下，羅斯福的“新政”也就銷聲匿跡了。可見，“新政”并沒有根本解決危機。

　　3、第二次世界大戰給美國的歷史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挽救了這次結構性危機：一是戰爭爆發和戰后重建刺激了工業需求，當時舊有的工業在未改變傳統結構的情況下，確實有了重新增長機會;二是美國在戰爭期間對世界輸出軍火，和戰后對世界援助重建物資的同時，使美圓自然變成世界通用的貿易結算貨幣，并在戰后達到了占國際貨幣總量的約3/4的統治地位。

　　由此，不僅美國的大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可以得到最廉價的資金去進行資本輸出，而且背靠金融壟斷資本的跨國公司也可以進行只賺不賠的國際競爭。因為，只有美國政府可以憑借印刷出來的綠色紙片，與世界任何國家交換資源、產品，甚至政權。

　　說老實話，假如我們也有這種特殊條件，不去促進其他國家開放市場、自由競爭，推行“國際經濟一體化”和“國際經濟大循環”，那就是放棄歷史機遇。而實際上我們沒有這種條件，當然就是不能亦步亦趨，而是只好“走自己的路，讓人家說去吧”。

　　二、戰后美圓資本的壟斷地位變化，必然導致全球性金融危機

　　1、美圓的壟斷地位與追逐泡沫經濟的本質特征

　　美圓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絕對地位使美國成為世界首領，各國以美圓作為儲備和主要結算貨幣對其需求增加，得以讓這種綠色的“紙幣”取代“金本位”制。同時也讓美國有條件不斷增發超過GDP增長比例的貨幣、大幅度提高了以金融為主導的第三產業比重，客觀上造成本來并不產生利潤的金融資本脫離實物經濟、不斷在投機資本壓力下推出新的衍生品交易品種，追逐只有“泡沫經濟”才能提供的超額利潤的本質特征。

　　2、戰后經濟發展與美圓相對過剩

　　然而，歐洲和日本在戰后經濟恢復時期依賴美國的美圓投資，不得不聽任美圓資本攫取超額利潤。但在60-70年代歐洲和日本經濟全面增長之后就不再滿足于美圓獨霸天下。于是有 “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匯率談判，乃至歐洲從追求統一市場到追求統一貨幣。其間，美圓在國際貨幣總量中的份額逐漸降低到3/5。有鑒于此，過剩的美圓資本只能通過不斷發展衍生品交易來保證其對超額利潤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