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時代鄉村振興倡議的實施，為外來資本進入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產業提供了契機。但外來投資對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發展究竟能發揮多大的作用，能否如政府“招商引資”政策宣稱的那樣實現“外來和尚好念經”的效果，是實踐探索和理論分析需要回答的關鍵問題。本文以北京市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為基礎，在控制了生產經營特征、本地鄉村振興程度的情況下，對外來投資者比重同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經營收益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實證分析。主要結果表明，外來投資者比重對村級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經營效益提升有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但若不剝離本地鄉村振興程度的疊加影響，外來投資者比重的作用將被高估，并且該促進作用與區域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發展水平呈負相關關系。這些結論將為進一步發展和繁榮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提供有益的政策啟示。

　　關鍵詞：外來投資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經營收益鄉村振興

　　一、引言

　　近年來，在實施鄉村振興倡議的大背景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①快速發展，并逐步成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代表性產業。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的《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年度報告（2017年）》顯示，2017年全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營業收入超過了6200億元，年接待游客22億人次，從事休閑農業的人員已經達到900萬人，帶動了700萬農民從中受益。可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對于加快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生態美麗鄉村和促進農民就業創收均發揮著重要作用（胡鞍鋼、王蔚，2017）。進一步的經驗研究還表明，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的發展對第一、第三產業轉型升級具有積極的“牽動”和“促動”效應（寧澤群，2014；袁中許，2013）；對于農戶的非農收入增加（HwangandLee，2015）、農民脫貧和可持續生計發展（王彩彩，2018；史玉丁、李建軍，2018），以及緩解城鄉經濟不平衡（Liuetal.，2017）等多個方面均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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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論分析

　　學界關于外來投資在各行業發展中所發揮作用的相關研究較為豐富，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開梳理。這里重點對外來投資與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文獻綜述，并提出本文擬驗證的假說。

　　三、數據來源與指標解釋

　　（一）數據來源本文實證分析

　　所用數據主要來自北京市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以下簡稱“三農普”）的村級數據。之所以選擇北京市作為分析對象，理由有以下三點。一是北京作為首都和一線特大型城市，具備良好的自然資源條件和政策環境支撐，也是最早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的城市之一，而正如前文所述該產業目前面臨的挑戰也較為突出。二是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產業是北京市都市型現代農業的重要支柱，故北京市“三農普”在全國普查問卷基礎上專門設置了“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調查表，這為本研究提供了數據基礎。三是已有研究對北京市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發展內在機制的實證研究還較為薄弱。僅有少數學者或從“需求側”角度討論過京郊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在低碳經濟發展和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發展的影響因素（例如范子文，2014；何忠偉等，2015），或從“供給側”角度分析了經營者決策邏輯和產業融合問題（例如王琪延、徐玲，2013；鐘真等，2015），但針對外來投資同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經營收益關系還缺乏深入的定量分析。此外，從經營戶的層面看，資本作為投入要素，它是何種來源對于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的生產經營過程的影響差異并不明顯；但從區域層面看，由于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產業的集聚效應和不同投資者在要素共用、客源互通、資源共享、風險分擔方面的協同作用，外來投資將出現不同程度的溢出效應（楊慧蓮等，2017；羅慶、李小建，2010）；為此，本文選擇村級數據是較為合適的。經過梳理，本文所用數據一共涉及北京市非城區的2950個村級單位。

　　（二）指標選擇與描述分析

　　1.被解釋變量：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經營收益。本文選取樣本村2016年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產業經營收入合計作為被解釋變量，衡量村莊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產業發展水平。之所以不用利潤來衡量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經營收入是反映經營效益最為直接的指標，二是北京市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依然以農戶自主經營為主，實際上經營支出往往與農戶的個人支出、家庭支出混同，故從統計口徑來說，經營利潤并不能有效衡量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的經營效益。樣本數據顯示，2016年全市平均村級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收益為452.09萬元，但約有42%的樣本村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年收益在50萬元以下，超過75%的樣本村在300萬元以下（見圖2）。

　　2.解釋變量：村莊外來投資者比重。本文重點是在區域層面考察“外來和尚是否好念經”，故主要關注村莊范圍內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經營者的地域屬性及其構成。為此，本文選擇樣本村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經營者中非京籍的占比來衡量，而不是村莊非京籍經營者的投資規模或其比重。主要理由是，一方面北京市“三農普”數據并沒有提供2016年當年的投資規模；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資本本身是“中立”的，作為投入要素而言，投資規模大小并不能直接反映投資者身份及其在村莊中的構成。從樣本村的數據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點（或項目）有73.90%由本鄉鎮人投資經營，鄉（鎮）外（北京）市內人經營的占比為5.73%，由市外及國際、港澳臺人投資經營的占比為20.37%（見圖3）。進一步地，考慮到近年來北京市城鄉一體化深入推進和各區縣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產業的協調融合發展，使得鄉外市內投資者的“外來屬性”相對較小，故而本文以市為界將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經營者劃分為京內投資者與京外投資者兩類。從經營效益上看，無論是從年平均經營收入還是成本利潤率來看，京外投資者的經營表現均優于京內投資者；這初步說明外來投資與經營收益很可能呈現正相關關系（見圖4）。

　　參考文獻

　　1.蔡克信、楊紅、馬作珍莫，2018：《鄉村旅游：實現鄉村振興倡議的一種路徑選擇》，《農村經濟》第9期。

　　2.蔡靈莎、杜曉君、史艷華、齊朝順，2015：《外來者劣勢、組織學習與對外直接投資績效研究》，《管理科學》第4期。

　　3.陳錫文，2012：《把握農村經濟結構、農業經營形式和農村社會形態變遷的脈搏》，《開放時代》第3期。

　　4.樊志勇、沈左源，2018：《以供給側改革打造鄉村旅游升級版》，《人民論壇》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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