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開放40余年，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遍布全國，其社會融入問題成為民族工作的重要關注點?‍‌‍?‍‌‍‌‍?‍?‍‌‍?‍‌‍?‍?‍‌‍?‍‌??‍?‍?‍‌‍?‍?‍?‍‌‍‌‍‌‍‌‍?‍‌‍?‍???‍?‍?‍?‍?‍?‍?‍‌‍?‍‌‍?‍‌‍‌‍‌‍?。社會融入是一個過程，不同時期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特點不同，遭遇的困難各異。近年來，湖北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分布格局、交往合作、族際通婚、回饋社會等方面表現出良好的融入狀態。新時代，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在行業競爭、合同糾紛、生活方式等方面仍存在困難，政府相關部門應根據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入需求的變化調整工作方式方法，幫助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融入到新的社會生活中。

　　關鍵詞：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入

　　流動是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征，流動激發活力、創造價值。人口在流動中創造價值，參與財富分配，共享社會發展。流動是當代中國繁榮發展的重要密碼。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中國進入人口流動最活躍的時期。少數民族群眾是流動大軍的重要組成，并呈現出人口規?？焖僭鲩L、流動參與率快速提升的特點。改革開放40年來，少數民族的空間分布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少數民族人口的城鄉結構發生變化，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現象日益明顯，少數民族的社會融入呈現新的特點。本文通過研究湖北省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分析新時代少數民族社會融入的特點和困難，并提出了對策建議。

　　一、湖北省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基本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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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流動人口總量在2015、2016年連續兩年下降，戶籍制度的改革幫助部分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實現落戶成為新市民。湖北省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數量穩中有增，但落地入籍的很少。

　　“隨著中部崛起，武漢城市群的發展，湖北省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以及承接產業轉移規模的擴大，湖北省流動人口規模持續增長。”[1]以武漢為例，《2016中國城市人口流動排名》中，“武漢在人口流入城市中位列第二，僅次于深圳，其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就超過15萬，高峰期，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達20余萬人。2015年，宜昌少數民族流動人口1萬多，2018年宜昌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增加到3萬多。”[2]為吸引流動人口落戶，湖北省放寬落戶條件，部分少數民族成為湖北省新市民，但西部少數民族尤其是維吾爾族、回族、藏族落戶的較少。調查組在調研中僅發現一例，在恩施經商的一個維吾爾族家庭，家中6人有5人落戶恩施。在鄂的西部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呈現“候鳥式”遷徙的特點，流入而不遷移。

　　（二）文化水平低，國家通用語言能力差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以農牧民為主體，接受學校教育的時間短。據相關學者的研究，武漢市“維吾爾族農民工大部分為中小學文化程度，文化程度以小學、初中為主，所占比例為91.4％，大學?？莆幕潭鹊闹徽?.2％，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5年。”[3]111“這是湖北中心城市的情況，非中心城市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文化程度更低。宜昌、襄陽的維吾爾族務工人員中無人接受過大學教育，“恩施的維吾爾族務工經商人員，接受學校教育時間短，只有一位接受過初中教育，其他均未完成小學教育，他們的維吾爾語能說不會寫，漢語基本不會。”[2]

　　二、湖北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

　　下面從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分布格局、交往合作、對流入地的認可、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學習、族際通婚、回饋社會等方面呈現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湖北的社會融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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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民族分布格局是民族關系在區域空間上的投射，并影響著族際之間的社會互動和交往的廣度與深度。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進城務工，最初以群租的方式居留，抱團取暖；隨著人數的增加，對城市了解加深，居住方式、居住地點發生改變，由在中心城區集中居住逐漸向遠城區擴散。民族成員分散居住的方式打破了民族的邊界,使各民族有了接觸交往的機會，在互動中加深了解、增進感情。“2000年，武漢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7個中心城區，相對集中”，[5]2010年，武漢“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全市16個區均有分布，7個中心城市分布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比例由90％下降為76％。”[5]由于大城市的城市輻射面廣、吸納流動人口的容量大，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數量多，人口擴散分布格局的出現比中小城市早，現在，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已流入湖北省各中小城市，甚至在許多偏遠的縣城如五峰、當陽、興山、遠安已有西部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經商。

　　湖北省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分布呈擴散趨勢，流向中心城市的比例開始下降，流向非中心城市的比例上升，由在中心城區集中居住逐漸向遠城區擴散。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分布在全省也呈現擴散趨勢，在中小城市也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流入。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在居住格局上實現了“空間融合”。

　?。ǘ┳咫H交往與合作深化

　　少數民族流動人員來湖北就業創業，豐富了湖北的文化生活，也為當地創造了就業崗位，形成了多民族共同的事業,如新疆燒烤，將維吾爾族、回族、土家族、漢族等群眾融入生產的各個環節：燒烤所需的牛羊肉來自河南、甘肅的回族，新鮮蔬菜來自當地的漢族、土家族，燒烤所需木炭由當地漢族提供，烤串主要由當地漢族群眾串，烤的環節由維吾爾族完成。在共同生產中，各民族成為伙伴，合作共贏。由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所從事的行業面狹窄，各族群眾在社會生產生活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有限。

　　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困境的特征

　　為研究湖北省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入遭遇的困難，調查組調研了襄陽市“涉及少數民族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簡稱“民調會”)，分析了相關案例。民調會面向襄陽市全體少數民族群眾，涉及襄陽市世居少數民族的糾紛也在其中，且比例較大。涉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矛盾糾紛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困難的直接反映，對民族關系產生重大影響。調查組在統計分析涉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案例時發現，近年來，涉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矛盾糾紛和案件出現了兩個特點：一是內容有階段性的變化；二是數量逐年減少，反映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狀態和特征。

　?。ㄒ唬┎煌瑫r期社會融入困難不同

　　隨著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深度與廣大的增加，其遭遇的困難也不同。“1996年以來矛盾糾紛案件主要集中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與城市管理部門的矛盾，2009年左右，轉變為因經濟糾紛、搶占經營門店而產生的內部利益糾紛”，[5]2016年以后，少數民族流動人員的城市適應與融入成為主要內容。城市規模和級別越小，這種階段性變化的滯后性特點越明顯。上世紀90年代，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在城市的經營活動以街頭擺攤設點為主。這種經營方式阻礙交通、污染環境，一度成為市民投訴的熱點和城市管理的難題。在創建文明衛生城市的背景下，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基本實現了進店經營。由于城市商業空間有限，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就業的同質化導致競爭激烈，內部利益糾紛突出，各種行業協會應運而生，行規的制定使內部糾紛得到解決;新時代，城市融入成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主要問題，與之相關的交通事故、行業競爭、合同糾紛等出現頻率高。這些糾紛屬民事糾紛、經濟糾紛，但一旦處置不當，就極有可能演變成民族糾紛，甚至群體性事件，成為影響民族關系的敏感問題，相關部門對此高度緊張。

　　（二）社會融入困難逐年減少

　　2013年“民調會”成立，初期調解糾紛最多，一年有70多件，后來逐年減少，2016年調解48件，2017年調解40件，2018年調節20多件，這些糾紛涉及財產分割、勞動合同、經營合同、交通事故、醫療事故、行政復議等方面的司法調解和司法救助工作。

　　調查組隨機抽取了2015－2017年涉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31件案例進行分析。糾紛涉及面廣，除了合同和用工，治安、交通、城管、喪葬等方面都出現了糾紛，其中與城市管理部門的糾紛最為突出；近年來，湖北省藏族流動人口趨少，涉藏糾紛也減少；涉及回族的糾紛不多，但是面比較廣，除了喪葬，治安、交通、合同、用工、城管糾紛都存在。隨著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在襄陽市的增多，摩擦糾紛也增多，尤其是與城市管理部門的糾紛。湖北省各地城市都在創建文明衛生城市，維吾爾族擺攤經營的習慣與城市禁止擺攤設點的規定相沖突，所以一定時期內維吾爾族流動商販與城管的糾紛突出。為解決這類糾紛，各地城市管理部門幫助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解決租房難、辦證難問題，湖北省每年還安排財政專項資金扶持清真“三食”的發展。少數民族流動商販與各部門的工作人員加深了了解，化解了誤會，增進了感情。對持續占道經營的違法行為依法打擊、平等執法得到各族群眾的認可。2018年，襄陽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已全部實現入店經營，少數民族流動人員擺攤設點、占道經營的問題得到徹底解決，治安、交通問題將成為重點問題。

　　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認為，社會沖突有“安全閥”的作用，卷入沖突的各方通過理性分析，反思和重新組織自己的行為，表達自己的利益和目標，通過討價還價，達成妥協。隨著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與內地群眾接觸交往深度與廣度的增加，各領域的磨合、碰撞持續增多，這一過程既提高了各民族間的協作聯合，又提高了社會系統的協調彈性，促進了社會整合。

　　四、對策建議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是構建和諧民族關系的關鍵，政府要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創造條件。不同時期，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遇到的困難不同，需求也不同，需求的變化反映少數民族流動的社會融入的水平。2000年前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最大需求是清真飲食、子女入學；十年后，醫療保障、門店租賃等成為最大需求；新時代，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需求更加多元化，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深度和廣度不斷增強。

　　近年來，湖北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清真飲食、子女入學、醫療保障、門店租賃等方面的困難得到了解決，民族關系進一步改善。政府相關部門應根據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入需求的變化調整工作方式方法，幫助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融入到新的社會生活中。

　?。ㄒ唬┩晟泼褡鍒F結進步宣傳教育機制

　　近年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與城市居民的交往加深，增進了感情，但是“三股勢力”所制造的民族隔閡、民族歧視的影響依然存在，加上不同生活方式的碰撞，在日常生活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與當地居民難免出現摩擦，必須完善民族團結進步宣傳教育機制。首先充分利用各種媒介，加強民族知識宣傳，尤其是新興媒介，滿足不同受眾的需求；加強輿論引導，創作一系經典作品，鮮活反映民族團結一家親的狀態，消除民族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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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從鄉村進入城鎮，從鄉村自由文化社會進入城鎮契約文化社會，必然經歷一個文化碰撞階段。尊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文化習慣、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的同時，幫助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順利過渡文化碰撞時期。社區在開展社區居民日常生活教育時，邀請少數民族流動人員參與學習公共規則，培養契約精神，適應城市的現代生活方式?‍‌‍?‍‌‍‌‍?‍?‍‌‍?‍‌‍?‍?‍‌‍?‍‌??‍?‍?‍‌‍?‍?‍?‍‌‍‌‍‌‍‌‍?‍‌‍?‍???‍?‍?‍?‍?‍?‍?‍‌‍?‍‌‍?‍‌‍‌‍‌‍?。

　　注 釋：

　　[2] 黃麗、徐烈鵬：《湖北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就業創業調查》，《三峽論壇》，2019年第3期。

　　[3] 李吉和、馬冬梅：《流動、調試與融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調查》，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6年。

　　[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信息報》，2018年4月28日。

　　作者袁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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