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0年，原本被認為是城市治理“頑疾”的“地攤”重回大眾視野并引發諸多爭議?‍‌‍?‍‌‍‌‍?‍?‍‌‍?‍‌‍?‍?‍‌‍?‍‌??‍?‍?‍‌‍?‍?‍?‍‌‍‌‍‌‍‌‍?‍‌‍?‍???‍?‍?‍?‍?‍?‍?‍‌‍?‍‌‍?‍‌‍‌‍‌‍?。本文認為，“地攤”既不能盲目跟風，一哄而起；也不能因噎廢食，一哄而散?‍‌‍?‍‌‍‌‍?‍?‍‌‍?‍‌‍?‍?‍‌‍?‍‌??‍?‍?‍‌‍?‍?‍?‍‌‍‌‍‌‍‌‍?‍‌‍?‍???‍?‍?‍?‍?‍?‍?‍‌‍?‍‌‍?‍‌‍‌‍‌‍?。要充分考慮自身城市定位，找準城市的公共空間、市民的便利空間和攤販的生存空間之間的平衡點，努力做好綜合防護工作，消除城市基層治理盲點；要完善相關頂層設計，創新城市基層治理方式方法，明確城市基層治理標準；要在城市基層治理精細化方面下功夫，切實提升城市基層治理規范化、科學化、人性化水平，使“地攤”真正成為最美的人間煙火?‍‌‍?‍‌‍‌‍?‍?‍‌‍?‍‌‍?‍?‍‌‍?‍‌??‍?‍?‍‌‍?‍?‍?‍‌‍‌‍‌‍‌‍?‍‌‍?‍???‍?‍?‍?‍?‍?‍?‍‌‍?‍‌‍?‍‌‍‌‍‌‍?。

　　關 鍵 詞：“地攤”；城市基層治理；以人民為中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2020年，從地方政府出臺鼓勵“地攤”的城市管理新規到全國人大代表提案，從政府工作報告首肯到文明城市創建指標的調整，從總理兩會答記者問到基層調研打“call”，“地攤”這一城市化進程中一度被廣為詬病并予以嚴厲取締的經濟形式，忽如一夜春風來，遍地“開花”。對于“地攤”這一早已廣為人知的“新鮮”經濟形式該如何認識和應對，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話題。

　　一、“地攤”之爭——放開抑或取締

　　2020年3月，成都率先放開“地攤”，解決了10萬人的就業問題，對此李克強總理在全國兩會答記者問時予以了充分肯定。2020年4月，習近平同志在陜西考察時指出要做好“重點群體就業工作，多渠道促進就業創業。”［1］2020年6月1日，李克強總理在山東考察時再次明確表態：“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和‘高大上’一樣，是中國的生機。”［2］目前，我國很多地區已經陸續放開“地攤”，“地攤”甚至成為霸屏的網紅詞匯，百度搜索量同比暴漲。然而，2020年6月初，部分城市緊急叫停“地攤”，《北京日報》發文《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央視網則發文《“地攤經濟”不能一哄而起》。

　　“地攤”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一種市井式經濟形式。在我國，《木蘭辭》中就有對南北朝坊間交易的描述：“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傳世名畫《清明上河圖》見證了宋朝“地攤”的盛況；近期熱播的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和《清平樂》則從宏大場景布局方面分別展示了“地攤”在唐代“坊市分離”和宋代“坊市合一”的發展狀況。放眼全球，歐洲的各類跳蚤市場、泰國清邁的夜市、新加坡的鄰里中心都是當地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甚至成為當地旅游的城市名片。

　　“地攤”具有投資少、門檻低、試錯成本小、見效快等優勢。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計劃經濟逐步放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風起云涌之時，一些人正是通過“練攤”取得了第一桶金，開啟了私營經濟發展之路，既為經濟繁榮積蓄了蓬勃力量，也促進了以就業為形式的大民生。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地攤”經營中存在的“臟亂差”現象與城市公共空間發展、打造干凈整潔城市環境及文明城市創建的要求實難匹配。由此，在全國范圍內開始大力整肅“地攤”，其間多次出現暴力執法與抗法事件，這也使得“地攤”成為城市基層治理中的“頑疾”。

　　此番“地攤”火熱復蘇的直接原因與我國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穩就業、保民生、促生產”的實際需求息息相關，是政府一切從實際出發、以人民為中心的善政之舉。需要注意的是，“地攤”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實際情況和發展定位，對于地攤是否應該發展、應該如何發展，要因地制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對于北上廣這類城市發展規劃趨于完善、城市環境容載量趨于飽和的特大型城市一旦放開“地攤”，城市多年積累的精細化管理成效就會功虧一簣。［3］當然，不“一哄而上”確是明智之舉，但也不能因不適合某些城市就“一哄而散”，這無異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筆者認為，一些地區有適合“地攤”的產業集群，城市環境容量亦有較大空間，“地攤”在挖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潛力、復蘇經濟中動力強勁。在這類地區，就應為“地攤”松綁，有效釋放其活力，帶動民生恢復。而且，這一舉措不應僅是地方行政管理中謀求經濟社會發展的權宜之計，還要將“地攤”植根于當地生產生活中，使其成為暢通城市發展“毛細血管”的重要助推器。

　　2000年以后特別是2008年推行“全國文明城市”創建以來，各地政府相關管理部門紛紛取締“地攤”，近期一些城市本已允許擺攤又緊急叫停，充分說明“地攤”作為一種傳統的、組織規劃形式較為松散的經濟形式確實存在污染環境、堵塞交通、假冒偽劣、食品安全事故等隱患。2015年12月20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做好城市工作，要順應城市工作新形勢、改革發展新要求、人民群眾新期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人民城市為人民。這是我們做好城市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4］其實，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角度來看，文明城市的創建是為了市民有更加美好的生活體驗，“地攤”是為了保民生，二者并不相悖。2020年，中央文明辦已明確發文在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以推動文明城市創建在恢復經濟社會秩序、滿足群眾生活需要的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作用。［4］這是否意味著“地攤”就可以無序、野蠻生長，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既不是人民群眾需要的煙火氣，也與現代化文明城市的理念不相符。“地攤”應摒棄“臟亂差”現象，在構建文明城市的基礎上回歸?；貧w需要治理，以往城市基層治理中的暴力執法與抗法亂象并非“地攤”的原罪，問題的關鍵也不在于長期支持、一時之需或立馬取締，而在于城市基層治理應跟上城市化進程的步伐，更加精細化、人性化。這既是城市基層治理未來的發展方向，也是衡量城市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重要考題。

　　二、城市基層治理的綜合考題——“地攤”回歸

　　現實生活中那些對“地攤”持否定意見的人，其反感的并不是“地攤”帶來的物美價廉、生活便利，而是出于對可能的負面日常生活秩序成本的擔憂。如何在城市的公共空間、市民的便利空間和攤販的生存空間之間尋找到平衡點，讓“地攤”在城市基層治理的軌道上良性運行，是對城市管理者智慧和治理能力的大考。

　　“地攤”綜合防護難度大、固有頑疾多，對于城市基層治理極具挑戰性。一方面，2020年，我國本著對全國乃至全世界人民生命健康負責、對全球衛生事業負責的態度，在采取果斷有力措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時，積極對世界其他國家展開援助，體現了共同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和負責任大國的擔當。隨著我國疫情防控工作進入常態化，“地攤”重又成為城市基層治理中的焦點和難點。“地攤”人流量大、人員復雜、人員可控水平低、易出現扎堆聚集情況，一旦發現確診病例，流調、隔離難度巨大。如何構筑城市基層治理安全觀、把人民的生命安全落到實處、把“地攤”的風險降到最低，是需要引起管理者高度重視的問題。另一方面，長期以來，占道經營，阻塞交通、污染環境、噪音擾民、假冒偽劣、消防及食品衛生安全事故、社會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偶有發生等一系列的城市基層治理問題使得“地攤”成為“臟亂差”的代名詞。而且，各地區城市基層治理中在“地攤”攤位設置上多采取流動形式，由于攤點多且流動性強，很難形成持續、有效的監管，因此“地攤”常常處于“風口浪尖”，成為被嚴厲整治的對象。

　　如果能夠找準城市基層治理與民生發展的平衡點，妥善處理各種內在沖突，“地攤”就能產生有益的聯動效應，進而轉化為帶動整體經濟持續發展、社會長足進步、人民生活幸福美滿的城市基層治理“新引擎”。首先，“地攤”與城市發展的“低碳經濟”環保目標不謀而合。“地攤”通常設在人流密集、交通便利的商業區或居民生活區附近，人們不用舟車勞頓地前往大型商場、購物中心或者通過網購即可購買到一些日用商品，不僅快捷方便，還能減少汽車使用頻率及網購快遞包裝數量以降低環境污染的風險，這對于市民轉變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培養低碳理念和行為習慣都大有裨益。其次，“地攤”與城市發展的包容性、公平性理念不謀而合。城市之大，不在于大廈林立、車水馬龍，而在于審慎包容、充滿公平，這才是一座城市文明度的真正體現。如今，網絡直播賣貨已成為新生代商業從業者的自救利器，但還有部分城鄉低保人員、殘障者、外來務工人員、下崗失業人員、失地農民等受年齡偏大、受教育程度偏低、缺少特長等因素影響無法享受到互聯網經濟的紅利?‍‌‍?‍‌‍‌‍?‍?‍‌‍?‍‌‍?‍?‍‌‍?‍‌??‍?‍?‍‌‍?‍?‍?‍‌‍‌‍‌‍‌‍?‍‌‍?‍???‍?‍?‍?‍?‍?‍?‍‌‍?‍‌‍?‍‌‍‌‍‌‍?。這些弱勢群體通常生活較為貧困，缺少投資成本，一個“地攤”也許背后就是一家人的生計、尊嚴和獲得感。若城市發展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允許多種不同層次經濟成分存在，相互之間有益補充，“大眾創業”的目標就能更接地氣。因此，應保留“地攤經濟”，給底層民眾一點溫暖。［6］最后，“地攤”與城市發展精細化統籌公共空間的要求不謀而合。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對城市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基層治理不僅要注重智慧化、規范化，更要注重精細化，以體現人性化及歸屬感。從城市公共空間治理的角度來看，“地攤”是對城市有限公共空間更為精細化的利用，是對城市空間日常功能更為精細化的填補，是對城市公共空間中閑置價值的有效激活。通過精細化的城市基層治理將微觀民愿、宏觀民生與創建文明城市的大情懷有機融合起來，既能體現一個城市的溫度，也能有效激發“地攤”的活力。

　　長期以來，部分城市對“地攤”這種歷史悠久的城市邊緣經濟形式嚴管有余，兌現服務、柔性執法不足，其中累積了不少問題和治理難題。李克強總理在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指出，我看到有些城市，街邊到處是小店，賣什么都有，不僅群眾生活便利，整個城市也充滿活力；但有的城市規劃、管理觀念存在偏差，一味追求“環境整潔”，犧牲了許多小商鋪，這樣的城市其實是一座毫無活力的“死城”。政府必須要提高規劃、管理的能力，決不能光圖省事，一禁了之。［7］可見，“地攤”健康發展的關鍵還在管理，不能讓管理方面的某些顧慮拖住保民生的步子。只有正確對待“地攤”這一經濟形式，于危機中尋找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立足實際、因地制宜、正視難題、化解痛點，革新理念、調整方法，提高城市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才能有效應對“地攤”回歸的大考。

　　三、“地攤”的回歸之路——城市基層治理規范化、科學化、人性化

　　“地攤”的回歸既不能“一刀切”，也不能走回頭路，而應是經濟活力和管理效能“雙在線”。唯有如此，才能打消人民群眾對于“地攤”未來命運的擔憂，真正發揮“地攤”的生機活力。未來，應在城市基層治理規范化、科學化、人性化上下功夫，答好“地攤”回歸這道綜合考題。

　　第一，強化綜合防護工作，嚴控“地攤”治理紅線。在組織領導上，成立常態化綜合防護指揮小組，選任常態化綜合防護專門管理人員，責任層層分解、到崗到人；制定“地攤”治理方案及突發情況應急預案，明晰綜合防護要點；構建多部門聯動及人員自控管理機制，設置常態化綜合防護管理區域，加強對“地攤”經營者的常態化監管。在宣傳動員上，通過現場講解、電子滾屏字幕、宣傳手冊、宣傳展板等多種形式切實做好疫情防控、傳染病防控相關法規政策、知識的宣傳工作，增強市民疫情防控意識，進而積極配合防疫工作。在場地管理上，劃定具體區域分區域經營，嚴格把控攤位及攤販數量、攤位間隔距離，“地攤”經營區域出入口和應急疏散通道要暢通，各類消防設施要精準到位，經營場所要整潔、通風，衛生區域、公共區域、攤位設施設備區域要定時消毒，垃圾要分類存放并及時清理。在人員管理上，“地攤”經營者要提供健康證件，體溫異常者要及時上報并自覺歇業，主動到醫療機構發熱門診就醫。相關管理部門要及時跟進體溫異常者檢查就醫情況，做到及時發現、快速處置、精準管控、避免恐慌、有效救治。在產品管理上，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建立“地攤”銷售商品溯源機制，對不宜銷售產品要明令禁止；生鮮類食品要把好食品檢驗檢疫安全關，相關部門要及時公示檢驗檢疫結果，有效引導“地攤”經營。

　　第二，堅持正確思維方向，明確“地攤”標準。“地攤”回歸要把握兩個思維，即市場思維和法治思維。就市場思維而言，曾有媒體報道某地城管主動打電話邀請“地攤”經營者出攤，還有媒體報道某地城管部門設置了發展“地攤”的指標，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地方政府希望通過“地攤”發展經濟、增加就業的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是文明城市重視民生的善舉，體現了城市基層治理與民生民心的同頻互動。但需注意的是，“地攤”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其擺攤行為應符合市場本身的運行規律，城管邀請、指標攤派實際上還是行政力量對市場的干預。未來，政府相關部門應更多充當“服務員”角色，幫助攤販解決“地攤”經營中“最后一公里”的問題，從而讓“地攤”釋放自身活力，真正回歸市場。就法治思維而言，要保證“地攤”在法律軌道上健康運行，塑造良好營商環境。為“地攤”松綁，并不意味著“地攤”可以肆意妄為，成為法外之地。對于存在經營安全隱患、違反公平誠實信用的不當競爭，出售假冒偽劣商品、不服從管理規定、欺行霸市、哄抬物價、擾亂經營秩序的“攤霸”等違法行為，政府相關部門在文明執法的同時要敢于“亮劍”，嚴厲整治；要完善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地攤”經營管理規定，引導“地攤”經營者增強安全經營、誠信經營、守法經營，弘揚城市文明新風的意識，確保“地攤”嚴守法律底線，依法依規規范經營，避免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等逆淘汰行為。新型政商關系，概括起來說就是“親”“清”兩個字。［8］“地攤”雖是微型經濟業態，同樣涉及政商關系。政府相關部門在對“地攤”進行管理時要注意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好“親”與“清”：“親”，在法律和各類政策允許范圍內要靠前服務、積極作為，幫助“地攤”解決實際困難；“清”，與“地攤”的關系要清白，避免權力尋租。

　　【參考文獻】

　?。?］習近平：扎實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 奮力譜寫陜西新時代追趕超越新篇章［N］．人民日報，2020－04－24（01）．

　?。?］李克強稱贊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人間的煙火，是中國的生機［EB／0L］．中國政府網

　?。?］央視評論：“地攤經濟”不能一哄而起［EB／OL］．騰訊網

　　作者喬瑞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