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經濟常態下的中國，經濟由高速發展轉為高質量發展的階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已是重中之重，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示，要持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然而新常態下的經濟體系變革一定會存在阻礙，這就要求我們要把經濟發展的著力點和重心放在實體經濟的發展中，將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作為主體使我國經濟的質量優勢顯著提升。本文通過研究我國目前所處的經濟大環境，并且結合山西省發展的實際情況，以供給側改革理論和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依托，分析作為經濟發展中核心增長力的金融對我國供給側結構改革所起的作用，通過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驗證猜測并根據數據來對之后的改革提出相應的建議。

　　關鍵字：供給側結構改革;金融

　　供給側結構改革是我國首創性的提出并且要付諸實踐的偉大創舉，相對于需求側有投資、消費、出口，供給側主要涉及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資源、人力和技術等。供給側改革是一種尋求經濟增長新動力的全新思路，主要強調通過提高社會需求來促進經濟增長。相對于需求側拉動需求便需要“刺激政策”—財政和貨幣政策，供給側認為可以自動調節使實際產出回歸潛在產出，拉動經濟增長需要提高生產能力即全要素生產率。主要政策手段包括簡政放權、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國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創新能力、企業激勵等。

　　當前綜合來看五大任務(三去一降一補)取得的初步進展帶來了生產和需求領域的成果帶來了生產需求領域的積極變化增多，市場預期明顯改善，投資保持平穩增長，企業效益持續好轉等積極因素，具體表現為鋼鐵煤炭去產能任務提前完成、商品房待售面積持續下降、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有所回落、中央預算內投資向扶貧、基建、產業升級等領域傾斜，為接下來的相關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新常態經濟大背景下，供給側結構改革面臨著很多挑戰，改革的方向、對市場的影響以及對金融穩定性的沖擊，而這就要求我們在改革的進程中要謹防個體風險演化成全國性風險，非系統風險上升為系統性風險，要保證我們改革的方向不能變、做好各政策的配套設施、控制好金融穩定的波動區間。

　　推進改革的方法根本上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但同時也要結合政府合適的宏觀調控，具體為增強經濟領域簡政放權的力度并且要大力向小微企業、服務業傾斜、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民生方面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努力推進困難群體就業創業、加強配套設施建設;農業方面提高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工業方面推動制造業重工業向中高端邁進等。

　　本文重點研究金融對山西省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問題，其中運用了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基本原理。基本形式為：Y=A(t)L^αK^β ，Y是工業總產值，At為綜合技術水平，L是投入勞動力數，K是投入的資本，α是勞動力產出的彈性系數，β是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μ是隨機干擾的影響,μ≤1。若α+β>1，規模報酬遞增，政策效果好;α+β<1，規模報酬遞減，政策反效果;α+β=1，規模報酬不變，政策無效果。 此生產函數在數據研究及查找中給了我們很大的借鑒效果，且其基本原理可以充分應用在本文的研究中。金融作為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對于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本文重點研究對資本、勞動力、技術的影響。我們通過對金融業貸款余額作為自變量，研究其對于科技指標代表R&D經費、勞動力指標代表從業人數、資本積累指標代表固定資產投資額為因變量的影響程度的金融數量分析，取對數將原始數據轉化，使得數據之間的關系更能體現其所代表的實際變量的關系，并對數字做了一階協整檢驗得出了數據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最后將數據做相應的格蘭杰因果檢驗，我們得出以下結果：1、金融的發展對科技進步支持顯著。2、金融的發展對勞動力的增長支持顯著。3、金融的發展對資本的積累支持顯著。

　　那么如何使金融持續支持山西省供給側結構改革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繼續優化金融行業的產業結構，增強金融行業自身的安全性、穩定性。在產業結構升級的大潮中，抓住機會，利用好“新經濟”—包括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新型發展態勢，是新經濟成為金融行業的新的增長點。加大金融市場本身的調節作用，使金融市場自身的增長作為主要方式，政府放寬對金融行業的管制，明確放手與資本主義經濟的關系，找好兩者合適的契合點，在市場為調解主體的前提下，保持社會主義的經濟方式不動搖。進，要積極有為;退，要更加主動有序，政府和市場的默契配合下，在保證行業本身安全穩定的前提下實現金融行業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

　　2、更加重視金融立法。十九大仍然強調依法治國，所以金融領域活力的釋放也需要法的庇護，明確一種金融事無小事的觀念，堅持依法治金融不動搖。

　　3、繼續推進實體經濟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工作。 金融機構需要平衡好與實體經濟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等供給側改革目標的關系，在支持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大前提下，拋棄那些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雙升的機構(據統計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增加一倍，上升明顯，部分金融機構的利潤已經出現了大量的負增長情況)。去杠桿要求相對的將第一行信貸的投放總量，擴大利息差，雖然對于金融業必定會造成大的沖擊，但是也不必太過擔憂，因為不良資產不等于損失資產，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通過其他方式收回的。加之金融行業的發展必定是依托于實體經濟的良性發展的，不可能獨立與實體經濟存在，因此金融業一定要有與實體經濟同舟共濟勇氣和義無反顧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擔當，只有依托實體經濟，才能激發實體經濟的活力，也是金融業發展的根本性出路。

　　4、深入推行股票、債券融資改革，擴大融資方式，去杠桿。支持供給側結構改革，就是支持實體經濟去杠桿，與此同時金融行業自身也需要去杠桿，而金融行業的杠桿高的原因就是由于股權、債券等融資受限多，所以使人們太過于依賴銀行信貸和民間借貸等間接融資方式導致杠桿極高，也誘發了一系列諸如金融詐騙，非法高利貸等行為。當前在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重重壓力下，去杠桿不能降低企業債務實現，一定要加大股權、債權融資改革，用實力去杠桿。

　　5、采取綜合措施。采用金融支持和供給側結構中各因素綜合發展的方式，在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激發金融行業支持供給側結構改革活力，并且依托供給側改革的熱浪促進金融行業的健康穩定發展。

　　金融支持在實施供給側結構改革的五大任務中便是不可或缺的，首先研究金融支持供給側結構改革對于調整我省供給結構有著重要的推動引導作用，其次對于我省其他類型的改革的推進也有重要的借鑒作用，第三對于經濟結構的轉型和金融業快速健康發展具有深遠意義，最后對于響應當前國家經濟政策更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徐淑云，生產要素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

　　張曉婧，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要素分析——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J]，中國市場，2013年

　　馬亞明，蘇昱冰，金融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探討、實證分析和濱海新區實踐——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分析[J]，經濟問題探索，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