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 本文分析了國內外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種看法，對目前學術界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同看法進行了歸納，認為目前主要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各個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階段，是一般規律的表現; 第二種觀點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個別國家案例，不是每個國家的必經之路。本文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突出表現為原有支撐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耗盡，從而使經濟處于停滯狀態; “中等收入陷阱”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也表現為一種社會現象?？缭?ldquo;中等收入陷阱”需打破現有制度固化，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關鍵詞 | “中等收入陷阱” 特征與爭議 論文

　　中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trap) 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乏力，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2010 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 4400 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中國社會科學院 2011 年 12 月 13 日發布的《產業競爭力藍皮書》中稱，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已成為“中上等收入國家”。正像一些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面臨著經濟增長放緩、人均收入難以提高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國家在 20 世紀 70 年代后陸續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是直到2007 年，這 些 國 家 仍 然 徘 徊 在 人 均 GDP3000 ～ 5000 美元的發展階段。“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替代“拉美化”，成為對拉丁美洲發展道路的最新解讀，至今在這些國家仍見不到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希望。東南亞一些國家目前也面臨一些經濟發展的共性問題。這使部分研究機構和學者相信，拉美發展困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2010 年，隨著中國人均 GDP 超過 4000美元這一經濟發展階段的到來，以及人們對中國經濟未來可持續增長的擔憂，我國對于“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國經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展開了討論。學者們對于中國是否可能陷入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擔心和討論，使得這一論題成為國內外研究機構和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本文就關于這一問題的學術觀點做一文獻綜述。

　　一、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和定義

　　在國際上，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跨國機構率先對“中等收入陷阱”進行了研究。世界銀行在 2006 年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首次提出并闡述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之后，人們將“中等收入陷阱”引入發展經濟學的分析中，指的是一國在中等收入階段因經濟、政治、社會、倡議、政策等多種因素使其發展水平處于長期停滯徘徊的均衡狀態。在世界銀行東亞與太平洋地區高級經濟學家米蘭·布拉姆巴特看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指各國從低收入國家成長為中等收入國家的倡議，對于他們向高收入攀升是不夠的。從歷史上看，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實際駕馭得了出現的復雜的技術、社會和政治挑戰”。

　　此后，世界銀行在 2007 年發表的題為《東亞復興： 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的研究報告中也提出，“由于缺乏規模經濟，東亞的中等收入國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以前的高增長率。以生產要素積累為基礎的倡議可能會導致持續惡化的結果，由于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下降，在幾十年中，它們仍未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國家和中東是最好的例證”。

　　2010 年，世界銀行發表的題為《有力的復蘇，增加的風險》的研究報告將“中等收入陷阱”概念進一步闡述為，“全球金融危機使東亞中等收入國家必須通過轉變過度密集的中間產業發展來加快結構調整，成為高收入國家。但這將是不容易的。幾十年來，拉美和中東一些經濟體相繼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對不斷上升的工資成本，它們力圖通過大規模和低成本保持自身的競爭力，但是，在不斷擴大的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的產品市場和服務市場中，它們至今不能提升其價值鏈”。

　　大野健一( Kenichi Ohno) 從產業結構升級角度給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從圖 1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但是大野健一認為，不是所有國家的產業升級都會如此完美，許多國家由于在階段 0 時接受的 FDI 太少而停滯在此階段，有的國家例如現在的越南，甚至在進入階段 1 之后很難進入階段 2。而有的國家，如泰國和馬來西亞由于無法提升其人力資本，就無法突破無形的“玻璃天花板”，從而徘徊在階段 2 向階段 3 的過渡中。拉美國家雖然在 20 世紀就達到了較高的收入，但是現在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這種現象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大野健一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僅僅是一個經濟增長問題，并且僅從產業升級的角度給出定義和理解。

　　在我國，隨著對這一問題的認知不斷深入，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進行了闡釋。從經濟發展階段理論的角度，鄭秉文教授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發展中國家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雖然經濟發展水平超過了人均 GDP 1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卻很少有國家能夠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區間，他們或是陷入增長與回落的循環之中，或是較長期處于增長十分緩慢甚至停滯的狀態。在中等收入階段，有些國家和地區長期滯留在下中等收入階段，有些國家和地區則較快走出下中等收入階段，但卻在上中等收入階段徘徊不前。”這一認識與世界銀行的學者的看法大致相同。

　　張平和王宏淼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發展中經濟體從“起飛”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尤其是中高或中等偏上收入區間以后，會面臨比之前更復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挑戰，這些國家如果不能正確應對，就可能在中等收入階段長期徘徊，如同一個人落入“陷阱”而難以自拔，無法實現向高收入國家的過渡。他們認為，從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它是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協調發展。

　　從改變經濟增長機制和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角度，王一鳴認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 1萬美元。”

　　從社會現象角度，曾崢認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有效轉變，出現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城市化進程受阻、產業升級艱難以及金融體系脆弱等一系列問題，導致持續增長動力不足和社會矛盾頻出，從而出現經濟停滯徘徊的一種狀態。”

　　從經濟發展倡議角度，馬巖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使各國經濟體賴以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倡議，對于它們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是不能夠重復使用的，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的增長機制鎖定，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 1 萬美元的上限，一國很容易進入經濟增長階段的停滯徘徊時期。”同時，周學在其《經濟大循環理論》一書中，也采用了這一概念。

　　二、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與爭議

　　關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特征，學者們的看法見仁見智。2010 年 7 月《人民論壇》雜志在征求 50 位國內知名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個基本特征： 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和金融體系脆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將“中等收入陷阱”的特點概括為五個方面： 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城市化以大規模的貧民窟為代價、金融體系脆弱( 資本賬戶開放過程中極易遭遇金融危機沖擊) 、產業升級緩慢、社會服務滯后。高偉將“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特征概括為： 收入差距過大; 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 金融體系脆弱; 勞動力轉移困難; 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梢?，學者們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分歧，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 1)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般規律還是國別個案? 2007 年以來，世界研究機構和學術界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日趨激烈，觀點紛呈。目前學術界對“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國家發展進程中出現的一般規律，是各個國家經濟發展階段中不可逾越的階段。例如，胡鞍鋼提出，一個國家的發展一般要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階段，也是經濟起飛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要素驅動經濟發展模式;第二階段是從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階段，這一階段是經濟社會重要轉型期;第三階段是向高收入或發達經濟體過渡階段。而第二階段即社會轉型期有三種可能性：如果轉型成功則會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順利進入第三階段;如果轉型不成功，則經濟會停滯不前;轉型失敗則可能中斷經濟起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胡鞍鋼還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個新奇的經濟社會現象。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經濟起飛的那一時期被稱為‘進步時代’，同時也稱為‘最壞的時代’，曾經出現過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政治腐敗十分普遍、階級矛盾沖突頻發的現象。其他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也有過類似的過程。”龔小夏認為：“美國內部的制度因素似乎是這個國家沒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為重要的原因。”并且，其他發達國家在進入高收入國家之前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第二種觀點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個案，不是每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高偉認為，“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國家都會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個例，而不是通論，并非魔咒”。徐康寧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揭示了部分國家在經濟發展某個階段出現增速放緩甚至經濟停滯的現象，有一定的客觀性，并具有較好的警示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現象都能代表事物的本質，“中等收入陷阱”也只能是一種現象，并非一種規律，構不成普遍性的經濟學原理。在關于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時，陳江生認為，只要我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中國經濟的發展絕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高盛銀行資產管理總裁吉姆·奧尼爾則表示，中國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認為，中國現在的政策非常“周到”，像泰國等新興經濟體，它們之所以陷入這樣的困境，是因為這些國家沒有擁有像中國那樣的強大的領導能力。

　　從世界經濟的發展來看，拉美和中東國家在 20 世紀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已經到達了中等收入水平。例如阿根廷，在 1964 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 1000 美元，在 90年代末上升到了 8000 多美元，但 2002 年又下降到 2000 多美元，2008 年又回升到 8236美元。拉美地區的許多國家，盡管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卻一直沒能跨越 1 萬美元的門檻，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的階段，被世界研究機構和學者認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還有一些東南亞國家在步入中等收入之后經濟發展受阻，難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而被國際公認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只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少數國家或地區。因此，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并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當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各種社會、經濟和政治矛盾集中爆發，這是比較普遍的現象。筆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發展中國家或一些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但是又因所處的國際環境不同、各國的具體國情不同、采取的發展政策不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徑、方式和時間都有不同。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是走出經濟徘徊停滯的“陷阱”的一個必要前提。

　　( 2) 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解說。在發展理論中，有關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脫“貧困陷阱”的理論和文獻很多。但是，最近提出的一個國家如何從中等收入階段邁向高收入階段的研究文獻卻不是很多，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成熟理論體系有待問世。

　　首先，從經典發展經濟學角度，國內外學者對于“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用經濟發展階段理論來解釋和說明的。美國經濟學家W. W. 羅斯托在《經濟成長階段： 非共產黨宣言》一書中指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分為六個不同的階段，即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創造前提的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民眾的高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他認為，從“起飛”階段到向“成熟”推進階段的過程大約要 60 年左右。從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看，發展中國家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跨越的時間是漫長的。國內學者高偉根據歷史統計數據歸納，提出了四階段理論，即吸引外資、工業聚集、技術吸收和創造四個階段。并且他認為從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過渡不成功，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從目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對發達國家、不發達國家及新興市場經濟發展史進行研究后，從微觀角度提出了國家經濟發展中產出增長的變動規律; 并且針對不同階段用不同的理論來解釋，即馬爾薩斯均衡、工業革命理論、卡爾多經典事實下的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分叉四個階段; 同時提出在工業革命后期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人力資本是后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

　　最后，世界銀行從經濟增長角度，在《東亞復興： 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報告中提出東亞的中等收入國家將經歷三種轉變： 第一，產品的多樣化將會減緩并發生逆轉，因為這些國家的生產和就業將越來越專業化; 第二，投資的重要性下降，創新加速; 第三，教育制度將從增加工人技巧、適應新技術，轉向使工人能夠自己設計新產品和新流程。上述轉變將是這些國家從中等收入繼續前進、成功進行倡議轉變時的表現。

　　( 3) 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評價標準問題。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水平，世界銀行年度報告《世界發展報告》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將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分為三種類型： 高收入國家 ( 地區) 、中等收入國家 ( 地區) 和低收入國家( 地區) 。低收入為年人均國民總收入 995 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為996 ～ 12195 美元，高收入為 12196 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標準中，又劃分為“偏下中等收入”和“偏上中等收入”，偏下中等收入的標準是 996 ～ 3945 美元，偏上中等收入的標準是 3946 ～ 12195 美元。

　　一些學者認為，不能僅僅按照這一標準進行評判，也不能僅看一兩項指標，而應看到它的“綜合指數”，包括人口發展指標、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生活質量指標、教育水平指標、創新能力指標、信息化程度指標和生態化程度指標等。僅憑“中等收入”這一數據，不足以綜合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

　　徐康寧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外延的界定含混不清，讓人很難明白一個國家在什么樣的經濟發展階段容易落入所謂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提法是從世界銀行開始的，中等收入國家以及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也是由世界銀行劃分的。中等收入國家的標準范圍過于寬泛，最低標準與最高標準相差十倍以上，如果“陷阱”的邊界不明確，其含義就已經失去了意義。

　　南非貿易與產業政策倡議研究院研究員普洛伊認為，一個國家是不是進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要看人們收入提高和能源消耗是不是同步。以南非這些年的發展來看，能源消耗提高了，但人們的收入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沙掷m發展依賴于人的發展、就業的增長和綠色的發展。

　　三、關于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

　　現在人們擔心的是，中國在已經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會不會陷入這種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作為世界性大國，能否繼續保持經濟的強勁增長，克服經濟前進中的各種發展性問題，順利實現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 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影響著一些國家對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預期，同時也能夠為中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借鑒。

　　1. 關于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觀點

　　關于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各研究機構和國內學術界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溫家寶總理早就提出中國發展前景的兩種可能性： 一種可能性是順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另一種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學者們的研究則各種說法都有，現在歸納如下。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是按照目前的發展狀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幾率較小或幾近不存在。世界銀行東亞區首席經濟學家霍米·卡拉斯認為，中國政府很有遠見，在從出口主導向內需市場發展的經濟增長倡議上中國表現積極，因此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上會有很好的前景。林毅夫教授認為，“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的，它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和發展模式，對于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的中國，中國政府在宏觀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另外一些學者則提出，中國將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馬克認為，中國剛剛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從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以及市場經濟發展的廣度和深度來看，經濟增長的潛力還很大，短期內應該不會出現長期徘徊甚至停滯的情況。但同時他又認為，雖然中國的經濟總量和規模不斷擴大，但是結構失衡和扭曲的問題長期沒有解決，可持續增長面臨挑戰。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應該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保持高度警惕。

　　藍慶新認為，中國今后五年內還是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他認為，由于我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風險，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物價上漲，政府采取抑制物價的措施可能會在經濟上造成一定的衰退，也就是說中國的經濟政策會在“兩難”中進行。同時，王一鳴認為，中國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挑戰： 一是勞動力成本趨于上升; 二是高儲蓄率發生調整; 三是技術創新“瓶頸”制約; 四是工業規模擴張難以持續; 五是資源環境硬約束強化; 六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 七是社會矛盾明顯增多。

　　還有的學者認為，按照目前的發展進程中國將能夠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是它會存在一個調整期。例如蘇海南認為，中國如果今后能夠較長時期大體保持年均 7% ～8% 的增速，那么到第 14 個五年規劃后期即2024 年左右，我國就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了。但是從現階段到 2015 年，中國可能出現一個調整期。筆者認為，這種分析只是單純地從經濟增長的角度分析中國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沒有從整個經濟發展的角度考慮，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2. 關于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歧見

　　雖然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沒有一致的結論，但是國內外學者和各國際組織對于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風險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們研究的重點是探討如何化解“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因為這不僅是中國一個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也是其他眾多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中國問題的解決，對于其他國家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國內外許多學者從國際比較的視角，對拉美和部分東南亞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訓和日韓等經濟體成功步入高收入國家的經驗進行了總結。關于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目前受到更多國內學者關注的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蔡昉教授認為，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基本形成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國外學者通過對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經濟研究，對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一些看法。大野健一通過研究得出，越南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主要由自由化經濟和大量的外部購買力所驅動。但是隨著全球經濟的調整和一體化程度的加深，越南需要創造更多的內部價值繼續保持增長，從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目前越南經濟增長不可能使其達到更高的收入水平，除非制定新的政策激活該國的生產能力。一種新型的領導能力成為越南產業政策制定的關鍵切入口，即直接服務高層的技術團隊和倡議聯盟與國際合作伙伴。

　　胡永泰( Wing Thye Woo) 通過對馬來西亞經濟的研究，提出了重新啟動知識型經濟增長，即微觀價格、有效的框架機構和宏觀經濟平衡的權利。微觀價格是指政府大幅度降低干擾定價機制，撤回具有壟斷地位的政府相關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與家庭的政治家。聯邦和州的采購系統應為公開招標系統。定價機制應該是一種經濟手段，資源分配并不是一個政治工具的租賃。有效的框架機構即改革關鍵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的現代化的治理框架。具體來說，大規模的制度改革在印度尼西亞前總統蘇哈托下臺后必須探討適合的政策，例如分散經濟決策權和建立反腐敗機構。宏觀經濟平衡的權利是指宏觀經濟管理遵循以下原則： 財政收支平衡和平衡預算的優先投資外部平衡。

　　國內一些學者通過對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和日韓國家的對比研究，總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結論。王一鳴選取經濟增長穩定性、技術創新、人力資源、收入分配、社會發展和對外依賴六個方面，對被認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韓國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馬來西亞與阿根廷進行了對比，得出了拉美國家和部分東南亞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五個原因，即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和體制變革嚴重滯后。他認為，日韓成功跨越的最根本原因是成功實現了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和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擴大。

　　但是也存在其他一些看法。例如，鄭秉文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和步入高收入的東亞“四小龍”進行對比，對中國經濟 30 年改革發展進行了回顧和總結，提出了中國經濟經歷和即將經歷市場驅動、要素驅動、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四個階段，以及三次跨越。他指出，中國目前處在效率驅動即“上中等收入”階段，強調市場經濟制度內涵的提升和社會轉型，因而他提出了制度、政策和基礎設施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動力組合。儀明金、郭得力、王鐵山總結了拉美國家、馬來西亞和韓國的經驗教訓，提出拉美國家失敗的原因在于，這些國家錯失了發展模式轉換良機，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激烈、宏觀經濟政策偏差放大了經濟的波動性，國家干預作用過于極端。而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模式”成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改革起點和突破點; 韓國的成功經驗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產業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轉型。

　　四、結論與思考

　　目前，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多集中在發展方式轉變和收入分配等方面。本文認為，對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來說，核心問題在于這些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導致經濟增長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這使得大部分國家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不僅僅是一個收入分配的問題，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如何轉變經濟增長的動力以實現持續發展的問題。因此，結合本文中對于文獻的論述，我們提出對于“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認識。第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簡單等同于收入分配惡化。“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現是原有支撐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耗盡從而使經濟停滯。首先，隨著原材料、資金成本和人力資源成本的上升，原有的低成本和人口紅利的優勢正在消失; 其次，一直依靠投資和出口兩架馬車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產業結構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變得極其不穩定; 最后，中國30 年的改革釋放出來的制度紅利正在消失，與此同時形成的各種利益集團對進一步改革形成了很大的阻力。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種社會現象，它體現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個方面，表現為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就業困難、社會動蕩等。中國將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聯系，以發展求穩定，同時穩定就成了中國社會的一個癥結，從而忽略了改革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問題，而只是一味地通過保增長來解決一切問題。

　　第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常表現為社會發展從不均衡到實現均衡發展的狀態和過程。這意味著，要打破現有的制度固化，正確認識和面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積極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傮w來看，中國可以通過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縮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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